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8-09，《文化三书》，东方出版中心，2008
几年前梁文道在《开卷八分钟》介绍《书读完了》，就对金翁的博学多才印象深刻。这天在晓阅偶然拾读金克木《文化三书》，其中一篇叫做《秦汉历史数学》——以数学思维诠释中国历史流变与结构，有意思。《秦汉历史数学》仅数千字，构思精巧，信息量大。
曾经显赫一时的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曾想包罗全世界的）大英帝国都已雨打风吹去，惟有中国走过几千年江山依旧，为什么呢？金翁觉得，这个谜题必须从「我是谁」问起。
秦始皇在位36年，统一天下后就在12年里干了举全国之力的几件大事：修长城建阿房宫、修建全国驰道、疏通航道开凿运河（灵渠）、简化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衡量、禁止私学以禁锢思想、大规模移民——将富户连同家奴迁徙到地广人稀的河套地区，把内地罪人发配到南方、与岭南当地人杂居。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扫清六国期间的一切隔阂，促进经济和文化的统一。
在金翁的数学模型看来，秦始皇的统一大业恰恰遗漏了关键的一步：建立长期巩固统一的政权中枢，保证有效运行，是为「功能函数」。秦始皇在历史上只算得上是个「0」：没有有效的政权中枢，就相当于零没有前面的数字，失去增长的可能性。秦始皇开创了中国中古社会，但于帝国历史的功用，仅算得上一个占位符。
创建了历史功能函数的人，是汉高祖刘邦。刘邦无德无才（此处的「德」不指道德，而指作用），单就功能说是一个「虚位的零」，但一个虚位的零可以控制由经济、政治、军事构成的三角形，形成统治结构的金字塔尖。一千多年后，李自成进京、多尔衮使范文程、洪承畴、吴三桂各踞一位、以汉制汉，均是依照刘邦的统治模式。
汉文帝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虽然司马迁在《资治通鉴》里没记汉文帝多少功绩，但金翁对这位信奉黄老思想的皇帝的谋略手段颇有兴味。「那三卷多书像是一部很有趣的政治小说的提纲」。一是汉文帝如何架空两位功臣元老的丞相之权，二是不动声色将南越王赵佗降服得不敢「敬酒不吃吃罚酒」。到了汉文帝刘恒这里，汉高祖的三角形直线变曲线，成为自开自合的圆环，皇权重新回归「0」的符号。金翁如此评论黄老思想：
指导汉文帝行为的黄老思想里含有效率观念，重视功能，喜功而不好大，务实而不求名，少投入而多回报。这正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总结道德家时所说的「事少而功多」，也是《论语》里的孔子所忠实的「举一反三」和「闻一知十」，是从价值交换中得来的计算盈亏、本利的考虑，是孔子门徒精通货殖的子贡所擅长的经营要点。它的对立面是不谋其利、不计其功，不惜用一切代价，不懂劳动价值，滥用人力资源，憎恶「奇功淫巧」，喜欢包装、排场、大屋顶、肥皂泡。
文章写于1999年，时值金翁87岁高龄。这位智慧老者在人生边上的这一小段评述，不仅足显金翁其读史化用之功夫，更彰示他对世代价值的趋向认同。
虽文头提出「我是谁」的命题，但金翁此文其实着眼于追问「我们是谁」。中国封建帝制是一轮巨大无情的机器，它只遵循「对」的模型、结构、组合，历史只看功过作用，不论情感意志。人作为功用函数中的变量，若有能量改造结构、重写函数，也便能为后人所传说了吧。
金克木（1912—2000），字止默，笔名辛竹，安徽寿县人，中国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梵学研究、印度文化研究家，与季羡林、陈玉龙并称“北大三支笔”，和季羡林、张中行、邓广铭一起被称为“未名四老”。20世纪三十年代后到北京求学，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员，自学掌握英语、法语、德语、世界语等多种语言。1941年金克木经缅甸到印度，任一家中文报纸编辑，同时学习印地语和梵语，后到印度佛教圣地鹿野苑钻研佛学，同时跟随印度著名学者学习梵文和巴利文，走上梵学研究之路。1946年金克木回国，应聘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1948年后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曾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中国世界语之友会会员，第三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第五届至七届常委，宣传部部长。2000年8月5，病逝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