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疫情导致的公租房短期政策调整还在持续，北京多个区近期连续叫停了公租房项目的选房入住活动。另一方面，上海、西安、武汉等人口流入较为集中的一二线城市，近期陆续发布了重磅的公租房调整政策，涉及公租房体系在保障群体、收费模式、资金来源等多个领域的长期改革。
其中，武汉提出将公租房收费标准从“市场租金、租补分离”调整为按收入分档的差别化租金。上海则提出进一步关注公交职工、环卫工人、家政服务、快递员的居住困难问题，筹建“宿舍型公租房源”。
“这些公租房政策调整体现的一个重要改革方向是，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一二线城市在财力有限的背景下，住房保障体系的重点开始从满足户籍人口住房需求，转向满足常住人口住房需求”，住建部住房政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顾云昌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疫情短期政策不断
北京突如其来的疫情反复，让当地迅速调整了公租房政策。6月19日，北京市昌平区发布公告称，6个公租房项目、215套房源的选房快速配租登记工作结束，但选房工作将延期开展。此前的6月15日，北京这一轮疫情最严重的丰台区，最早叫停了5个公租房项目的选房入住活动。6月17日，朝阳区跟进叫停了1处公租房项目的选房入住活动。
另外，北京已运营的公租房项目也加强了防控。6月17日，北京所属61个已运营公租房项目开始全部实行园区封闭管理，严格落实测温、查证、验码、登记等措施后方能进出公租房小区。目前，北京实现精准封控高风险小区的措施，并未对所有小区封闭管理，相比之下，公租房小区的防疫措施马力更足。
实际上，不仅是北京，也不仅是加强管理，在疫情防控最紧张的2月和3月，多个地方都发布了以租金减免为核心的公租房的相关政策。
根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消息，为缓解中低收入家庭面临的生活困难，广州、深圳、佛山、韶关、惠州等地为14万户保障对象减免公租房、直管公房、人才住房租金3.26亿元，政策涉及住房困难群众约45万人。其中，广州住保办的消息显示，2-3月广州对超过7万名公租房租户免收两个月租金，总金额逾8700万元。
而在陕西，3月中旬，西安出台政策减免市区两级所有公租房、人才房3个月的租金。宝鸡也在当时提出，在陕西省疫情防控期间，减半收取承租市本级公租房(廉租房)住房租金。
更多城市则选择了“定向减免”。浙江提出将对有住房困难的防疫一线人员予以重点帮助。其中，对承租公租房实物房源的，减免1至3个月的租金。而从结果来看，杭州5月发布数据称，疫情期间减免参加疫情防控一线的医护、环卫、公交、物业4类行业市级公租房保障对象。另外，广西南宁、山东东营等地，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对此，多位受访人士均向21世纪经济报道指出，由于公租房的入住家庭以中低收入群体为主，抗风险能力弱，受疫情影响较大。因此，作为我国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一环，公租房体系成为了地方在疫情期间的重点关注领域，短期租金减免等措施频频出台。
中长期政策走向有变
除了疫情导致的短期政策，从中长期政策来看，近期各地频频出台公租房政策文件，从扩大保障对象、差别化租金收取、公租房调换互换等多个角度，完善公租房体系。
除了前文已经提到的武汉等地，5月底，西安出台公租房新政，拟将住宅用地强制配建一定比例公租房，改为开发商按住宅用地起拍价的10%缴纳配建资金，主管部门易地集中配建公租房的模式。
西安的政策变动被认为有着标志性的意义。顾云昌认为，近年来，住宅用地出让配建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成为不少城市的选择，一些城市还采取了在土地出让时“限地价，竞保障房面积”的模式。这种模式在实践中被发现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竞保障房面积”的模式变相提高了地价;另一方面，住宅社区配建公租房等保障房后，在物业管理、公共服务配套等领域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西安的这种模式，既能解决公租房的资金来源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类似问题的发生。
不过，最受关注的还是上海的政策。6月19日，上海市房屋管理局明确，2020年上海将新增公租房供应1万套，并进一步关注公交职工、环卫工人、家政服务、快递员的居住困难问题。今年下半年将启动试点，通过对公租房的拆套使用和“宿舍型公租房源”的筹措，提供“一间房”乃至“一张床”的有效供给，来缓解基础服务行业人群的住房难问题。
对此，上海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上海的政策规定具有非常强的民生保障导向。“宿舍型公租房”的内容，过去全国各地确实没有提过，是上海首次提出的概念，对于完善和丰富政策性租赁住房的内容有积极作用。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丁则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在过去各地公租房推进过程中，存在着部分资源错配和扭曲浪费现象，这导致整体的推进受阻。上海“宿舍型公租房源”、拆套使用的尝试，是把公租房市场更加细分的举措，尝试用更加具象的、更加有针对性的供需关系，和更加对接的方法来应对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需求。
宋丁表示，不仅是上海，深圳近期也有了不限学历和户籍的公租房正在配租。此类针对行业和群体的公租房政策，扩大了公租房的保障对象，对于深圳、上海这样常住人口远大于户籍人口的城市，意义尤为重大。相比于仅仅依靠户籍、收入等过去常用的平均化指标，“这是走向公平的一个制度设计”。
但顾云昌也指出，这样的尝试更适合于人口流入、常住人口住房需求大的一二线城市，对于更多甚至还处在人口流出状态的三四线城市而言，还是要因城施策，不能一概而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