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一贯以“好好先生”自称，上任伊始就一改学术官僚的风气，见到警卫劳役都能互相至礼，对待学生的要求特别是推荐就业的请求也经常无私帮助，蔡元培一直讲，大学，是自由的大学。他能包容各种人物，就算他身上有各种瑕疵。
但是蔡元培在五四运动末期的表现开始发生了，变化，他积极营救过被捕学生，为了营救学生，他顶着来自各方的压力，不得不辞职，走前留下一信，他留给北大师生一纸启事：“吾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也’。‘民亦劳止，汔可小休’。吾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一职，已正式辞去，其他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其中杀君马者道旁儿也，已经开始表现蔡复杂的心情，蔡是爱学生的，对学生的正义举动，他是支持的，但是很明显，学生运动中开始出现了各种不和谐声音，被利用，被怂恿，甚至为了各种目的的不纯净思想和行为都开始展露。
笔者向来反对尊孔，也更加不喜欢理学，但是只是个人情感，因为孔教的作用还是明显的，适度、有序、任何事情都要讲究一个中庸，天理人伦不能丢，而思想解放的另一面往往会变成打到一切、破坏一切和否定一切。凡是追求此三者的就是申公豹那样的野心家，破坏一切的目的，无非是逞私欲到无限。五四时期其实已经开始产生了很多问题。以至于学生单纯最终会变成被人利用的道具。
最终这种力量直接对着蔡元培先生来了， 1922年10月，北大发生了“讲义费风潮”，北大为讲义收取讲义费，用了教材收取成本费本来无可厚非，可是学生闹惯了一下停不下来，当然不上课，不交作业天天去闹是比较愉悦，学生围攻教务总长，学校贴满了谩骂他的大字报，学生甚至要动手打人，要冲进会计科烧掉讲义！最终蔡元培再也做不到“好好先生“，蒋梦麟在《西潮》中写道，他很气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在空中摇晃。“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当天蔡元培就写了辞呈。并且永远离开了北大。
绝大部分人不会知道历史之后的真实面貌，几千年的文化积淀的作用在于，让人在一种有着一定约束和平衡的环境中生活，你要说是阶级也好是等级也好，人总还是要对自己有一种节制。而五四后期，所谓旧民族主义革命时期，底层市井流民文化，流氓文化，游民文化沉渣泛起以打倒一切、摧毁一切的假革命真破坏的面貌出现。最终形成一种为了欲望可以不顾一切的文化氛围。
当然复古传统文化已经是刻舟求剑，但是，逐梦过程还是应该顾忌礼义廉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