蕾吉娜把车停在橡树崖分局的停车场，领着佐伊从侧门进去。走廊很长，荧光灯嗡嗡地响着，空气里有一股消毒水和旧咖啡混在一起的味道。
“先在这边等一下。”蕾吉娜把她领进一间小休息室，倒了一杯水放在她面前。水是温的，纸杯壁上凝了一层细密的水珠。佐伊没有喝。
过了一会儿，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中年男人走进来，胸前挂着工作证，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他的声音很平静，带着一种见惯了死亡之后才会有的、不冷不热的温和。
“佐伊？我是法医部门的霍华德。我需要你帮我确认一下……你姐姐的身份。”
佐伊点了点头。
霍华德翻开文件夹。里面夹着几张照片——不是案发现场的那些，而是从解剖台上拍的，已经清理过面部血迹的正面照。灯光很亮，把每一个细节都照得清清楚楚。
佐伊看见的第一样东西是雪莉的皮肤。那种灰色不是她记忆中的颜色。雪莉的皮肤是深棕色的，带着暖调，阳光下会泛出金色的光泽。但照片里的灰色像是一层薄薄的灰烬覆在上面，把所有温度都吸走了。然后是鼻子，鼻梁歪向一侧，骨折留下的凹陷在灯光下投下一小片阴影，像是被什么东西硬生生折断的。嘴唇半张着，干燥，开裂，像是很久没有喝过水，牙床上的齿缝里凝着暗色的东西。再然后是眼眶，缝合过的眼睑像两道扭曲的疤痕，黑色的缝线穿过皮肤，针脚细密、整齐。
佐伊盯着那张脸看了很久。那是姐姐的轮廓，是她闭着眼睛睡着时的样子——但又不是。那些疤痕、那道缝线、那种不属于活人的灰色，把那张脸变成了一个陌生人，或者说，变成了一个只存在于照片里的、永远回不来的东西。
她想起昨晚自己骂出的那两个字。那两个字的重量，她从未认真掂量过。现在她掂量了——太沉了，沉到她的肋骨都在发颤。
“是她。”佐伊说。她的声音比她预想的更稳，但她的手在发抖，那是一种从骨头缝里往外钻的、说不清是冷还是疼的东西。
霍华德在文件夹上写了一行字。“我很抱歉。”他说，然后收起照片，走了出去。
佐伊坐在那里，手还在抖。她把两只手压在膝盖下面，压了很久，才止住。
随后瘦高个的警官拉着佐伊去了审讯室。他身形瘦削，颧骨很高，眼窝深陷，看起来总是缺觉的样子。胸口的警徽下别着一个小小的姓名牌，写着“莫里斯”。之前在公交车站，也是他把佐伊从蕾吉娜身边接过去的，佐伊记得他的脸。
审讯室很小，没有窗户，只有一张桌子、三把椅子和一台老式录音机。墙壁是浅绿色的，上面有几道裂缝，像干涸的河流。
佐伊已经在里面坐了不知道多久。莫里斯和另一个警官轮番提问，同一个问题问了一遍又一遍，像两台坏掉的录音机。
“你最后一次见到你姐姐是什么时候？”
“昨天傍晚。”
“她说了什么？”
“她说她带了肉饼回来。”
“她有没有提到任何不对劲的事情？有没有什么人威胁她？”
“没有。”
“你昨晚在哪里？”
“在家。”
“有谁可以证明？”
“没有人。”
“邻居说昨晚看见你从家里跑了出来，”莫里斯翻了一下本子，“大概晚上十点多。你为什么跑出去？”
佐伊沉默了几秒。“吵架了。”
“吵什么？”
“不记得了。”
莫里斯把椅子往前挪了挪，语气变得温和了一些：“佐伊，我知道你姐姐的事……你已经很难过了。但我们还是需要你仔细想想，她平时接客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固定的客人？或者最近有没有新出现的人？”
佐伊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桌面上的双手。她的手已经不抖了，但她能感觉到指尖的皮肤下面有什么东西在跳动，细小的、急促的，像是藏在血管里的针。
她想起那辆凯迪拉克，想起那只从车门里伸出来的手——她看见了，她本可以问的。本可以问雪莉那个人是谁，本可以拦住她，本可以……
“我不知道。”她说。
这三个字是说给警察听的，也是说给她自己听的。如果她知道了却没有做任何事，那她和凶手之间，差的就只是一把枪。
时间像黏稠的糖浆，缓慢地、一滴一滴地流逝。佐伊的眼睛越来越沉，脑袋越来越重，但她咬着手背上的皮肤，不让自己睡过去。
审讯结束时，天早就黑透了。
蕾吉娜送她回家。警车停在枫树街的路边，那栋老房子的二楼窗口黑漆漆的。
“需要我陪你上去吗？”蕾吉娜问。
“不用。”
佐伊推开车门，脚步虚浮地爬上楼梯，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两圈才打开。屋子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冰箱压缩机运转的声音。她没有开灯，摸黑走到雪莉的房间门口，站了很久。
她没有推门进去。她害怕闻到那个熟悉的气味，害怕那些“如果”会像蚂蚁一样从墙角爬出来，爬满她的全身。
她转身走到沙发前，整个人像一袋水泥一样塌了下去，脑子里反复回放着那些画面。她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也许是太累了，身体比大脑先一步放弃了抵抗。
“咣当——”
楼下的铁皮信箱发出一声闷响。
佐伊艰难的睁开眼，阳光已经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道细细的金线。她的脖子酸得像是被人拧过，嘴唇干裂得厉害。她躺在那里，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渍，下意识地等着那熟悉的脚步声——雪莉会放下手里的东西，擦擦手，然后下楼去拿报纸，每天都是这样。姐姐有看报纸的习惯，她说餐厅里的客人会聊新闻，她得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佐伊以前觉得这很无聊，而现在她只是等着，等着……
楼下的老约翰逊太太在咳嗽，远处有汽车驶过的声音，冰箱的压缩机嗡嗡地转着，但楼梯上没有脚步声。
突然那些画面像碎玻璃一样扎进脑子里——深夜的凯迪拉克，那只在她身上乱摸的手，响亮的巴掌。公交车站的长椅，蕾吉娜蹲下来时眼里的同情，审讯室里惨白的荧光灯。还有照片上那张脸：缝合过的眼睑，鼻梁上的凹陷，干裂的嘴唇，不属于活人的灰色，那是雪莉的脸。
没有人会再下楼拿报纸了，没有人……
意料之外的是佐伊并没有哭，但那种干涩的、灼热的、堵在胸口的东西，比眼泪更难受，让她感到窒息。她撑着沙发坐起来，赤着脚踩在冰凉的地板上，坐了好一会儿才站起来。走到门口，拉开门，走下楼梯，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里。从信箱里抽出今天的报纸，日期是1991年3月11日。
头版头条：《第三名性工作者遇害，警方全力追查连环杀手》。
佐伊攥着报纸走上楼，坐回沙发上，一个字一个字地读。
“昨日清晨，一名遛狗的男子在橡树崖公园附近的小路上发现一具女性尸体。死者被确认为24岁的非裔美籍性工作者雪莉·米勒，尸体斜抵着路沿，全身赤裸……”
佐伊的视线停在“性工作者”这几个字上。她以为她会愤怒，她以为自己会像之前那样，只想着把报纸撕碎。但她没有，她只是觉得胸口堵得慌，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慢慢膨胀，撑得她肋骨生疼。她盯着那几个字看了又看，喉咙里泛出一股酸涩。
“性工作者。”他们管姐姐叫这个，就好像她的人生可以用这一个词概括，她活过的二十四年，就只剩下这一个标签。在佐伊眼里，雪莉不是什么性工作者，只是她的姐姐，是那个从福利院把她接走，跟她说“跟我回家”的人。
她没有撕掉报纸，只是把那行字又读了一遍，然后慢慢地、继续往下看。
“……和前两名受害者一样，她的眼睛遭摘除。一名外勤验尸官尝试闭上她的眼睑时，才发现她的眼珠不见了，鼻子骨折，脸部被枪击，子弹穿过头顶。”
报纸的角落里还配了一张照片——远景，模糊的，尸体被白布盖着，周围站着几个警察和一名穿白大褂的验尸官。照片拍得很仓促，像是从远处用长焦镜头偷拍的。佐伊盯着那张照片，盯着那块白布下面隐约露出的一只脚。那只脚很小，脚踝很细，她知道那是姐姐的。
她把这张报纸放在一边，又翻了翻茶几上那一沓旧报纸。姐姐习惯把报纸按日期叠好，佐伊很快就找到了她想要的那几份。
1990年12月15日的报纸——《橡树崖性工作者残遭杀害，尸体被毁坏》。33岁的玛丽·普拉特，白人性工作者，在橡树崖边缘一座废弃加油站被发现，只穿着T恤和胸罩，生前遭到严重殴打。
1991年2月12日的报纸——《橡树崖连环杀人案再添新魂，第二名性工作者遇害》。27岁的苏姗·彼德森，白人性工作者，在迪索托边界附近被发现。几乎全身赤裸，头顶、后脑、左胸中枪，双眼被手术般精准地摘除。
佐伊把三张报纸并排放在茶几上，盯着它们看了很久。
雪莉不是第一个，甚至不是第二个，她是第三个。
这意味着在姐姐死之前，已经有两个女人以同样的方式死去。警方知道，报纸知道，整个达拉斯都知道。也许姐姐也知道——知道自己可能成为下一个。
她想起审讯室里那两个警官的脸。瘦高个的莫里斯凑过来问她：“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客人？”旁边那个警官飞快地记着什么，笔尖沙沙地响。她说了很多遍“不知道”，说到最后连自己都快要相信了。
但她知道，她知道那辆凯迪拉克，她看见了那只从车门里伸出来的手，却什么都没有说。
耳边是雪莉那晚从房间里传来的哭声，很短的一声，像被掐断了，从喉咙里泄出来的那种哭声，在佐伊的耳中炸开，像一根烧红的针直直扎进太阳穴，尖锐的刺痛让整个脑壳嗡嗡直响，连呼吸都被搅碎了。
佐伊不知道自己在沙发上坐了多久。后来她站起来，走到冰箱前，拿出那块肉饼。她用锅热了，放在盘子里，坐在餐桌前，一口一口地吃。肉饼有些干了，也许是因为在冰箱里放了一天一夜。她吃得很慢，像是在完成某种仪式。
吃完以后，她把盘子洗了，把锅洗了，把厨房台面擦干净。然后她回到茶几前，重新拿起那三张报纸，把所有的细节都刻在了脑子里——大口径手枪，手术般精准的手法，橡树崖公园，迪索托边界……
然后她翻到第三张报纸上那张模糊的照片，盯着那块白布下面露出的那只脚，看了很久。
“我会找到那个人的。”她说。声音很轻，像是说给自己听，又像是说给雪莉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