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毛泽东发表了题为《论持久战》的文章，在1938年的6月前，平津、上海、南京、厦门、开封、武汉等地已经相继失守。在1938年4月的徐州会战尤为惨痛，国内无不人心惶惶，“亡国论”、“速胜论”的舆论热潮也甚嚣尘上。如何走出一条正确的抵抗路线、如何应对日军强大的攻势，甚至于是战是降都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而这时《论持久战》的发表无疑是在茫茫的迷雾亮起的火把，将人们思想统一凝聚在一起。

《论持久战》是一篇纲领更是一个“预言”，纲领在于它不仅批驳了“亡国论”与“速胜论”而且指导了“持久战”战略形成。而“预言”则在于它断言了“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相较于“预言”不同的是，它不是虚无的、飘渺的一句口号而是经过反复论证的观点。在《论持久战》中，分析了比较了中日两国在战争中的属性，旧日本帝国其国家属性与其地缘因素迫使其侵略扩张以弥补物质资源的匮乏，然而于事无补的是这反而将日本的物质资源带向更加贫困的边缘。

我读过《论持久战》后的第一大感受就是“以战富国”实为饮鸩止渴。在20世纪，伴随着军事技术领域的突飞猛进，现代化的总体战使得前线与后方的距离逐渐模糊。在战争状态下的国家经济部门无一例外的都向军事工业部门转移，实际上的人民生活水平无法通过战争来获取到足够的好处。因此侵略别国领土占领与掠夺别国自然资源与工业设施就成为了国家通过战争获得利益以及转化为国民红利的唯一途径，然而实际上的二战的战争规模与烈度远超理想状态预期的那样，“焦土”政策常常被采用。具体一点的例子如在七七事变、武汉会战、南京保卫战期间中国国民政府将大量的国家工业部门成体系的向南向西进行迁移以及各大高校的西迁等等。战争之下被侵略国实际的工业设施与劳动力人口都无一例外的主动或是被动的迁移走，实际上可掠夺的只有自然资源与土地。然而作为一个岛国与人口小国，旧日本帝国所能动员的劳动力人口实际上无法满足于鲸吞整个中国。而战争中沦陷区的抵抗与战争的伤亡会进一步拖累劳动力人口在被侵略地进行生产。因此我们不难看到，在现代化的总体战中，侵略国家如果无法尽快结束战争状态以及采取宽容的占领地政策，战争只能成为加速国家灭亡的催化剂。而这是旧日本帝国所没有做到或者说不可能做到的。自从1936年的“226”兵变开始、皇道派与统制派的联合、乃至军部法西斯的建立，日本早就已经走上了一条被战争与军队绑架的灭亡道路。而这一点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早就清晰明了的点明了出来。

同时从《论持久战》的“预言”与“预言”的实现中，我还看到了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或者是说一个近代民族概念在中国人思想中的形成。而这在我看来是中国最终“战胜”日本的重要武器。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在侵略战争中的表现一直为一击即溃。在我看来，其原因更可归为近代民族国家以及近代民族观念未能形成。在1912年前为半封建半殖民的封建王朝统治，中华民国成立不过几年就陷入了军阀混战，地方军阀的统治实际上阻碍了国家观念与近代民族观念的形成。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中国也依旧是一个具有半殖民地性质、军阀割据以及封建势力余毒三重存在的国家。民族观念仅在于一些地方与一些人。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华民族的观念才逐渐觉醒，残存于中国人传统观念中的“天下”观念在外部侵略的引导下，凝聚成为近代民族的观念。至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时，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的大部分人逐渐拥有了“中华民族”的近代民族观念。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是抗日战争最终胜利的基础因素。从1894年开始的近代中日第一次交锋开始，从共产党到国民党，从工人农民到资产阶级，从主力军到游击队，第一次如此团结在一面旗帜之下，共同抗击侵略者的攻势。而这面旗帜正是中华民族。这也让我了解到了一个观念的形成有着多么大的力量。

那么《论持久战》时至今日，能带给我们些何种启示呢？在当前国际关系格局如此复杂的局面下、在建构中的中美“修昔底德陷阱”时以及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行的世界政治经济趋势下，以往战争的因素已经并非成为大国之间较量权力的最重要内容。大国往往通过“灰色地带”的手段进行对于对手的遏制乃至打击，在经济贸易领域、在文化创作领域、在舆论导向领域无时无刻不充斥着无声的战争。如何打好新世纪下的“持久战”将是我们现在乃至未来所需要追寻的问题。《论持久战》中最宝贵的东西并非是“持久”二字，而是作者带给我们的对于敌我的、国际的、经济的、外交的全方位的理解与定义以及对于胜利的那种自信心，都是我们当前所缺少的东西。当然“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这种精神一定是建立在对于局势的正确分析再加上对于己方的自信心才能真正的打赢这场“持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