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晚清五大名人》，读到左宗棠收复新疆，曾纪泽代表清廷与俄方谈判一节，我英语老师的触角被拨动：从前的人是怎么学英语的呢？去查，于是有了以下笔记：
曾纪泽：背《圣经》；还创有英语教程，如：热=hot=火特，骗=cheat=欺他。
溥仪：师从牛津毕业生庄士敦，庄先生给溥仪取英文名“亨利”——引开一笔，给皇帝取名字，必得“中西结合”，既有“洋味”，又得寓意吉祥，这“亨利”是不是取自“元亨利贞”(元，善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
皇后婉容觉得新鲜，也要取一个英文名，溥仪看她一眼，张口便作“一脸煞白”( Elizabeth)，因为婉容“脸白”。
日常学习，溥仪读简单的英文书籍和短篇故事，进步很快，最后竟然达到能翻译“四书五经”的程度。
辜鸿铭学英语是有童子功的，他的义父布朗是他的英语启蒙老师，虽不是中国人，布朗先生却用了和中国私塾先生一样的教学方法，要求辜鸿铭背诵《浮士德》，不求甚解，先背下来才是要义。
林语堂和钱钟书两位大家，皆痴迷于读背词典。
丰子恺学英语的方法是“对读”：案头英文名著和中文著名译本并置，一句一句对照着阅读(岂不就是典型的英汉互译？)。
我之前读到过的丰子恺先生的“22遍读书法”——汉字“讀”共二十二笔，一篇文章每读完一遍，就在文章旁写下“讀”字的一笔，写完“讀”字，即已完成22遍。今天读到的文字里更有22遍的时间安排：一篇新文章读四天，第一天读10遍，第二天温习5遍，第三天温习5遍，第四天温习2遍。
综上，无论是“对读”、读书22遍或是背厚重的大部头，强调的都是大量、反复的输入，是“量变”。疯狂英语也有句话：“只有成章入口，才能出口成章” 。
学习语言的方法大同小异，不一样的是个体的执行力和“忠诚度”。很多时候，不是“质变”遥不可及，很可能是“量”尚未达“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