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姑的儿子要结婚了，读了研究生，某种程度也是家族的荣耀。二叔也从千里之外单身赶来，揣上鼓嘟嘟的票子，还有那堆起来的红色羽绒服。红色与婚庆和新年是如此匹配的颜色，鲜艳而喜庆，三大姑八大姨每人一件，一共十几件，他那豪横的路虎车上都堆满了红色。我问先生，大家要带多少钱，我家和二叔家都是一万，这是他们家族的习俗。这两个永远是家族出钱的主儿。
婚庆热闹而繁杂，在喧嚣的祝福声中落下了帷幕。祝福似乎只是表层的粘膜，一戳就破。三姑收到棉衣的时候，毫无喜悦之色，冷冷的说：“文呀，三姐我就不要了，你想这羽绒服生产商几年之后倒闭了，我去哪里给你再买同样的款式还你的！”是呀，你听这话里一定有前奏。多年前，能干的二叔和先生呕心沥血把整个家族都从山里搬到了城里，为姐姐妹妹们买上了房，供孩子们上学。数年之后，这个家悄默声地发生着变化，姑姑们家的孩子都长大了，读书工作，也都富裕了起来。二叔开始心里不平衡，就向这些姐姐妹妹们索要当时资助她们的钱。这个操作引发了无限的伤痛和眼泪，三姑为了还钱，只能从自己的孩子那里去筹钱，心里无限的悲凉。再次看到这送来的，红彤彤的羽绒服，内在愤怒和悲凉的火山就这样被引爆了。
先生默默地回来了，在婚庆上沾染的些许喜气也很快暗淡了下来。他一边琢磨着这一万的贺礼，再看看晚辈们手里拿着的5元压岁钱。一万元和五元，中间相差的实在有点远；五元，这个时代的五元，似乎就是风中飘摇的一张纸，轻飘飘的，风一吹就散了；如果换成500元，200元，不100元，多少还有着相当的分量，足以连接起来往日的亲情，兄妹之情。他想不明白，为何自己苦苦资助多年，换来的就是五元，一阵悲从心来。忍不住一阵电话打给了小姑，具体说了什么自己也不知道，只是觉得愤怒，这愤怒足以把近在咫尺的亲情拉至天涯海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