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经世之学问要能务实，但并非实用主义者。古语云“百无一用是书生”，批评谈空论道，纸上谈兵，不能务实者。平素高谈阔论口若悬河，危难之时束手无策唯有一死以报君。如魏晋时期，多尚虚学，贬抑实学，认为谈论国家社会事务，则为俗言俗人。《世说新语》载：“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桓冲问王徽之政务之处理，王却顾左右而言他，答以西山致爽。又如明中后期以来，宋明理学和阳明心学皆大盛，并融以佛道思想，被批为不通世务，空谈心性。颜元批评这些儒者“心性之外无余理，静敬之外无余功”，顾炎武则批评明代士人“终日言性与天道”，而“古之圣人所以教人之说，其行在孝悌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在《诗》《书》《易》《礼》《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罚。虽其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亦有体用之分，然并无用心于内之说”。此处暂且不去讨论顾炎武对心学之批判是否完全正确，只看其批判的核心所指，即强调学问应能施行于天下，能作用于政令教化。
实际上若论实用性，墨家学说比儒家更具代表性。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将人之互爱与人之互利相结合，只有互爱才能实现互利，是以“非攻”“节用”皆是为了利。当然此利并非利己主义，而是己与他人共利。墨子的学说非常务实，凡不能产生民利之事，便不可为，也因此，墨子学说又有实用主义之倾向。墨子言“诸加费不加利于民者弗为”“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能否产生实际利益是衡量一件事要不要做的标准。因此，墨子认为衣服能满足基本功能如遮体保暖就行，在上面讲究锦绣文采，便是无用之浪费。富人们喜欢的“珠玉鸟兽犬马”，如果都换成“衣裳宫室甲盾舟车”，才是有用。总之，一切没有实际用处的东西，都没有必要。就连音乐，孔子视之为教化之重器，在墨子这里，却是妨碍社会生产的麻烦，必须去掉。若真将墨子学说全部施行于政，用以经世，社会中固然人人安其本分，没有纷争，但只知实利，排除任何无用之文化艺术，此种生活绝非人类生活，反倒是很像工蜂的生活。因此，庄子在《天下》中如此评价墨子：“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谓墨子之道有其狭隘面，不可通行于天下。一切只问有用无用之实用主义，必然走向狭隘和短视。
（待续）
附：作者介绍
雪漠，原名陈开红，甘肃凉州人。国家一级作家，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化学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文学翻译与跨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复旦大学肿瘤研究所“人文导师”。曾获“甘肃省优秀专家”“甘肃省领军人才”“甘肃省德艺双馨文艺家”“甘肃省拔尖创新人才”“2015年中国品牌文化十大人物”等称号。著有长篇小说：《野狐岭》《深夜的蚕豆声》《凉州词》《爱不落下》“大漠三部曲”（《大漠祭》《猎原》《白虎关》）、“灵魂三部曲”（《西夏咒》《西夏的苍狼》《无死的金刚心》）；诗集：《拜月的狐儿》；文化著作：《一个人的西部》《大师的秘密》（8卷）、《佛陀的智慧》（3卷）、“光明大手印”系列（10本）、“雪漠心学大系”《文化传播学实践教程》《雪漠心学概论》《雪漠智慧课程》等；文化游记：《匈奴的子孙》《堂吉诃德在北美》《山神的箭堆》《带你去远方》。作品入选《中国文学年鉴》和《中国新文学大系》；荣获“第三届冯牧文学奖”“第六届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2004年度“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第二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等奖项，连续六次获甘肃省委省政府颁发的“敦煌文艺奖”，连续三次获甘肃省文联和甘肃省作协颁发的“黄河文学奖”；入围“第五届国家图书奖”，三次入围“茅盾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