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一进入四月，我的精神状态就变得很糟糕，恍恍惚惚。加上欲断魂的阴雨天，心情更是淤堵得慌。
十六年前的冬天，父亲走了。一场如今看来再普通不过的心脏搭桥手术，他却没能从手术台上下来。当时，我怎么也接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是医疗事故，还是父亲的抵抗力太弱？没人能说清。人走如灯灭，我们这些平头百姓，连追究的力气都没有。
从那天起的漫长岁月里，我常常像掉进了迷茫与恐惧的漩涡。害怕生命太无常，更怕有一天，我会忘了父亲的样子。
人活着的时候，不觉得另外一个人对自己有多么的重要，而且认为来日方长，一切都来得及。然而，生命的本质是猝不及防，几乎没有什么能够提前计划，或者说人生很难按照计划一一兑现。
早上跟老母亲通过电话，叮嘱她好好吃饭。 下午，一个人漫无目的地溜达，最后坐在仙湖边，任由思绪乱飞。但不管想到哪里，纷乱如麻，最终都会回到老父。于是，我开始拼命回忆：回忆老父的声音，老父的笑容，老父用过的东西——那辆28寸的五羊牌自行车，他花了一周打磨的树根茶桌，还有他整个冬天从山上扛回来的木柴……
美国作家大卫·伊格曼在《生命的清单》里说，人一辈子要“死”三次：第一次是心跳停止，是生物意义的死亡；第二次是葬礼结束，亲友渐渐忘了你的社会角色，是社会性死亡；第三次是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也走了，那才是真正的消失。父亲已经“死”了两次，我希望老父的第三次"死"来得晚一点，再晚一点。
于是我开始写。写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特别是每年清明节，都写一篇祭文，发在“云端”。写作成了我最踏实的理由——不为别人的鲜花和掌声，就为了这份“不能忘”。或许我的文字对世界没什么意义，但对我来说，这是终极的救赎与慰藉：只要我还在写，父亲就还在我的心里“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