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有位80岁的老太太，因为突发左侧丘脑出血，造成继发性脑室出血，急性梗阻性脑积水。病情比较危重，家属希望比较殷切。虽然拒绝开颅手术治疗，但仍然要求微创治疗。
于是，我们在当天晚上给患者急诊做了脑出血微创手术。手术过程比较顺利，术后患者意识障碍程度也比术前好多了，有无意识的左侧肢体运动，比如说自己拉个被子啊，手在头上摸啊，但仍然没有语言，也无法配合检查。
家属从刚开始的着急慌乱，开始转为满满殷切的欺盼。查房的时候，就会问我，老人啥时候能醒来？
所谓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脑出血的治疗才刚刚开始，离什么时候醒来，醒来以后能不能站起来，离的十万八千里。
但家属的心情和期望能理解，因为每一位家属都希望能从医生的嘴里说出的话，就是他们想听到的话。
可是现实往往是残酷的，根据我们的经验像类似的老年人，即便手术做了，才是治疗的第一步，首先三脑室、四脑室的血肿能能不能打通是一回事，其次还有各种各样的风险，比如肺部感染、营养不良、深静脉血栓、水电解质紊乱、癫痫、心律失常、肝功能不全、肾功能不全等等之类的风险，正是过五关斩六将，这才哪儿到哪儿？
所以，每天查房，我都要和家属沟通，把各种各样的风险再讲一遍。说得难听一点，就是不能让他们期望过高。
引流管里打了尿激酶后，血肿引流的还不错，大部分液化血肿被引流了出来。最重要的四脑室梗阻，通过引流，堵在四脑室的血肿看着比之前少多了。
然而，预料之中的并发症还是来了。虽然抗生素、雾化在入院的时候就用上了，但患者术后第3天出现了严重的呼吸症状，呼吸快、费力，痰多咳不出来，血氧饱和度也低，高热、心率快。复查了胸部CT一看，还能怎么办？为了保证气道通畅，防止窒息，还是要切气管。
一听要切气管，家属就犹豫了，在他们看来，气管切开术要远远比脑出血的微创手术风险要大得多。
家属要求再商量一下。过了一会儿，家属的舅、姨都过来要了解患者的情况。事情往往到这一步，也就意味着，家属可能在纠结、在犹豫。但看破不说破，是我们医生的职业操守。还是很耐心给长辈们解释，脑出血术后的风险和并发症，以及目前气管切开的必要性。
患者昏迷程度不深，考虑后面可能会清醒，但这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目前肺部感染进一步加重，必然出现大脑缺氧，意识障碍加重。
气管切开，是重症脑出血患者气道管理中的关键措施，核心作用是为了保呼吸、治感染、防缺氧，为后面的康复争取时间。
气管切开是手术操作，必然存在一定的手术风险，但两害相权取其轻，积极的手术，肯定是利大于弊的。
讲完了，再一次给予患者家属商议的时间，过了很久很久，患者的儿子过来说，算了他们不切了。
我说：“有可能前功尽弃。”
他说：“能接受，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巧的是隔壁床的患者是脑干出血入院第二天，我之前管过的一个病人，这次是第二次脑出血了，之前还脑梗过一次，一直口服利伐沙班，担心出血风险，这次发病后去上级大三甲医院了，治疗了一个月刚回来，病情恢复的比较慢。
患者意识仍然没有完全恢复，气管切开带着气管套管。患者的女儿看见我笑着说：“王医生，又见面了。”
患者意识还是个朦胧状态，我听了一下肺的情况，右肺还是不行，湿性啰音还是很多的。
我问：“这情况不行啊，你是咋打算的？”
“继续治疗吧，要不然能咋办？”
“那你上班怎么办？”
“不行就不上班了，这是我爸么，不能不管。这次又得麻烦你了”
“没事，也是应该的。”
回到医办室，我看了下管床医生的医嘱，并告诉他家属的意愿。然后给把用药调整了一下。加强肠外营养，给予1440ml的脂肪乳氨基酸葡萄糖注射液，同时叮嘱家属加强肠内营养。在上级医院一直给用的头孢他啶，改成了头孢哌酮舒巴坦。
第二天查房，80岁的老太太的家属把家里准备好后，就办了出院。而隔壁床的脑干出血的患者，似乎精神状态好多了，听起来痰也少了。
80岁的老太太终究还是回家了，从家属决定手术时的殷切希望，到必须要气管切开时的纠结，再到最后商量着放弃治疗回家。但很难说，这就是放弃，也许是对自然生命规律的尊重。
突然想起一句不知道从哪里看到的话，“我们当医生的，不是要和死神抢人，而是要帮患者和家属，在生死的缝隙里找到最想走的路。”
隔壁的床患者的女儿在坚持治疗了一个月后，还仍然选择继续治疗，很难说这就是盲目，也许是父女血脉相连的羁绊，也是不能不管的本能。
社会在发展，医疗在进步，我们所有人好像期望值越来越高，都觉得在医院里就要药到病除，但可惜并不是，医疗并给不了所有人想要的奇迹。
并不是所有的医生都能说出安慰和共情的话来，但我们可以陪那些有需要的人，在黑暗多走一段距离。把家属的期望变成陪伴，把家属的无奈变成尽力。
愿所有的选择都不被辜负，愿所有的坚守都有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