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论述中，我们采用深层浅层来说明善恶、生死，而刻意规避“本体”、“本原”之类的表述思路。这在在朱子那里，是采用形而上、形而下的提法。朱子本质论的宇宙学由此出场了。
“本体”、“本原”之类的概念，在理学与心学的碰撞中，其实更多的就是宇宙学的发生学与本质论之间的分野。心学的本体，即独体之仁，阳明之良知，是从实践发生学角度出发的，我们前面称为实践的始基。
而朱子的本体，则通常更多的是一种本质论的立场，理是形而上，为本。朱子的理学之大成，不仅仅是从实践的宇宙发生学的角度论述仁与天理，而且是从理气论出发，全面论述了儒学的本质论的尽精微的宇宙学体系。
朱子大约近千年前构筑的理气论，其实就是后来说的启蒙与祛魅的视角，从一个深刻的本质论立场来把握天地宇宙。西方则在此大约四五百年后，到伽利略、牛顿那个时代才开启宇宙论的大发展，且上帝之手始终挥之不去。
五四以来，学者们要么大谈主义，要么响应胡适多谈问题，真正的远离功利的潜心自由思想者显得不合时宜了。但是，如果没有宋儒潜行民间不急功近利而自由思想，消化佛教东渐，就不会有新儒学的复兴乃至中华文化的再次辉煌。
近代西学东渐，从林则徐、曾国藩那个时代的儒者感受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奋发图强开始，近二百年矣。二百年来，儒生们斯文扫地，至今未恢复文化自信。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试图力挽狂澜，奈何大势如此，天地枯槁。
后来的国学大师们，如冯友兰搞新理学之类，试图继承而发展，却种下以西学解构儒学之种子。再后来的港台新儒家，如牟宗三等，虽不乏灼见，却终使儒学被彻底解构，作为一个文化体系的儒学分崩离析。
于是，在杜维明那里，儒学仅仅是一个为解决现实问题而可以提供参考素材的呆滞的思想资源库。于是，盘山蒋庆出，呼以“中国解释中国”，遂成今天“原教旨”儒学被广泛关注之势。
毋庸讳言，无论是被解构的儒学，还是“原教旨”儒学，都是儒学发展的宝贵财富。还有所谓的“全盘西化”对西学的引进吸收转化，都会成为儒学发展的丰富的思想资源。试想如果没有唐人的雍容大度，佛学的扎根并中国化，很难想象后来宋儒的融合创见和发展提高。
今天的儒者，是否已具备如此开阔的视野和宽广的心胸，象朱子那样能把握儒家价值的果核而海纳百川，重建新时代的儒学大厦？
冯友兰曾豪言要接着朱子讲，现在看来他没做到。也不可能做到，太早了，当时对西学的把握，对新时代的发展还看得不太透。那是一个传统与现代非此即彼的时代，融合与创见不合时宜。
也许，这个时代已经到来，也许已经开始合时宜了。也许，可以接着朱子的理气论开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