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003年的时候开始上学，幼儿园只读了半学期就匆匆转入一年级，按这样推算下去，11年的时候我应该在上初三，但实际上，我还在初二挣扎。

原因呢，是因为我转学了，从乡下的一个完小转到县城里面的一个重点中学，我和弟弟小学以及初中的大部分学业都是在凉风完小完成的，凉风是我们的乡、我们的家乡。

虽然我在完小的成绩一直不错，但是我爸妈还是怕我跟不上县城里面的进度，于是就让我和弟弟一起留了一级。其实对于转学这件事，我是满心期待，虽然在完小我有很多的朋友，但那时的我对于离别并不觉得伤心，相反，我对县城里的生活格外期待。

但是转过去我才发现，两年初中，我原本多变的日日夜夜长成了一个样子，原本鲜明的个性也只剩下沉默。而在凉风，从春到冬，生活不尽相同。

因为爸爸妈妈都很忙，我和弟弟妹妹在凉风的大多数日子都是跟爷爷奶奶度过的，而爷爷奶奶都是实打实的农民，农民最重时节，那么，我就倚靠着季节，继续我的回忆吧。

首先是春天。春天是复苏的时节，万物都在忙着准备迎接新的开始，对于农民来说更加是，毕竟一年之计在于春。每到春天，爷爷奶奶就忙得不可开交，锄地、播种、施肥，时节拿捏的好与坏决定着收成的好与坏。

而大概是嫌我们只会捣乱，关乎栽种的大事，爷爷奶奶从来不让我们插手。但是你以为我们就闲着了吗？那你可就错了。每到天气晴朗的周末，爷爷奶奶便会让我们牵着一头自家的小黄牛，每人背后背着一个由爷爷“全手工私人订制”的小背篓，里面装着各自专属的镰刀，到门口对面的小山上，放牛，割草。

牛可谓是陪伴了我们的整个童年，但我们之间并没有产生所谓的惺惺相惜，依依不舍，相反只有相看两相厌，毕竟它是我们玩耍路上最大的绊脚石。所以每次到山上，我们就会找一个草多的地方，将他拴在那儿，再马马虎虎割一背篓“通货膨胀”的绿草，就欢天喜地地去玩自己的了。而牛大概也不满于我们的敷衍，于是经常在路上磨磨叽叽地不肯走，或者是在“糟蹋”完那些圈定的草，无所事事的时候，趴在地上偷偷讲我们坏话（我承认我是在“阴谋论”哈哈）。但我们也不是完全不管他，有时候良心发现就会去看看那只“寂寞如雪”的牛。

给它换个地方，继续拴着，哈哈。

当然，由于我们的不上心，每次下午牵牛回家时奶奶总会一边心疼地摸着牛的肚子，一边数落我们，“你们这样放牛，牛都要被你们饿死”，然后将我们路上割的草倒出来喂给牛吃。

其实对于如何看出牛是否吃饱这件事我们一直心存疑惑，我们觉得他吃饱了的时候往往会招来奶奶的一顿数落，而当我们觉得这下完蛋了的时候却偏偏是一句罕见的表扬，这跟为什么大人用手摸一下额头就知道我们有没有发烧一同组成了我们童年时的两大“未解之谜”，总觉得这是两门高深的技艺，掌握了就可以“横行乡里”，成为小朋友里的焦点（绝对不是为了偷懒和装病）。

而在我们转学之后，家里就已经不再养牛了，对门的山也寂寞得连雪也不肯光顾了，我说不上多怀念，只是在构思这篇文章时，突然想起了我家那头一直被困在原地，思考“牛生”的小黄牛。

春天就被一只牛带跑了，夏天呢？夏天是我最烦的一个季节，没有之一。因为夏天最热的时候正好赶上暑假，暑假不是应该开心吗？又错了，暑假正好是家里水稻成熟的时候，所以我和弟、妹的大半个暑假基本上就贡献给了收水稻，俗称打谷子。

我们每天趁着太阳的力量还没觉醒，早早地就跟着爷爷奶奶，带着上文出现过并且下文有可能还会出现的专属镰刀，出去收水稻。我记得大清早露水还很重，我们穿着短袖短裤，偶尔吹来几缕早起的晨风，还会让我们产生今天可能不会很热的错觉，但太阳是从来都不跟小孩子讲道理的，这一点跟爷爷奶奶尤其像。

于是面对把空气都烫得扭动起来的太阳与一直装作听不到我们的嗷嗷大叫的爷爷奶奶，我们只有选择苦中作乐。我和弟弟妹妹经常在田里比赛谁割得比较快，或者只割那么三四行，在稻田里弯来弯去“挖地道”，我们自己称这叫“地道战”，而爷爷奶奶却笑着说我们这是“耗子打洞”。有时候我们各自打的两个“洞”，呸呸呸，两个“地道”在无意之间汇合了，我们便惊喜地抬起头，“嘿，接头成功！”

在我们割到有一定量的水稻时，爷爷便会转动柴油机，启动“打谷机”（我不知道学名是叫什么，总之是一种将谷粒从稻杆上分离下来的机器），开始真正的“打谷子”。这种机器对于小朋友来说还属于危险物件，而且需要很大的劲才能在机器运作时不至于将整把水稻也卷进去，所以每次“打谷子”的时候，我和弟、妹都只有递稻子的份。由于我们在割的时候就已经将稻子一把一把地放好了，所以“打谷子”的过程很快，也很轻松，就是机器咆哮的声音有点大。

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我们身上露出来的部分都会被水稻叶剌出一道又一道的红痕，甚至有时候脸上也难以幸免地被画上几笔。

但也许是太累了，当时我们也不觉得很痛，美美睡上一觉第二天又不情不愿地去伺候“打谷机”啃谷子。

现在啊，“打谷机”早就闭上了他的血盆大口，或许正在某个长满锈和灰尘的角落怀念他的光辉过往，我家已经不再种水稻了，门口是三四块黄绿黄绿的鱼塘。即使再种水稻也不需要他了，因为早在我转校的那个暑假，也就是我最后一次收水稻的时候，爸爸怕爷爷奶奶累着，就已经请专门的收割队来了。

我那“伤痕累累”的夏天再也见不着了，那时我是由衷的开心。

俗话说“秋收”“秋收”，但是我家最重要的“秋收”——收水稻，拽着夏天的尾巴私奔并且入赘了“夏收”家族后，我们的“秋收”跟其他地方比就显得格外消瘦了。庆幸的是，爷爷奶奶也因此稍微不那么忙碌了。而感谢多愁善感、泣涕涟涟的秋天，我们原本放牛的日常任务也因此变成随机任务了。每每到下雨天，我们就会乖乖呆在家，三个人守着那一台方头方脑的电视机，看动画片！但是有时候难免会遇到特殊情况，比如说乡里时不时的断电，还比如说爷爷奶奶时不时“亲切”地呼唤：“你们都看好久了！”每每遇到这种不可抗力的因素，我们只好灰溜溜地从那张据说是妈妈陪嫁的红漆长板凳上跳下来。

但是可别着急，我们还有其他好多各种各样的“游戏”。弹玻璃珠、跳绳、跳房子什么的都已经被大家说烂了，我跟你分享一个更古老的——画丁老头儿。“一个丁老头儿，欠我两个蛋，我说三天还……”

具体的口诀我已经忘了，我没记错的话，这是我们幼儿园的时候的玩法了。那时候我们对画画一窍不通，却总爱画，没有笔，没有纸，就以炭为笔，以墙为纸。那时候连丁老头都不会画，最开始画的头还是方的，后来不知道从哪里得知头是圆的后，又比谁的头画得更圆。对于我们此种“抽象派”的画法，不知道为什么，爷爷奶奶从不制止，我姑且将这看作是他们特殊的溺爱方式吧。所以，从老师那里得知丁老头的存在后，家里的墙便彻底成了丁老头的天下，而黑瓦白墙也快变成了黑瓦黑墙。

可惜的是，丁老头的王国没能再被开疆扩土——那所房子已经没人住了，墙上的石灰大块大块地往下掉，露出里面竹子、泥的混合物，像一块块老年斑。我和妈妈的户口在我转学之后从农村转入了城镇，跟爸爸弟弟在县城里住了下来，妹妹留在了乡下。爸爸妈妈给爷爷奶奶修了新的房子，墙很新，也很大，而丁老头真的已经老得走不动了。

路过城市街头，偶尔看到那些技艺高超的涂鸦，我总会想起那个欠我两个蛋，至今还没还的丁老头。

看，冬天到了。

我现在在电脑前沉默地缓慢地打字，手很冷，脚也很冷。

以前的冬天最让我印象深刻的非过年不可了，当然，现在也是。你看，家里变了这么多，农民赖以生存的——牛、田、老房，都不复存在了。爷爷还有点力气做点杂事，但已算不上一个彻底的农民了，奶奶已经病了，不能再做重的农活儿。我们都是农民的后代，却都不是农民。

然而过年的习俗仿佛一直没变，就像我记忆里最深处那个样子。早上总是被爸爸放鞭炮的声音闹醒，起来就看见爸爸帮着爷爷贴春联，我和弟弟总爱争论哪幅是上联，哪幅是下联，然后吃着奶奶包着的热滚滚的汤圆，肉馅儿的总是比红糖馅儿的大，弟弟总说糖馅儿的不够，妹妹说太多了吃不完；中午鸡鸭鱼肉，缺一不可；下午麻将扑克，好不热闹；晚餐是中午的剩菜，因为奶奶总是唠叨她和爷爷两个人在家吃不完，又舍不得倒掉；在全家一起看春晚的时候，爸爸二爸总会在外面吼，“放烟花咯，快出来看！”然后全家一涌而出，烟花多美啊。

你看，多美啊。

过去的已经过去，而我们各自也有各自的变化，变化没什么不对，也没什么不好，我接受变化。我只是偶尔会回头怀念过去，但在一直往前走。

对于未来的家庭、生活，我没有没有太大的期许，像希望全家和谐美满、身体健康诸如此类的话我觉得没什么意义。生而为人，生老病死，该来的始终会来，我只希望这些能够来得缓慢一点，让我有所准备，不要来得太仓促、太突然，以至我无法承受。就好比过年，这么多年一直都没变，希望今年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但要是今年过年下一场雪就更好了，凉风已经好久没下过雪了。

                                                201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