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世英雄
41.西周的祭祖典礼，除了献给神灵的颂歌之外，还有唱给祭祀的“活人”的诗篇。有了这样的诗篇，祭祀就越发像是教育。述说祖先的诗篇，就是教育后代不忘历史、遵循传统的教本。同时，也正是这些述说祖先历史的诗篇，摆脱了祭祀献给的凝重和简古，增加“故事”的色彩，使抒情的成分变得更强。由此，祭祖典礼闪耀出更多礼乐的精神光彩；《诗经》中的篇章，也获得更多的文学价值。
42 .《诗经·大雅》中的一些过去被视为“史诗”的篇章，如《生民》《公刘》《绵》《皇矣》《思齐》《大明》等，与《周颂》中的《思文》《天作》《维天之命》《我将》等，存在“对应”关系。具体说，《周颂》的《思文》《天作》《维天之命》《我将》是献给神灵的颂歌，而所举《大雅》若干诗篇，是祭祀献神歌唱之余，讲述给在场参与祭祀的子孙们听的。这些讲述祖先业绩的篇幅较长的《大雅》诗篇，是一些“图赞”的诗篇。图赞就是献祭之余不是毫无凭依地讲述祖先业绩，而是对着宗庙中墙壁上的图画。周人宗庙墙壁上有图画吗？西周金文显示是有的。有两件青铜器物，一件叫作“无叀鼎”，一件叫作“膳夫山鼎”，都有周王“各（到）图室”的记载。“图室”所指，就是宗庙；所谓“图”，应该是宗庙墙壁上绘有祖先形象事迹的图画。这些诗篇即使不是对着墙壁上的绘画赞述祖先的业绩功德，也是在宗庙祭祀的隆重场合，有专业人员向在场人员讲述祖先历史，即是祭祖典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说，在祭祖献给之外，还有讲述祖先历史的述说。
43 .《周颂》中的《维天之命》《我将》对应的是《大雅》中的《大明》《思齐》,《周颂》中的《天作》对应的是《大雅》中的《绵》和《皇矣》；《周颂》中的《思文》对应的是《大雅》中的《生民》。
44. 事情往往如此，当一种习惯即将成为过去时，人们才会正视它。相信，像《生民》那样郑重其事地讲我们的祖先遵从始祖创立的基业，以至于有今天的强大，当他们对子孙说这样的话的时候，贵族对农耕的重视和参与，正在变成“过去”。
45 .周人开始将古老农耕传统，具象为各种相应的仪式，以此来保证重视农耕这一精神传统的延续。这不是说过去的西周人没有传统，而是表示着一种生活反思意识的涨起。遵循传统有无意识的，也有有意识的。前者表现为风俗习惯；后者，如上所说，往往发生在传统被漠视、甚至遗忘的时候，于是提倡本身，就变成有意识的挽救、振兴和延续。传统意识，由此诞生。
46. 后稷是在平凡的农耕中为世人提供食粮，从而有为平凡生活世界奠基的大功。周文王的功德是为平凡的人间生活立法度。
47. 文王治理邦国所获得的民众互敬互让的风尚，其次则更重要，也是诗篇同样予以推重的，是周文王为万民树立家庭生活的榜样。
48 .抽象的高高在上的“天命”其实指向的是人间平凡、有德行的生活的建构；神秘的天命观念，着意强调的是人在平凡世间缔造良好的生活。代代有贤妻，代代生养哺育贤子，这就是诗篇告诉我们的周家上承“天命”的理由，天命所引起的人间的德行生活。
49 .社会最大的福祉在于大小家庭的和谐，为政者最大的德行，就是为天下所有家庭生活做出榜样。
50 .上天眷顾德行，然而人间的德行却落在婚配，落在生养好儿子、好后代上。质言之，玄虚神秘的天命，有其实实在在的落脚点，那就是人间德行生活的实践。这样的观念是别致而富有民族特征的。当然，重视婚姻的观念是明确的。
六、婚姻之歌
51 .《诗经》解释上的西汉与东汉的分别。简单说，西汉解释经典，重在以此矫正帝王的做法；东汉儒家解释经典，则意在为万民树立榜样。汉代完整的《诗经》解释著作，只留下一部《毛诗》。
52 .一首婚礼的乐歌却写到夫妻情深，是承认夫妻关系也应以相互爱恋为重要条件，是诗篇人道情怀的表现，值得珍视，不应该因此混淆诗篇的题材类型。诗篇言“辗转反侧”，也是在表达“好婚姻”的理想。这样的祝福其实是有其生活的针对性的，因为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之下的婚配，好夫妻难得。
53 .《礼记》成书于东方的儒生，时间为战国；周南、召南之地在今河南、陕西，时间总的在春秋以前。地域相差数百公里，时间相隔几百年。在《诗经》与《礼记》之间，到底哪个可信，相信是不用多言的。总的来说，儒家文献所说“婚礼不用乐”，应该是西周之后流行于东方的风俗，据之否认《关雎》篇婚礼乐歌的属性是很成问题的。
54 .《易传》中，对男女婚姻是这样说的：“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这就是中国关于家庭生活的文化逻辑：与天地阴阳合生万物一样，男女结合才是人伦的开端，才是社会生活的起点。
55. 在西周后期，因为各种天灾人祸，出现了投亲靠友的流亡之民，其中投奔姻亲就是一种选择。然而，毕竟到了西周后期，礼坏乐崩业已开始，人们也开始“不思旧姻”，于是就有了对这些投奔之人的嫌恶。然而，人们的“旧姻”观念仍在，便有了这首哀怨的诗篇。它一方面显示着社会生活观念的变化，一方面也显示出西周以婚姻关系缔造不同人群之间的关联仍然具有的巨大观念力量。读这首“变风变雅”的哀怨诗篇，正可以了解婚姻关系在西周曾有过的重要性。另外，诗篇中“言采其蓫”“其葍”的比兴之词，也颇有意思，两种野菜，都是可食却不能多食的植物，诗人以此比喻，似乎也表现了他对亲戚关系的理解：亲戚，适度的往来是好的，过于依赖就要出麻烦了。
56. 周礼的婚姻是“合二姓之好”，是建立在缔结人际关系的设计之上的，这样的婚姻本就有难以兼顾当事男女主观情感的局限。在那些重在表现婚姻关系缔结的诗篇如《周南·关雎》《召南·鹊巢》等是看不到这一层的。然而，到了风诗中，这样的问题就暴露了。
57 .《将仲子》的文化内涵就在表现真情与礼法之间的冲突。在“可畏”与“可怀”之间，实际隐含着情与礼的分歧对立。父母、诸兄及不相干的“人之多言”，都是自由爱情对立面的社会意志。因而诗中的里园之墙、杞桑之树，都可视为礼教的象征。女子对恋人“无逾”“无折”的告诫，则又可视为社会礼教内化为她内心纪律的象征。所以她才爱得那么小心，那么谨慎。这里正有诗篇独特的价值，诗篇展现出礼法压力下情爱的挣扎与偷渡，无言地显示出对真挚情感维护的意态。这首诗可以算作非正统传统的开端。
58 .“周礼”意义下的婚姻存在真情与礼法龃龉的弱点，周礼的婚姻，还会遇到更大的挑战，那就是各地古老自由婚恋风俗的冲击。
59 .《摽有梅》所展现的，是古朴风俗下激荡着的原始生命力。其最值得注意之处，是抒情女主人公无所顾忌地对求偶之情的表露。任何时代婚配、生育都是被承认的权利，但并非每一个时期的人，都敢如此公然地袒露心情，因为，婚姻决定权往往不在结婚之人手中。可是，从诗篇女主人公手中的那些梅子，却可以见到不一样的情形，主动抛出的梅子是自主求取配偶的象征。风俗是人类生活的空气，养育着人的文化气质、精神品格。
60.《鄘风·桑中》篇中之“我”，看似是当事人的现身说法，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设身处地的比拟。“桑中”“上宫”是男女幽会之所；“孟姜”“孟弋”和“孟庸”为幽期之人；“期”“要”“送”则是写幽欢之会的首末。诗篇未必是写某一个人的风流，更像是在展现上流社会的风俗。诗篇每章重复出现的后三句，实际上是在说，不论是在沬乡还是在沬北、沬东，不论是与孟姜还是与孟弋、孟庸，事情的首尾、过程都是一样的。所以，不确定的一面显示的是一种行径的普遍性，确定的一面则表明这种事情的一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