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是司马迁为《史记·游侠列传》所作的开篇序文，创作于西汉中期。当时主流的儒、墨、法三家都轻视游侠，游侠群体既不为当世法网所容，也被主流学士排斥，加上司马迁自身因李陵之祸蒙冤的人生经历，让他对游侠扶危济困的特质生出强烈共情，于是写下这篇为平民侠士正名的经典文本。
文章以韩非子“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开篇，通过多重对比，赞扬了闾巷之侠“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高尚品格，他们救人于危难、生死相托，却从不夸耀自身功德，这种不依附权贵、完全出于道义的坚守，是司马迁眼中最闪光的部分。
同时司马迁也点明，这类民间侠士在秦代之前就已被史籍埋没，汉代的朱家、郭解等人虽屡触法网，却品行廉洁谦让，完全不同于仗势欺人的豪强之徒，他为这一被主流忽视的群体正名，也暗含着对自身遭遇的感慨与对社会不公的批判。
全文大量运用对比、衬托手法，层层递进，六次咏叹游侠，抒情性极强，借为底层侠士正名，抒发了对公平正义的呼唤，是《史记》中极具思想深度的论序名篇。
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浮沉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豪暴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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