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个标题，军功爵制度首先表示不服。秦以耕战立国，军功爵制度也成为了强秦的形象代言人。尽管如此，学吏制度对秦政的影响力与实际控制力，要比军功爵制度深远得多。接下来的四问四答足以说明问题。
Q：商鞅为何能做到人亡政不息？
A：原因很多，但有一点至关重要——后继有人！
尽管史书没有记载商鞅有没有弟子，但他的新法是有接班人的。谁呢？各官署的文法吏。变法是一盘很大的棋，人才梯队培养是一个关键环节。过去是以礼俗治国，依靠贵族卿大夫运作；变法后是以律令治国，依靠新式官僚运作。这就决定了教育机制必须做根本性调整。
人才养成方式（主要是官吏养成方式），往往是各种政治力量保持自己优势或巩固已有地位的重要手段。周期长，成本高，风险大，但回报也丰厚得惊人。故而通过控制教育机制来博弈，不仅是百家学派的斗争形式，也是各方政治势力的斗争形式。
以吏为师制度，更是促进了新式官僚的标准化量产。传统的礼治模式，对官僚的要求不同。儒家六艺重诗书的主要原因，推行礼治的基本功。法治模式不同，律令和民生知识最重要。延续了传统贵族教育文武并重的一面，但这是在法治模式基础上的文武并重，且明确分专业。
为此，商鞅变法打压了倾向于旧体制的私学，以学吏制度将人们壹教于耕战律令，训练出了大批适应官僚政体的新型执政人才。有了这股力量，变法者就可以顺利废除旧制、推行新法。纵然新兴势力一时无法完全取代守旧势力，至少也可先在朝中占个位，等待全面主政的时机。
尽管变法者死于非命，但学吏制度已经在秦国生根。大量布衣平民被学室训练成新型文法吏，然后充填到了各个军政岗位。这群忠实的执法官吏，使得商君新法的根基越加稳固。所以诬陷商鞅的守旧派难以复辟旧制。而秦惠文王也务实地顺应时势，维护了变法的成果。
Q:学室教育模式对平民阶层是有利还是不利？
A：据《管子·五辅》载：
“君择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辩事，官长任事守职，士修身功材，庶人耕农树艺。”
注意！旧体制的教学内容分类和阶级身份一样固化。只有大夫、官长、士等贵族成员可以学习所谓的经邦治国之学。庶民学习的是农工商等生产技艺。
自从战国变法浪潮破除世卿世禄后，官多从吏出，吏则由士人而来，布衣之士源于民众。百家私学满足了大部分社会教育需求，但还欠缺这种新型官僚体制所需的专业执政技能。秦国“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正是应运而生的配套措施，系统解决了士人入仕后的专业化训练问题。
由于资料缺乏，秦学室的生源、规模、组织结构、课程安排、分班情况、教材、考试方式、教学周期、教师岗位设置状况、毕业率、毕业生入职率、试吏选拔方式等等关键数据及流程信息都不详。
但结合种种信息来看，秦学室教识字写文，但不含诗书百家语；教算术，含财务会计技能；教法律政令，比主法令之吏的要求相对低一些；教官场礼仪；教民生庶务与社会风俗，含各种生产知识与战国版老黄历——《日书》；教技击剑术（主要面向武吏），含刑侦破案技能（文武吏都有学）；教驾车、骑马、射箭（主要是训练御手、弩手等技术兵种）。
这与儒家六艺的课程结构大同小异，只是具体内容更追求实用性。
由此可知，秦学室相当于扫盲班、政法学院、军校的混合体。学吏制度的课程囊括了《管子·五辅》中原先只针对大夫、官长、士的教学内容。虽不及百家私学精深，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已经够用了，也能满足当时大部分社会岗位的需求。而且与春秋贵族教育比，覆盖庶民的学吏制度具有更广泛的普及面。
可以说，学吏制度是不同于百家私学的与贵族政治叫板的另一种教育模式。秦搞文化专制和愚民政策，但也向民众推广了农牧、工程、水利等新生产技术，也扩大了平民的受教育水平。当然，与官学私学并重的六国比，学室教育还是单调多了。
Q:学吏制度与军功爵制度二选一的话，留哪个能基本维持秦政安全运转？
A：在座诸位可能十有八九会选军功爵制度。因为，军功爵制度不仅是激励秦民冲锋陷阵的旗帜，也是决定秦国每个人的社会等级高低与经济利益大小的主要依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当你拿掉军功爵制度时就会发现，秦国法制社会依然可以正常运转，只是不那么给力而已。
先看经济层面。
根据国家普通授田制度，你立户之后能获得朝廷授予的田宅。其中田产是按每夫百亩分配。如果立军功得爵位的话，每晋爵一级就能多分配一倾土地。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每夫百亩恰好是人地搭配最佳比例。
《吕氏春秋·上农》说：“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
也就是说，战国中期的一个秦国的农民可以养活包括自己在内的5至10人，以及家中六畜。而秦国是古代少有的小家庭型社会，平均每家四五口人。也就是说，哪怕你一辈子都是无爵的士伍，占有的生产资料完全够养活一家人。
再看政治层面。
军功爵制打破了贵族的世卿世禄，让布衣之士可以封侯拜将相。但进入体制内不止耕战一途，吏员升迁也不只是单论军功。
秦军武将多发于卒伍，秦民中的有爵人也遍地都是。但许多有公士、上造、不更甚至大夫爵位的人，并没有一官半职。《里耶秦简》中的秦朝文书有“仓守士五（伍）敦狐”等字样。仓守是管理仓库的乡级吏员，士伍即无爵人。可见，做官吏并不一定非得有爵位。
事实上，秦国有爵人的数量远比干部编制多，但无爵人还能在官府中占据一席之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秦政法的操作者不是有爵位的战斗英雄，而是学室培养的文法吏（当然，两者有时是同一批人）。秦国文法吏也要服兵役，有获得军功爵的机会，但升迁主要靠累积劳绩。对于他们而言，去掉军功爵只是少了一个晋升渠道，去掉了学吏制才真要了他们的命。假如文法吏群体被摧毁了，大秦法制就彻底停摆了。
军功爵制度主要在战争年代发挥作用，其本质是激励机制。而学吏制度的本质是教育机制，无论战时还是平时都是维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如果硬要二选一，还是保留后者比较妥。这相当于切换为秦政的和平年代版本。
Q：为什么说汉承秦制是刘邦君臣的必然选择？
A：汉朝继承秦制，首先是为了争取故秦百姓的支持；其次是因为这套经过百余年战火锤炼的中央集权体制，的确能最大限度保持内部团结、提升整体战斗力；最后秦制的社会经济基础十分深厚，已经形成了当时人与资源的最优化配置，这是原六国人经历秦末动乱之后才痛悟到的。总之，汉承秦制是顺应时代之举。不管你信不信，反正秦末那代人信了，后世的肉食者、劳动者、革命者、历史研究者也都信了。
疑问：为何关东的反秦势力那么多，唯独刘邦集团有意识全盘继承秦制？笔者说是因为学吏制度你信么！
反秦势力分三大类：陈胜吴广等泥腿子农村草根，以项羽为代表的六国遗老遗少，以刘邦为代表的关东故秦吏。出身背景的差异让他们形成了不同的三观。
其中，刘邦、萧何、曹参、周昌、夏侯婴等人是秦学室培养出来的秦朝吏员。他们在贵族政治传统浓厚的故楚国没有太多出头机会，秦朝反倒给了发展空间。项羽指着秦始皇说：“彼可取而代之！”而刘邦说的是：“大丈夫当如是也！”可见，刘邦等人对秦朝其实没太多深仇大恨，反秦只是因为卷入了天下洪流。
楚地的反秦军最初是复古楚制，刘邦军那时还隶属于义帝楚怀王的旗下，也是采用楚制。然而，一到故秦地，刘邦集团很快抛开了自己并不熟悉的楚制，转而继承了自己天天接触的秦制。他们不是大秦的忠臣，但大脑回路已经高度秦化。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既不同于其他五国遗族，也不同于项羽等楚贵族，反而更接近秦人，更推崇秦国体制。
例如汉家法度的奠基人萧何，简直是《为吏之道》中的样板良吏。他多年在体制内做人事工作与资料档案整理工作，从头到脚，从心到脑，都散发着秦国式技术官僚的气质。试问，除了汉承秦制，萧相国还会考虑什么其它选项吗？正是在萧何主持下，汉承秦制而因时损益之，迅速恢复了新的社会秩序。事实证明，他的头脑比六国遗族那些情怀嘴炮党强了不止一个档次。
秦学室最突出的教育成就是培养出了大汉开国君臣。这真是个大槽点。然而，也正是这群人继承了秦朝大一统文明的梦想与管理技术，让秦政浴火重生，以汉家制度的身份延续了下去。秦灭了，但学吏制度依然存在，继续支撑着汉。从某种意义上说，两汉文法吏与儒生之间的争斗，就是秦学吏制度与儒家学派冲突的余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