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的书，我是第一次读。大约在一年以前，看了他老婆杨绛写的《我们仨》，是电子版的。如今，同事给我带了本《围城》，我想，再读一读她老公写的吧。
同事说:“你看我是有多喜欢他们两，他两口子的书，我都买了，也都看了。”我打趣地回答：“嗯，虽然我都没有买，但他俩的书，我也都看了。咱俩真是有意思，啊？哈哈哈哈。”
钱钟书的围城，写的非常有趣。我在刚开始看的时候，就忍不住被字里行间趣味性的描写逗得哈哈大笑。在书中的后记中，杨绛女士说，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
杨绛女士还说，使我放下稿子大笑的，并不是发现了真人实事，却是看到真人实事的一鳞半爪，经过拼凑点化，创出了从未相识的人，捏造了从未想到的事。我大笑，是惊喜之余，不自禁地表示“我能拆穿你的西洋镜”。钟书陪我大笑，是了解我的笑，承认我笑得不错，也带着几分得意。
钱钟书写围城，对每个人物的心理活动都描写的很透彻。每个人要做什么，说了什么话，这话是说给谁听的，谁听了之后脑子里什么想法，他都如数家珍。用一个布局者的眼光，把人物故事展现的活灵活现，好像你也是其中的一位旁观者，只不过你是书外的，他们是书里的。
比如说，他描写人物鲍小姐：
只穿绯霞色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漏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有人叫她“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
描写童真：
那小孩子忽然向她们椅子背后伸了双手，大笑大跳。两人回头看，正是鲍小姐走向这儿来，手里拿一块糖，远远地逗着那孩子。
描写沉默寡言的人：
不轻易开口的人总是旁人想他满腹深藏着智慧，正像密封牢锁的箱子，一般人总以为里面结结实实都是宝贝。
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
忽听得轻快的脚步声，像从鲍小姐卧舱那面来的。鸿渐心直跳起来，又给那脚步捺下去，仿佛一步步都踏在心上，那脚步半路停止，心也给它踏住不敢动，好一会儿心被压得不能更忍了，幸而那脚步继续加快的走近来。鸿渐不再疑惑，心也按束不住了，快活得要大叫，跳下铺，没套好拖鞋，就打开门帘，先闻到一阵鲍小姐惯用的爽身粉的香味。
你读了之后，有没有一种错觉，觉得自己就是那个方鸿渐？作者巧妙的用代入感描写的方式，让读者与书中的人物产生共振。
杨绛女士在后记里解释说，鲍小姐之所以姓鲍，是因为鲍鱼之肆是臭的。钱钟书在围城里写，爱装扮的女人，透漏着某种吸引人的目的性；不爱装扮的，心里压根儿没有男人。
杨绛说，钱钟书把方鸿渐作为故事的中心，常从他眼里看事，从他的心里感受。
也有很多人说方鸿渐就是钱钟书。从人物背景上看，方渐鸿是家中的老大，钱钟书也是长子；同样都有乘船出洋留学的经历；同样都身为无锡人；同样都在上海工作过。
但方渐鸿和钱钟书的经历是大不相同的，读者认为作者的所思所写必定是周边熟悉的或亲身经历过的人和物。围城中的一些场景和作者的经历有类似，这利于刻画人物背景，但人物故事却是纯属虚构的。故事中的人，也是现实生活中从很多人的某一特点而集中起来的一个综合体。
作者的比喻用的也很有特点，比如说：高松年的脸涨得像虾在热水里浸了一浸。
描写人们常有的动作：高松年听他来了，把表情整理一下，脸上堆的尊严厚的可以刀刮。
说漂泊在外的人回家：远别虽非等于暂死，至少变得陌生。回家只像半生的东西回锅，要煮一会才会熟。
描写老头儿得知儿子讨了媳妇回来：方翁看完信，叫得像母鸡下了蛋，一分钟内全家知道这消息。
没看过围城的人总被别人说“婚姻是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而误导，觉得围城就是写婚姻的。其实围城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这句话，甚至可以说和这句话牛马不相及。这话确实是钱钟书说的，但绝非这本书的宗旨。它只是由书中的人物故事而繁衍出来的一句话。看围城，读的是作者的写作手法，作者的生平经历，以及每个人行为背后的故事。
书中故事的结尾让人荡气回肠，启人深思：
那只祖传的老钟从容自在地打起来，仿佛积蓄了半天的时间，等夜深人静，搬出来一一细数：“当、当、当、当、当、当”响了六下。六点钟是五个钟头以前，那时候鸿渐在回家的路上走，蓄心要待柔嘉好，劝她别再为昨天的事弄得夫妇不欢；那时候，柔嘉在家里等鸿渐回来吃晚饭，希望他会跟姑母和好，到她厂里做事。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计时慢七分钟的旧钟表，是鸿渐父亲送给他和柔嘉的新婚礼物，鸿渐心里本想对老婆好，嘴上却说出了气得让她离家出走的话；柔嘉本想给丈夫鸿渐说让他去她姑母厂里做事的，却没有给丈夫台阶下，捏定了他要离开她去重庆而耍脾气……
他们嘴上说的，都不是心里最想表达的话。
如果说婚姻是一座围城，难就难在同生活于一个屋檐下，却无法读懂对方的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