读这本书的缘起在于前阵子重读了新修版的《射雕英雄传》。一直以来，《射雕英雄传》都是我最喜欢的武侠小说之一，不仅仅在于郭靖这个人物，更在于成吉思汗是我心目中这本书的第一男主角。事实上，不管是文字也好，影视改编作品也好，我最喜欢的始终是蒙古那段情节。凡是有重新翻拍这部作品，我只要看了头几集蒙古戏觉得拍的太差，就会全盘否定。张纪中版的射雕英雄传一向被骂得很惨，但只要抛开男女主角不看的话，还是拍得相当好的。最起码蒙古戏是所有版本中最棒的，2017年新拍的那版也不错，扯远了。
小时候读过一本叫做《成吉思汗》的书，里面的主要情节应该大半取材于《蒙古秘史》。不过小时候只记得看热闹，对他一生中的大风大浪印象深刻，文字风格也很新鲜难忘。除此之外，就没有再读过其他关于他的书了。前阵子偶然找到了这本，立刻列入了今年的必读书目。今天读了序言，深为作者的治学态度所感动，看来是可以对书的品质放心了。
以下摘自本书序言，从中反映出来的治学态度，堪为国人典范。
每份文献的最终检验，就是要将它放到事件发生的实际地点上去。书本可以撒谎，但地点从不会骗人。对主要地点的快速形成而又令人疲乏不堪的总体看法，回答了一些问题，但也提出了更多的疑问。我们认识到，不仅一定要找到正确的地点，而且一定要熟知那里发生的大事。在天气合适的时候，我们必须到那里去。在那年的不同季节中，我们不断地往返于那些相同的地方。那些地点散布在横跨数千平方公里的山水之间，但对我们研究来说，最具意义的地点却分布在神秘的、难以接近的地区，那一地区自成吉思汗去世以来，一直都被封闭着。由于成吉思汗的游牧生活方式，我们自己的工作也成了一种逍遥学派式的课题项目，一种移动的，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一个地方的考古学。
卫星照片显示出一张没有大型道路的蒙古地形图，然而却有数千条小道纵横交错，它们穿越戈壁，横跨山脉，似乎通向草原的每个方向；然而，它们都终止在限制区——“大禁地”——的边缘地带。进入成吉思汗的家乡需要穿越一块缓冲区，那一地区曾被苏联占领并且设防，不让任何人靠近。当苏联人撤离蒙古的时候，他们在那里留下一幅四处散布着军用品的超现实主义风景图：坦克的金属残骸、损毁的卡车、被拆卸的飞机、失效的炮弹和未爆炸的哑弹。怪异的水气和奇特的雾缥缈其间。扭曲的金属雕塑品耸立在那里，有几层楼高，陌生的建筑遗迹不知曾是做什么用的。坍塌的建筑，曾安装着秘密的电子设备，如今蹲在渗透着油渍的沙丘中间，已空无一物。陈旧武器序列的装备遗弃在满目疮痍的整个草原上。一池池黑暗神秘的不明化学药品，在阳光下可怕地晃动着。不知来源的发黑残骸，漂浮在污浊的液体里，而动物遗骸、干尸、各种皮毛的样本以及成块的羽毛皮则弃置在池塘四周。跨过二十世纪展现的这一恐怖墓地——在最强烈的对比中——就出现了未受惊扰而又封闭的成吉思汗家乡：几百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山脉、河谷及草原。
进入“高度限制区”不仅是返回到那个时代；这是近乎准确地发现成吉思汗所留下的世界的一个机会。这个地区保存下来，像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岛屿，被二十世纪最糟糕的科技恐怖包围着，然而也被其保护着。倒下的树木、浓密的草丛、巨大的石头阻塞道路，许多地方仍不能穿越。而另外一些地方则在过去的八个世纪里，只能目睹着偶尔穿过的巡逻士兵。这个限制地区是成吉思汗的天然纪念碑；当我们穿行在这一区域时，似乎感觉到随时他都可能到来，疾驰过那条河，并翻越那条山脊，去他喜爱的地方再次扎营，射杀那正奔命的小羚羊，在斡难河的冰面上砸个钓鱼的小洞，或者向不儿罕·合勒敦山（今肯特山）鞠躬、祈祷，与他活着的时候一样，在他去世之后，这座圣山仍旧继续在护佑着他。
我们的研究小组走近“大禁地”，就像侦探们在调查一个新的犯罪现场。用《秘史》作为主要向导，我们横跨平原，并从许多小山和丘陵地带去勘察原始地形。在远离有明显界碑的山脉、河流和湖泊的开阔草原上，我们非常依赖牧民，他们惯于跨越草原，就像水手惯于横渡大海一样。一群不断更换的蒙古学生、学者、当地牧民以及养马人，总是在陪伴着我们，他们之间随时都在激烈地争论着，试图回答我正在探讨的问题。他们的判断和答案总是比我的好，而且他们的问题对我来说是从未想到过的。他们了解牧人的想法，尽管在陌生的地域，他们也能很容易地确定，他们的祖先将会在哪里扎营，或将会按哪个方向行进。他们很容易地鉴别出哪个地方蚊虫多，因而不适合夏季扎营，哪个地方太过暴露，故不适合冬季宿营。更重要的是，他们乐意验证自己的想法，例如，弄清楚骑着一匹马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究竟需要多少时间，或对不同地方的土壤和草进行比较，弄明白马蹄声的回声会如何不同。他们知道骑马越过冻结的江面需要多厚的冰，何时可步行穿过，何时可破冰涉水而过。
有些描述性质的蒙古地名为我们提供了机会，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它们恢复成蒙古语，或运用到我们周边的地形上。文件中叙述到成吉思汗首次成为部落首领是在合剌主鲁格（Khara Jirugen）山下的阔阔纳浯儿（Khokh）湖，它的意思是指“黑心形状”山下的“蓝色湖泊”。那个地方的特征保存了几个世纪之久，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它。另外有些地名与成吉思汗的出生有关，比如乌得尔山（Udder Hill）和斯普林湖（Spleen Lake）。这些名称是适用于描述那个地方的外形特征，还是适用于描述事件曾在那里发生过呢？由于这种不确定性，这些名称显得更具争论性。而且，因为这一地区经历八个多世纪的风蚀和干旱，山或湖的外形也会发生改变。
渐渐地，根据已有的证据，我们尽力将故事接续起来。寻找到成吉思汗童年时期生活过的地方，并追寻成吉思汗的成长之路，有关他生平的一些误解就能够立即得到修正。尽管我们对成吉思汗出生地——斡难河边的小山丘——的准确特征存有争议，例如，显然，有很多沼泽而又长着繁茂树木的河流地带，与宽阔空旷的草原相比是很不一样的，草原是大多数游牧民生活的地方，也是大部分历史学家认同的成吉思汗的成长地。这种区别使得他与其他的游牧民之间的差异变得相当明显。我们随即就可明白，为什么《秘史》在成吉思汗的童年时期经常提及的是狩猎而非放牧。地理条件本身将成吉思汗的早年生涯与西伯利亚文化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秘史》所言蒙古人即发源于这种文化；而不是与空旷平原的突厥部族联系在一起。反过来，这些信息大大地影响了我们对成吉思汗战争方式的理解，并影响了我们去认识他是如何将敌对平民视作被驱赶的牲畜，而又如何将敌方士兵视如被追捕的猎物的。
在变化异常的条件和处境下，五年间，我们小组不断野外调查。2001年1月，我们来到霍洪纳格（Khorkhonag）草原，那里的气温变化幅度超过80℃——从没有遮蔽的广阔地面的38℃左右的高温，到-46℃的低温。在这样的地区，我们经历着旅行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灾难与幸运。我们的交通工具被围困在冬天的冰雪中，被阻滞在春季的泥淖里，或者陷入夏季的沙石中；甚至有一次被暴发的山洪冲走。很多次，我们的帐篷被风雪破坏，有时也被烂醉的狂欢所毁坏。在二十世纪最后的几个夏季，我们尽情地享受无限的牛奶、羊肉。然而，在本世纪的头一年里，我们也经历了牲畜饿毙所带来的最糟糕的年份，这个动物饥荒称为“阻德”，那时我们周围的马和牦牛全部倒毙，夜间所有的大小动物都直挺挺地被冻死。
然而，在我们的工作中，从没有一刻的怀疑或害怕危险。与永久地生活在那些地区的牧民和猎户日常生活中的艰难相比较，我们的困难是不值一提的。总有意外的插曲，开始只是一种麻烦，最后却总能教给我很多有关所在地区及其人民的新知识。从一天在马上行进近八十公里这点上，我明白了用近五米的丝带紧紧地束住下腹部，实际上可以固定住内脏并防止呕吐。我还明白，在如此漫长的艰苦跋涉中，当没有时间停下来生火做饭时，口袋里常备的干奶酪有多么重要；骑在木马鞍上时，我认识到身穿称为“迪尔”的厚蒙古长袍的实用性。有一次在不儿罕·合勒敦圣山附近遭遇到一匹狼，在我的同伴看来，那次遭遇是福而非祸。无数次迷路或失控的事情，都会给我带来新的教训，比如在确认方位或行进的路线时，以及在等待他人出现的耐心等方面的经验。许多次，我体会到蒙古人是多么密切地了解他们自己的世界，我始终并完全地相信他们机敏的判断、健壮的体魄和慷慨的帮助。
本书所呈现的，是我们发现的一些要点，没有更多地叙述我们所遭遇到的有关天气、食物、寄生物及疾病等方面的细节，也没有过多地叙述研究者个人的特殊倾向和沿途遇到的人们。本书所关注的始终是我们工作的使命：去理解成吉思汗和他对世界历史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