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正德十二年，蒙古鞑靼部首领小王子率军进犯明朝边境，正巧遇上明武宗朱厚照出关，朱厚照随即调集长城一线的军队进行作战，两军在应州交战，此战最终以蒙古鞑靼部失败告终，此战后蒙古人十余年不敢进犯明朝边境，史称“应州大捷”。

正德十二年秋八月，明武宗朱厚照在江彬等人的怂恿之下，溜出居庸关，来到边防重镇宣府，这次出关朱厚照是想和先祖朱棣一样，威震塞北建立武功的，结果到了宣府，就没看到几个蒙古人。

于是朱厚照决定到真正的边境去，来到了边防前沿阳和，他还给自己整个“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的名号，化名朱寿指挥于蒙古人作战。

说来也巧，两个多月后，蒙古鞑靼部可汗小王子率军进犯明朝边境，进攻阳和，攻掠应州，在朝臣和边将的一片紧张和劝退中，朱厚照等来了自己想要的战争。

朱厚照命令大同总兵王勋率领北部兵马立即集结，北上迎敌，王勋此时内心是骂娘的，自认为面对蒙古的大军，能守住就不错了，主动出击如同找死。

但是皇帝的命令他不得不听，而且皇帝还比他靠近敌人，皇帝有闪失，那是诛九族的大罪，灰溜溜的带着军队上去了。

此时比王勋还紧张的是他的前同事，如今皇帝的宠臣江彬，大同军什么尿性，江彬一清二楚，反对朱厚照率领大同军北上迎敌，朱厚照同时调集了辽东、宣府、延绥等地的军队，限定十日内赶到阳和、平虏、威武等地。

鞑靼首领小王子得知明军的动向后，率军向南直扑王勋的大同军，朱厚照随即做出相应调整，辽东参将萧滓，宣府游击将军时春，火速支援王勋，延绥副总兵朱峦、游击将军周政尾随鞑靼军，不得擅自作战。

又调集宣府总兵朱振，参将左钦率军驻守阳和，保护前线行宫的安全，毕竟这里还有不少朝臣，要是被蒙古人给一窝端了，也是非常大的损失的。

两军在应州展开大战，王勋兵力明显不足，虽然猛攻蒙古大军，但还是被逼迫退入应州城中，而且大雾天，跟踪鞑靼人的朱峦也退入城中，两军合兵实力大增，再度进攻鞑靼人，但兵力仍然不足，反被包围。

正巧在这时，朱厚照亲自率领张永、魏彬、张忠的援军从阳和南下支援应州，朱厚照的即使出现，打乱了鞑靼人的如意算盘，三支从各个方向赶来的明军会合到一起，朱厚照指挥明军与鞑靼人交战，最终小王子败退。

本该来说，我国古代是十分重视王朝的军功的，所谓的盛世，并非指的是国内百姓安居乐业、家庭和睦，而是王朝威名远播，对外开疆扩土、不断胜利，古代所有的盛世莫不如此。

自古就有“国之大事，在祀在戎”的说法，主要是对外军事的成功，也是综合国力的反映，因此文臣的谥号以“文”为尊，讲的是内政贡献，而皇帝的谥号以“武”为尊，讲的是开疆拓土的军功。

按理来说，明武宗朱厚照取得了应州大捷的胜利，而且是皇帝亲自指挥的，这对于树立皇朝的威仪非常重要，遇到这种事情，应该多往脸上贴金，大书特书彰显功绩。

但是“应州大捷”却非常奇特，朝廷上下对于此战的态度非常微妙，史书中对此的记载仅仅是一笔带过，而且朝臣都认为朱厚照在吹牛逼，很多地方都在从侧面说这是一场败仗。

史书中，不副实的“大捷”

关于这场战争，在《明武宗实录》中的记载还是比较详细的，但是关于此战战果的记载，却令人笑掉大牙，“是役也，斩虏首十六级，而我军者，折五十二人，重伤者五百六十三人”。

从史书中的这段记载来看，明显是明军吃了大亏了，但是此战的结果是鞑靼军队“是后岁犯边，然不敢大入”，鞑靼部首领小王子，是蒙古历史上著名的“中兴之主”，尊号为“达延汗”。

小王子在应州大捷的同年去世，年仅四十四岁，没多久他辛辛苦苦统一起来的蒙古各部，又陷入新一轮的内讧争夺之中，虽然无法将小王子的死与应州之战联系在一起。

但是一定是应州之战造成了小王子鞑靼本部的惨重损失，才造成蒙古各部短期内的争权夺利，否则仅以十六人的损失，蒙古各部的实力均衡不会被打破，直到其孙俺答汗时期，才再度强大起来。

在明朝的时候，明军的斩首数，要远远小于敌军的伤亡损失，这种记载在明宪宗时期出现了很多次，当然那都是小规模的冲突，无法与应州之战比，双方将近十万人，在一起聚会推搡，造成的损失都不仅仅只有十六人。

明军斩首较少，主要因为明军火器的大量装备，明军的惯例是接战之前，先是好几波远程火炮的打击，这样的战术本来在交战之前就造成了对方的巨大伤亡。

而且明军近战火器以散弹为主，打过去能让对手很快失去战斗力，但是不大容易立马死，逃走后重伤身亡的几率大。

而且古代军功记录体系发展到明代已经非常完善了，战场上抢夺死尸人头的情况是很少出现的，不是自己亲手斩杀的，一般是不能上报斩首数的。

冒领战功是违反军法的大罪，而且下次打仗自己被作为炮灰的可能性很大，所以明军一般的斩首数特别少，不是战斗力不行，而是战争形式更加讲究团队作战，战争更加成熟。

文官集团为何不热衷于颂扬“应州大捷”

明朝的文官是典型红眼病患者，看不得别人比他牛逼，袁崇焕的“宁远大捷”，稍微了解点明朝历史的人都知道，但是汪直主导的“成化犁庭”却少有人知，自土木之变后，文官掌权后，文官集团宁愿丧权辱国，也不愿看到政敌建功立业。

典型的就是两次“复套”事件，成化事情，大明国力逐渐恢复，以汪直为首的军事集团，极力主张出兵河套，收复因土木之败丢失的领土，以解除蒙古对大同、宣府和京师的威胁，但是因为此次作战有武将抬头的趋势，被文官集团打压了，汪直最终郁郁而终。

另一次是嘉靖时期，宣大总督曾铣向内阁首辅夏言再度提出收复河套的议论，这项策略提出的初期着实让嘉靖帝高潮了一波，但是随后严嵩的“党争”议论，指责边臣与阁臣勾结的阴谋，使夏言和曾铣身首异处。

这就是明朝的严重的党争事件，党争最初不是文官内部的党同伐异，而是文官对武勋、宦官的反对，这种斗争完全走向了为了反对而反对的局面，刘大夏为了反对出海的议论，将郑和的海图和造船图纸全部焚烧，还被文官交口称赞，一时名气大振。

在这群文官的包围下，朱厚照是典型的坏孩子，而且朱厚照出京被定下的基调就是吃喝玩乐、欺男霸女、戕害百姓，这样一个典型的坏人竟然立下了赫赫战功，那岂不是没有天理了，所以这次“大捷”自然就被黑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