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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萍寄清水，随风东西流。

悲风来入怀，泪下如垂露。

——摘自曹植《浮萍篇》

1

我叫胡频，是一名普通的技工。

三十年前，我歪打误撞进入这家汽车公司，被安排在门模块预装区域从事安装工的差事。我所做的工作不过是照着车上装配单标记出的色标号把对的零件安装到对的位置。我干过很多工种，起先是手工拧螺丝。舶来电动扭力枪之后，我几乎闭着眼就能完成工作。后来调配去安装线束，装音响喇叭，再后来装门锁，装车门内扣板。公司生产任务吃紧的时候，我常常凌晨爬起，从早五点一直干到晚六点，其间只有二十分钟的午餐时间。

我和工友们吃饭的样子，你看了一定会笑。噢，不一定，或者你也会张大嘴巴。我们一边扒拉着饭，一边瞪大眼珠子寻找餐厅里的猎物——就是那个身材正点、模样周正，手背有一梅花斑的麻花妹。他们看得哈喇子都流到碗里了。

我一般不怎么看，偶尔受不了工友们的起哄偷瞄两眼。只见她油亮的大眼睛下有一对微微隆起的卧蚕，高挺的鼻梁下是厚而性感的唇，因为涂了时下流行的故宫色，显得过于妖艳和浮夸。两束墨色的麻花辫垂至腰间，S型的丰满身材让人不由得浮想联翩。

我从来没有感受过风花雪月的浪漫，我不能，也不想。更准确地说在我年少时，从母亲被酗酒的父亲拿着胳膊粗的棍棒追着满院子打，疼得鬼哭狼嚎、死去活来的那一天，我就对男女关系心生畏惧了。

流水线每月总有那么几次设备故障或保养，我便借机溜到一处较隐蔽的休息区，拧开装了低度酒的保温杯，偷偷啜几口。我时常一边砸吧嘴，一边环视这里的角角落落。全玻璃围成的生产车间内，有一个偌大的流水线。油漆出来的车子，从头顶的九米平台缓缓驶入，经天窗、仪表板、前后风窗、底盘、内外饰、门模块、四门两盖、轮胎等安装工艺，一个简单、丑陋的空壳子便有了五脏六腑，渐渐饱满、美观起来。

我在砸吧嘴或嚼口香糖的时候，心里常常这样想：我一人挣钱一人花，真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干累了或者不爽快了，管它天王老子，和我的麻将铁搭档兼工长简单招呼一声，我想休几天就休几天。拎起迷你行李箱，我想往哪里浪就往哪里浪。这些年，我只身一人去过滇南，也到过大东北，骑行过川藏线，也品尝过宝岛台湾的帝王蟹。我走来走去，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却不曾换过我吃饭的这口碗。并不是我多么喜欢这份工作，或者说我只是习惯日复一日地干着同样的工种，像头老牛拉着旧犁在熟悉的土地上耕来耕去。

2

这种熟悉的感觉曾让我烦恼和沮丧，但当我拿着赚来的钞票，去到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地方时，我感觉我又活过来了。现在，只要不想起那个让我一度梦魇的暗夜，我的人生可以称得上不好不坏了。

人民医院，消化科某病室。靠窗的一张病床上，躺着一个面黄肌瘦，眼睛深陷，颧骨突兀的中年女人。她鼻孔里插着一根软质塑胶管子，另一端连着床头标有“O2”的供氧装置。头上靠脑门的地方，埋了一根明晃晃的针脚，针脚尾部是一根透明软管，半空中吊着几袋或红或黄的输液剂。女人眼睛紧闭，嘴唇干裂，手臂和脚踝处的青筋似枯死的树干沟沟壑壑。她头部垫得老高，身体像条鱼干斜拉着垂下，整个人骨瘦如柴，窝在棉絮被里。那个飘着小雪的深夜，母亲停止了呼吸。她解脱了，也永远地离开了我。

事后听邻居讲，那天母亲很勇敢，一向少言寡语，克制忍耐的她爆发了，拎起扫帚与醉酒的父亲在院子里周旋。后来父亲酒劲儿上来，靠着廊下的台阶睡着了。母亲一边咒骂父亲，一边揉着身上的淤青。她体重不及父亲的一半，却硬是将他拖到堂屋的沙发上，再拿一条厚棉被盖上。众人散去后，母亲从床下翻出一瓶干草枯。当邻居再次发现之时，母亲已蜷缩在猪圈的一角，口里不停地涌出骇人的白沫。

看着母亲脸上、手腕和小腿上的遍布的淤青和红肿，我泣不成声。我发誓，此生绝不再喊那人一声爹。他根本不配！

可恶的他如丧家之犬，被母亲的娘家人轰出病房。他耷拉着脑袋，跪在那里，一只手不住地抽打自己的脸，嘴里还念念有词。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朝着他站立的方向啐一口痰，砰地一声把门关上了。

怎么说呢，我时常有一种感觉，母亲化作星星之后把我的心儿、魂儿也一并带走了。在门线模板，我曾是十足的工作狂魔，可以连着12小时不吃不喝，哪个同事请病假了或者临时有事了，我便被安排顶替上去。没有我不会的工种，没有难倒我的操作难题。我连续八年被评为岗位优秀标兵，得来的奖金全部请吃得一干二净。其实我在乎的既不是荣誉，也不是那点奖金，没有告诉那些工友和酒肉朋友们的实情不过是——我只有在拼命干活，忙到没心没肺的时候，才不会想起我可怜的母亲，才不会想起那个可怕的他。

3

我在工厂旁的匠盛公寓租借了一间四十几平、一室一卫的房子。隔着敞亮的落地窗，我能看到对面建筑里的生产流水线。有时，夜半醒来，我倒上一杯烧酒，就着月光，数着对面流水线下来的颜色款式各异的车辆发呆。要是哪天，我能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新车就好了。想着，想着，后来有一天真的心想事成了。车子带给我自由和宽慰，我喜欢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穿过大街小巷。

一晚，我在挨着公寓的一家挂着光明小吃招牌的铺子里坐下。菜单在我手里翻来覆去，似乎无意停下。我食欲全无。忽然，隔壁桌的一家三口引起了我的注意。只见一男人三十出头的样子，项上系着领带，可能是刚下班的缘故，还未来得及脱掉身上的正装。紧挨着他坐着的是一个约摸四五岁的孩子，短寸西瓜头下是一张极其可爱的小脸，孩子正用稚嫩、不高不低的声音哼唱着陈奕迅版的《孤勇者》。

孩子的另一边是一妙龄妈妈，她的眼眸圆而大，散发着一股和善与慈爱的光。她的发丝黑而密，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她在唇边竖起一根食指，朝孩子重重地嘘了一声。孩子会意，露出调皮的笑容，立马安静下来。牛肉面上来了，那位父亲去橱窗拿了小碗和筷子，捞起一坨面，又夹了几个牛肉粒和几片青菜。他拌了又拌，接着挑几根面用嘴巴碰触了一下。

“爸爸，我要吃。”孩子催促着。

“吃吧，正好不烫了。”他淡淡地笑着说。

孩子接过碗，照着他的样慢慢架起筷子，哧溜哧溜地吸个不停。男人看向女人，女人也回头看向男人。那种默契和他们眼里流露出的幸福，瞬间击垮了我。

我曾是少年，我也曾和家人一起围坐过，也热热闹闹过。然而过去的一切都被那个人毁得干干净净，以致于我的大脑常常一片空白，内心除了烦恼和四处冲撞的毒蛇一样的怨恨，再没有别的东西了。

我孤独吗？有时我在阳台叼着烟卷，望着街对面的流水线，这一奇怪的问题会冷不丁地冒出来。

说起朋友，我伸出手指头，好像两只手也数不过来。我的榆木疙瘩脑袋不知哪一天灵光乍现，突然悟出这么一点儿道理：人嘛，只要别太计较、别太算计，只要别太盯着别人的缺点和痛处，总可以结交很多朋友的。人无完人，靠吃吃喝喝建立起来的酒肉朋友未必不可以是解闷的朋友。

然而热闹之后，我常常觉察到来自灵魂深处那更大的虚空和落寞。俏皮话说尽，我觉得我的精气像被一个巨型真空泵抽得一干二净，似乎只剩下一个皱巴巴的空皮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反而会想起我少时的玩伴，那个给过我抚慰，也伤我最深的朋友。

母亲离世后，那个人没有丁点儿改变，反而变本加厉。他一天也没有中断酗酒，时常拿着喝了半瓶的白酒，在房前屋后或者村里的羊肠小道上幽灵一样地闲荡着。他满嘴的酒气，逮着人就骂，以至于邻居和孩子们一边躲他，一边不住地喊他胡阎王。我常常以泪洗面，挪着沉重的脚步回家，在洗菜、煮面条的时候，我的眼里燃烧着愤怒的火焰，我不安的心一遍遍咒骂着：混蛋，混蛋……

4

当我靠在池塘边的一棵棠梨树下发呆的时候，刘元元走到我身边。他递给我一张红薯饼，不管我接不接，硬塞到我手里。他与我紧挨着坐下，大口朵颐地啃着他手里的另一块饼。我俩谁也不说话，就这样坐了个把儿小时。第二天，如此，第三天还是如此。第四天，我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红薯饼好吃。”我看着目光澄澈，满脸阳光的他说。

“我妈——”他立刻停下来，一脸的绯红，“喜欢吃，我就每天给你留一块。”

夏天来了，他说要教我制作粘竿捕知了。我们先寻了两只长短适宜的竹竿，在院角一处废弃的杂物堆扒拉出一根长铁丝。刘元元在铁丝约摸的居中位置，拿左右两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反复地拗上扭下，不多时铁丝便一分为二了。他取了其中一根，将一头插入竹竿的一端，绕着圈拗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圆。我照他的样子，将另一根铁丝也弓成了一个圆形。接着，我们去房檐或墙角寻觅大片的蜘蛛网，拿带铁圈的一头在蛛网上轻轻旋转几下，铁圈便立马变成了一个网球拍的模样。就这样，多绕几处蜘蛛网，铁圈上的网便越发密不透风了。我们绕过池塘边的棠梨树，来到几株皮柳树下。刘元元示意我嘘声，先看他怎么捕知了。

只见他踮起脚尖，没有声响地接近皮柳树。在距离树干大约两米的地方，他缓缓抬高手中的粘竿，朝枝干最低处的一个知了扑去。“吱——吱——吱——”知了果然被粘上了。它高声鸣叫着，越挣扎却越动弹不得。刘元元让我显显身手。我想着简单，连试了两把，却一无所获。刘元元拿粘竿碰了碰我刚才扑网的位置，帮我解释失手的原因。听着他头头是道的分析，我觉察到捕知了的巧妙之处。按照他传授的心法，我果然屡试不爽。

刘元元不光手巧，还很有心思。我和元元讲出那个人酗酒之可恶，他便皱起眉头帮我出主意。有一次，我将酒瓶里的酒倒入茅厕，偷偷装入了井水。晚上醉酒回来的他躺在床上，迷迷糊糊中醒来，骂我不给他拿酒。我战战兢兢地将换装过的酒递过去，他竟然喝得津津有味，全无知觉。这时，我便小有得意，为我们的小把戏凑效而喜不自禁。

那时，几乎同时走进我生活的，还有一个女同学朱红。她胖嘟嘟的嘴，粉红而微翘的唇，尤其是那双通透而明亮的眼睛，让人百看不厌。哪怕远远望一眼，你也能忘却这人间的烦恼和忧伤。

5

起初我没注意，直到一次晨读期间的学校卫生检查。那天，一个扎着两只马尾辫的女孩子在我身旁蹲下，她起身时手里拿着一只我寻了好几天都不曾发现的圆珠笔。

“太，太谢谢你了。”看到肩带红袖章，面如春风的她，我突然害羞起来。

“A piece of cake.”她莞尔一笑，随即转身走开了。

其后的每周一，她都带红袖章从我身边轻轻走过。她的微笑，她马尾辫上的淡蓝色蝴蝶结，让我着迷。我看着她走进教室，又目送她的背影渐渐消失。

有一天，朱红的发梢上别着我送她的那只红宝石发夹。我知道我得手了，兴奋得手舞足蹈。课间时分，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跑到隔壁教室门口朝刘元元挥手。

他出来了，问我什么事。我说我和朱红有戏了。鬼信，他说。我说真的，你看她头顶的红宝石发夹就是我送的。

刘元元脸色铁青，不说一句话，转身就回了教室。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上课铃声响起，也容不得我多想了。

那年冬天，那个我一整年不叫他父亲的男人突然对我说，带你去北京见见世面。我本不想搭理他，可想着能见到书本上的故宫、长城等景观，我便提醒自己是不是可以暂时放下心中的积怨。

冬至后，他带着我游遍北京大小景点。我第一次坐绿皮车去到那么远的地方，第一次在北京乘坐公交车、地铁，也第一次见到北京的冰凌子和鹅毛飞雪。他穿着那件褪了色的军大衣，将我裹得紧紧的，在深一脚浅一脚的辗转中，我们走过天坛、地坛，瞻仰过主席纪念堂，在故宫博物馆欣赏过乾隆款金瓯永固杯，也端详过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我们在古长城上一边看烽火台，一边感受着扑面而来的厚重的历史气息。

快乐是短暂的。我知道我心底的那根刺还在，可我没有勇气拔掉它。在这短暂的北京之行中，我至始至终没有叫过他一声爹。

回到河东村，我第一时间将喜悦分享给了刘元元。我和他讲我在主席纪念堂看到的端起钢枪的解放军，也讲未名湖的热闹，北京的烤鸭和炸酱面。我将一小罐一元茉莉花茶递给他的时候，他淡淡地说了谢谢，眼里、脸色都没有了往日的热情。事情果然蹊跷起来。回学校没多久，便不时有人找我。

6

“听说你在北京见过扛真枪的红军，吹牛逼的吧！”一天，有个人跟在我身后，突然窜到我面前，挡住了我的去路。

“不是红军，是解放军。”我纠正道。

“哪里见过的？”那人继续问。

“毛主席纪念堂，纪念堂门口真的有……”我面红如猴子的屁股，一时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了。

“什么型号的枪，知道么？”

“我不知道。”

“枪里有子弹吗？”他接着问。

“不知道。”

“那你就是吹牛逼！”那人幸灾乐祸，一脸知足地走开了。

我走到教室门口，朝刘元元招手。他出来了，我们不说话，一前一后地走着，一直走到操场北角的一棵刺槐树下。

“我见过扛枪的红军，是你和别人说的？”我瞪着眼，准备听他如何解释。

“你说过的。”他一脸不屑。

“我说的是解放军，没有说红军！”我抗议道。

他抬起下颚，拿凶狠的眼神看着我，接着冷笑一声：“管它红军、解放军，吹牛罢了。”

我极力保持克制，继续问他：“谁说我是没妈的野孩子？”

“你不是没妈吗？”他反诘道。

“你就说是不是你说的？”我感到脚底的血哧溜窜至头顶。

“我说了你又能咋滴？！”他一脸无赖。

我用力一推，他没有防备，直接撞到刺槐树上。他矮我半头，而且论块头，也绝不是我的对手。

我们厮打在一起。我拼尽全力，牢牢地骑在他后背上，很快将他制服在地。

上课的铃声响了，我起身拍拍身上的灰，走向教室。约摸一刻钟的功夫，我被班主任叫到教导主任办公室。

7

我立刻看到手背、胳膊上全是划痕和血迹的刘元元，他正拿手背假惺惺地哭哭啼啼。我满心狐疑，我没有挠他，哪来的伤呢？直觉告诉我，是他自残，估计拿了刺槐的枯枝划出来的，然后栽赃陷害我。教导主任和班主任轮番上阵，盘问我事情的来龙去脉。空口无凭，不宜多言，我只好接受赔医药费和叫家长来学校的惩罚。

那个我好久不喊父亲的人来了学校。回去的路上，他脸上铁青，一句话也不说。进了院子，他喝斥我在杏树下站好，然后去西屋工具间拿出一团拇指粗的麻绳，三两下就把我绑好了，然后将我倒挂在那个让我永生难忘、倍感耻辱的枯杏树下。

“你忘了你北大的梦了？”

我不说话。

“你为啥要跟人干架？”

我不说话。

“以后还敢这样吗？”

我还是不说话。

那时的我，眼冒金星，脑袋昏沉，口里开始吐白沫。

“喊我爹，”他怒吼着，“快向我求饶！”

我既没有喊他爹，也没有向他求饶。但接下的事，我都不记得了。我感觉我好像死过一回。等我醒来，我心里对他的怨恨，已经由一株小苗长成参天大树，又好像星星之火呈现出不可逆转的燎原之势。

15岁那年，我第一次流浪街头。傍晚，桥下，一个叫百事通的黄毛找到我。他说，只要我出钱，他就可以帮我搞到一张带有我头像的18岁的合法身份证。我回教室，打包了我所有的书，也偷偷把骚扰我两年的恶霸李文武的书全部装入。卖书得来的钱，正好一百块。

临别前，我和朱红见了一面。她还戴着我送她的红宝石发夹。朱红面露难色地告诉我，刘元元一直死皮赖脸地追求她，不过她从来没有接受过他。我抱紧她，我们狂吻了几分钟，然后我告诉她：我要离开河东村了，我受够了这个地方。

她哭得很伤心，差点咬掉了我半个耳朵。我们就此别过，没有说一句再见。

就这样，我离开了我讨厌已久的学校和河东村，再没有和任何人打过招呼。

8

我带着偷偷积攒下来的几百块钱，买了一张最慢的车来到S城，开始了我的漂泊生活。我打过各种临工，餐馆刷碗、马路扫街、厕所掏粪、熬夜代人排队取号。为了多赚点，我还干过大件行李搬送，体会过将七八十斤的行李从某个地方的五楼搬下，用三轮车短驳到几公里外的一个地方，再扛着七八十斤的行李从底楼爬上顶楼。口袋的钞票进得少出得块，我很快入不敷出了。为了节约开支，我睡过地下室，住过郊区的待拆危房，也凑合过飘风漏雨的桥洞。

那些艰难的岁月里，我常常想起我的母亲，想起病床上瘦骨嶙峋、奄奄一息的母亲，我的泪水一次次沾湿衣襟。我活着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受苦、受难，为了普度众生？我连自己都渡不了，如何渡众生。我只是一个凡夫俗子，不，我简直连凡夫俗子都算不上。我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恋人，我一无所有。

我想到了死。我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去风尘之所彻夜狂欢，败光了我仅存的那点钱。怎么死呢？跑到马路中央对准迎面的车辆撞过去，我怕万一撞不死，落下半身不遂，岂不更遭罪。拿根绳子，找个没人的地方，挂到树上把自己勒死，我害怕窒息的感觉，我也担心尸体恶臭数月无人知晓，太惨了！怎么才算干脆？找条江，跳下去。妈的，说到这里我就来气，自小河边长大，我竟然不会游泳。我脑海猛地现出多年前的往事。

那是暑期的一天，当我把牛赶到浅滩，同行的小伙伴们都已脱去衣服，跳进河里寻清凉了。我东张西望，犹豫再三，最后决定冒险一试。我脱了短袖，又脱了短裤，就着水边的斜坡慢慢滑下。哪知河水很急，我没任何防备之下便被湍流卷走了。我伸手大喊，河浪立马覆盖了我，我像个漏气的球似的被河水裹挟着浮浮沉沉，离河岸越来越远，离小伙伴们也越来越远。

不知何时，一只大手把我拉了上来。恍惚之中，我好像记起那是父亲。他将我快速挪至河岸，摊开我的身体，双手清理了我口鼻的杂物，然后扣着我的胸腔，排出我肺部的积水。半小时后，我脱离危险，恢复清醒。

“以后还一人玩水吗？”他怒斥道。

我不说话。

“还玩吗？”

可能是青春期的叛逆吧，我还是保持沉默。

父亲将我拖到河里，把我的头按入水底。我一声不吭，憋了二十几秒，然后突然耳膜剧烈疼痛起来，不由得四肢极力挣扎着。父亲松了手，我慌忙爬上岸，逃之夭夭了。自那以后，我对水有了一种惧怕，这种惧怕超过我先前的恐高和晕血，成为我后来常年挥之不去的阴影。

9

我伫立江边。水面上浮起一张可怕的脸——那是我多年不叫父亲的人，那是我刻意回避的人，为了惩罚和不再见他，年级成绩靠前的我竟于中考前弃考而逃。他怒斥我懦弱，胆小，他骂我连一只蚂蚁、蜉蝣都不如。

我歇斯底里地反击他：你才不配！你不仅不配活，还祸害人，还我的妈妈，还我的妈妈……

我的哭声引来了一群好心人，他们将我护送到警卫室。于是几天后，我有了一份正当的工作，进入现在的这家汽车公司，成为了一名普通技工。

夜阑人静，我燃起一根烟，喝着工友送我的铁观音，指尖不时劈里啪啦地敲着键盘。在一档十年前的“等着我”栏目中，我点开了那期的节目内容。一个身体佝偻，头发完全发白，脸上痛苦不堪的人被主持人扶着上了台。二十分钟的栏目，他整整哭了十五分钟，最后在主持人的再三引导下，老人稍稍平复了心情，说出了下面的话：

胡频呀，我的儿呀，你在哪里？你离开我二十三年，我也找了你二十三年。现在我老了、病了，走不动了。在我临死的时候，我要向你郑重道歉：我错了。我错了，我不应该在河边用那样的方式虐待你。我错了，不该酗酒，不该家庭暴力，逼你的妈妈早早地离开我们。我错了，不该在你中考前杏树上那样吊着你。孩子，我错了，我不配做你的父亲，下辈子原谅我吧……

遥远的天际似乎闪电密布，我身体发抖，感觉整个人被瞬间击中了。

我向工长告假。工长问我多久，我说不知道。

我连夜驱车，到家时已是拂晓时分。院墙东歪西扭，早已坍塌大半。破败的墙头长满苔藓和茅草。熟悉的红漆大门上，耷拉着一把锈迹斑斑的铁锁。门两侧和门楣上贴着的是白花花的挽联，历经风雨的侵蚀，现在依稀能看到发白的碎片和只言片语，一种巨大的窒息感笼罩着我。

我匆匆奔向村西面的南河头。一棵苍翠的松柏下，高耸着一个旧坟头。坟上杂草丛生，还长着几株开得艳丽的薰衣草——那是母亲最爱的。距旧坟几十丈的地方，有一块凹下的地方，躺着另一座坟，坟前立着一块低矮的石碑，上面刻着两个模糊的字：浮萍。

我知道，这是父亲无言的忏悔。我俯下身，朝父亲狠狠磕了几个响头，一股暖流在我心中激荡。

“爹，我回来了……”我一把鼻涕一把泪，哭声在坟间久久回荡。

其实，我又何尝不是一叶浮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