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苏轼和他的诗词作品，也喜欢读有关他的传记和文章。之前，我对林语堂先生的《苏轼传》爱不释手，认真读了两遍后仍意犹未尽。每当我不开心、不如意时，我就喜欢打开这本《苏轼传》，翻看几页，从苏轼身上和林语堂先生的文字中找寻力量，每次都能如愿以偿。
最近又读了朱刚的《阅读苏轼》。这本书由《苏轼传》《作品赏析》《名家视角》《苏轼年谱》四个部分组成。其中的《苏轼传》篇幅较短，主要从政治层面讲述了作为科举士大夫的苏轼的所做所为所遭所处。
因为才高，苏轼被欧阳修赏识。他断言苏轼将是下一代的文坛盟主，要主动为苏轼让路，“放他出一头地”。因与欧阳修关系好，王安石任宰相后，认为苏轼趋炎赴势，品德、学问都有问题，因此只给了他一个闲职，这也可以看成是对苏轼的直接打压吧。
因为才高，苏轼和弟弟苏辙双双进入宋仁宗的法耳。仁宗皇帝对曹皇后说：“朕今天为子孙找了两位宰相。”此语深刻地烙印在了曹皇后心里，以至她当了皇太后、太皇太后以后，一直对苏轼恩遇有加，临死前还在维护身陷囹圄的苏轼。
因为才高，在雕版印刷术开始普及后，苏轼的作品被杭州的出版商出版，就是《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因为文集太火热，后来又出版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没料到，这个前一本文集的增订版却给苏轼引来了文字狱，也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因此蒙冤入狱，命悬一线，并迎来了生平第一次贬谪生涯，也因此使“苏东坡”的名号流传至今，使黄州赤壁名满天下。“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耳。”这是苏轼的政敌和朋友刘安世多年以后回忆“乌台诗案”始末时说的话。苏轼的入狱实在是因为他才气太高、名声太盛、影响力太广，对宋神宗主政“新法”构成了威胁和阻碍。
因为才高，苏轼渐渐成了北宋知识界的领袖，不仅吸引了一大批青年才俊，晁补之、秦观、黄庭坚、张耒成为著名的“苏门四学士”，后陈师道、李廌加入进来，合称“苏门六君子”，还得到了所居之地百姓的真心爱戴和友谊以及方外之人的追随和友情。
因为才高，司马光在担任宰相后迫不及待地起用了苏轼，除了私人友谊外，最重要的原因被苏轼的政敌章惇一语道破：“司马光作相，用苏轼掌制，所以能鼓动四方”，意思是司马光需要仰仗苏轼的大手笔文章，达到废除王安石“新法”的政治目的。
因为才高，苏轼在起草贬斥吕惠卿的诏令制诰时，写出了平生骂人最厉害的文章，不仅为自己留下了遭受更为严重的贬谪的隐患，还使得官员们因为担心会出人命，不敢将吕惠卿派到苏轼的贬居地域担任地方官。
因为才高，苏轼总是被政敌们置于被打压的首位。宋哲宗绍圣四年，他作为所有被贬的“元祐党人”中受处罚最重的一个来到了海南儋州，整整呆了三年，直到宋徽宗即位，才得以北返。而这时的苏轼已经65岁，一年后即病逝于于常州。
因为才高，尽管苏轼已然去世，但在蔡京入朝后，他仍然被列在了“元祐党人”名单中，其姓名被刻在“元祐奸党碑”的显要位置，文集、著作皆被禁毁。
为官几十年，自1069年5月反对王安石提出的科举改革起，苏轼一直陷于党争之中，直到生命的尽头。因为才高、名盛、影响力大，他一度成为“新党”的首要政敌，屡遭贬谪。要不是宋太祖赵匡胤曾留下不杀士大夫的祖训，苏轼早就不知身首异处多少回了。
从另一方面说，也许正是官场的不得志成就了苏轼，使他成了古今难得的全能“通才”，在经学、史学、诗词、文章、书画、医学、宗教、政治、水利等几乎所有领域，都达到了一流水准。多少地方因为苏轼的到来而成为名满天下的胜地，多少人因为苏轼的诗词而得到心灵上的治愈。他对人情的乐观信念，他的纯真的赤子之心以及不执拗、遇事通达的性格魅力，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不仅使他广受喜爱，甚至还获得了曾经的政敌王安石、李定、沈括、刘安世、章惇等的友谊。
这样看来，才高之于苏轼，竟是福祸相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