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东部时间2025年3月3日，前WWE职业摔跤推广人和小企业管理局局长琳达·麦克马洪（Linda McMahon）在参议院以51-45的微弱优势，被确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教育部长，成为特朗普第二届政府中最后填补的内阁职位之一。然而，早在她获得确认之前，特朗普就明确表示麦克马洪作为教育部长的首要任务，就是彻底解散她将领导的部门。在2月4日面对记者的采访中，特朗普曾这样公开宣称：“我希望麦克马洪做的工作，就是最终让她自己失业”。当记者问起特朗普是否会动用总统权力签署行政令直接废除教育部，特朗普则表示：“有些人说我可以做到这一点”。
事实上，对于在 2024 年总统大选期间密切关注特朗普议程或美国保守派议程的人来说，这一切都不应特别令人惊讶。作为削减政府职能、优先考虑公共部门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坚定支持者，特朗普从未回避过对教育部创立初衷的鄙夷，并在其第一任总统任期内多次提出取消教育部的想法，但都因缺乏支持和从政经验而搁浅。虽然他并没有将该部门作为一个整体予以取消，但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仍然对美国的教育事业产生了多方面的负面影响：着重削弱其职能的特朗普政府史无前例地任命了没有公共教育经验的贝琪·德沃斯（Betsy DeVos）担任教育部长，主张用私立教育补助代替公共资助的教育项目，削减支持教师培训、课后和暑期托管、低收入学生援助等项目的资金，以及暂停对偏见和歧视相关案件的调查。
在宣布再次参选总统并获得共和党提名之后，特朗普将对于教育体系的保守化变革作为了自己作为总统将会首要应对的目标之一，并比此前担任总统时期变得更为激进。作为他的保守主义计划蓝图的《2025计划》，将这一点显示地一览无遗。这份由多位在他第一任期的政府成员担任核心写作团队成员所撰写的执政纲领在涉及教育政策的部分从一开始就写到，“联邦教育政策应受到限制，最终应取消联邦教育部。在相关部门行使权力时，这些权力应该赋予学生和家庭，而不是政府。在我们这个多元化的社会里，家庭和学生应该可以自由选择最适合他们的学校和学习环境。”
这些看似支持所谓“教育选择自由”的官样言辞，其内涵并不在于“赋予学生和家庭权力”，而是消除弥合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之间长期存在的教育不平等差距的可能性，同时使许多共和党人提倡的否认公民权利、性别平等以及从科学角度承认气候紧急状况等另类观点利用这些缺少联邦制约的教育方式而延续并合法化。与该计划提出的其他议程一样，取消教育部的最终目的，是削弱联邦政府对最高法院裁决和宪法修正案所规定的权利的责任和响应，这些权利提供免费和公平的教育；而这些文献的撰写者清楚地明白，联邦教育辅助是许多来自困难家庭的美国儿童改变命运、摆脱贫困和暴力循环的唯一途径。
要想了解取消教育部如何成为共和党政治行动的优先事项，我们必须首先了解教育部这一想法的雏形。和国务院，财政部等历史悠久的部门不同，教育部是在 1979 年根据时任民主党总统吉米·卡特的一项行政命令成立的，该行政命令将教育部从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后来成为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拆分出来，成立了一个独立管理教育的机构，并在次年正式开始运作，至今不过45年。然而，通过教育普及和规范来建立一套由政府资助的公共教育体系的理念，早在美国建国之初就已经开始在19世纪初由教育家贺拉斯·曼（Horace Mann）所提出，并开始在马萨诸塞州等美国北部地区开始推广实施。
早在那时，以庄园种植和农作物生产为主要经济产业，对奴隶制体系高度依赖的美国南方地区，就对贺拉斯·曼所支持的公共教育不屑一顾。在富裕白人的庄园中，教育被视为私人事务，富有的白人家庭通常会聘请私人教师或将子女送入私立学校来维护阶级地位，而贫穷的白人家庭则不但缺少获得正规教育的机会，甚至很难读书认字。于此同时，为了禁止废奴思想的传播和扩张，黑人奴隶们则在法律和体质上完全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直到南北战争后，南方蓄奴州落败，奴隶制被废除，平权通过第十四条修正案写入宪法，美国由此进入重建时期之后，国会推出的一系列法律才建立了为黑人提供教育的公立体系，但这些教育机构仍然拥有着严格的种族划分。
作为将民权带入南方的重建工作的一部分，时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于1867年成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教育部，试图从联邦政府层面实现教育过程的专业化，这一进程得到了国会一些北方议员的支持。包括部门负责人在内，监督运营的人员总共只有四人；而在国会和约翰逊的愤怒斥责中该部门在1868年就被取消，并在两年后缩减为内政部的一个办公室，然后又被卫生、教育和福利部所吸纳。这一切都源于时任部长亨利·巴纳德（Henry Barnard）当时向国会提出的建议，即在州政府拒绝公布教育数据的情况下，由该部门公布相关信息，并同时增加该对欧洲公共教育政策研究的资助。
自从这一部门被废除以来，美国联邦政府长期对教育政策漠不关心；但当民权运动开始酝酿时，促进公平教育的行动就成为政府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1954年，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中裁定，公立学校对学生进行种族隔离教育违反了宪法第14条修正案，从而为在美国挑战种族歧视树立了法律先例。为了维护教育平等，美国政府曾经多次使用武力手段来达到目标，例如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7年将阿肯色州国民警卫队联邦化，以确保九名非裔美国学生能够在南方州首府小石城的一所取消种族隔离的高中学习。
随着公众对联邦政府参与教育事务的支持度不断提高，此后美国国会推出了一系列法案来为设立联邦教育标准的法案，其中包括联邦政府在1965年通过的对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资助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通过佩尔助学金等计划增加了低收入和少数族裔学生接受教育的机会。自此以后，1970年代的《康复法》和《残疾人教育法》则确立了法律保护并保证了特殊教育服务，确保残疾学生在公立学校获得适当的照顾。为了能够详细规定各州、地方和校区必须采取哪些措施来通过联邦资助来维护和加强教育平等，卡特最终决定在1979年创立一个独立的教育部。尽管已然独立，教育部的员工也只有约4000人，同时活动资金也仅有2700亿美元，是美国内阁15个部门中人数最小，资金最少的部门。
长期以来，保守派意识形态运动一直认为，设立一个联邦部门来监督教育相关事务是违宪的；因为根据惯例，凡是在建国文件中未明确列为联邦政府权力的政府职能，均应当归各州所有。南方各州在推行种族隔离教育时，往往将此作为万无一失的辩护理由。即使在最高法院做出裁决和《民权法案》颁布后，保守派州仍巧妙地利用各种法律漏洞，向本学区内的儿童灌输自己的思想认同，削弱教育部的实际影响。
共和党人最直接、最响亮的攻击方式是直接呼吁取消教育部，并且从这一部门成立伊始就开始展开了相关宣传。1981年，在里根击败卡特成为共和党总统后，他以“联邦政府管理教育违反宪法”为由多次发表公开声明呼吁取消该部门，但由于他无法控制国会两院，因此并未真正采取任何实际措施。当保守派州意识到直接呼吁取消公立学校缺乏国会支持时，他们开始推广替代教育方法，而不是传统的公立学校，以绕过教育部制定的标准，其中包括家庭教育和接受公共资金但不受当地学区要求约束的自主运营的学校，即特许学校。为了支持替代性方案，有些地区还会推广“学校代金券”，通过地方政府提供的资助补贴来支付包括宗教学校在内的私立学校的学费。
虽然批评人士指出，这些学校往往缺乏对教学内容和质量负责的意识，经常被营利性实体利用来关注创收而非教育成绩，并且习惯于教授反科学或历史修正主义的内容，但这并未阻止这些右翼反公共教育运动的扩张。目前，有370万美国学生（约占公立学校学生总数的7.4%）就读于特许学校，62万名名学生参加学校代金券计划，180万儿童在家上学。由于公共教育持续缺乏资金，贫困家庭无力供养子女教育，保守家庭对公共教育内容的意识形态日益不满，以及疫情带来的持续影响，预计这些数字只会继续增长。
为了改革公共教育，身为共和党的总统小布什曾于2002年签署了一项名为《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的两党国会法案，旨在通过提高公立学校的问责制来改善教育成果。虽然该法案旨在迅速应对美国学生在数学、阅读和科学方面落后于全球同龄人的担忧，以通过让学校和教师对标准考试成绩下降负责，并建立明确的绩效基准的方式加强测试成绩，但最终却以彻底失败告终。在这场教育改革中，私有化的标准化测试公司通过为学校设计这些测试获得了巨额利润，而过于严格却无法考虑资金不足和充足学区之间的差距的标准，使得许多教师和学校管理者失去了工作，进一步拉大了学生之间的差距。
由于该法案的失败，要求取消该部门的保守主义呼声越来越高，因为他们认为这一法案的失败表明，联邦政府完全无法控制或监督涉及到教育的政策问题。2023年，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试图通过一项旨在加强公立教育中家长权利的法案中加上终止教育部管理中小学教育资格的修正案，但由于高达60名共和党人和所有民主党人的反对而未能成型。
尽管挑战重重，但将“弥合公立教育不平等并为弱势群体创造有利教育条件”作为建立宗旨的教育部，仍然由多种方式来达到这一艰难的目标。目前，教育部负责管理的职能包括学生贷款，教育公平，学校认证和资金援助四个主要方向。作为联邦学生贷款的直接批发机构，负责管理额度高达1.5万亿的贷款债务，其中涉及约4000万名学生，以及监督管理为收入低于一定门槛的学生提供援助的佩尔助学金和大学用于分配经济援助的联邦学生援助免费申请（FAFSA）。
通过自身的民权办公室，教育部门通过其民权办公室开展调查，并就如何适用民权法案来指导学区处理相关歧视案件，并收据教育相关数据来追踪不同种族和社会经济群体的学生在资源、课程获取和学科方面的差异。与此同时，教育部会通过审查所有联邦政府认可的区域及国家级认证机构，维持对所高校以及基础教育所提供的联邦学生资助资金的监管，并按照《残疾人教育法案》为残疾学生提供支持。在教师支持方面，教育部增设教师岗位来降低班级规模和提升教学质量，并为学校的社工和其他非教学岗位人员在学校不能提供支持时直接提供薪酬。
这些宗旨中的每一条，都被以支持削减联邦政府职能为使命的共和党所不容，而《2025计划》正是全方位削弱乃至于消灭教育部和它所正在起到的重要作用的有效工具。在特朗普以自己声称获得的“美国人民赋予的委任统治权”赢得2024年选举上台之后，他在竞选期间试图否认关联的这项计划，则不可避免并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他拆毁教育部的操作指南。根据这一行动纲领，美国政府应当：
取消对低收入学校的最大联邦援助计划和佩尔助学金，并将其转换为对各州的无限制整笔拨款，减少联邦监管；
终止对低收入儿童的儿童保育和早期教育支持；
将资金转为州政府控制的整笔拨款，并允许资金直接流向家长而非学校；
削弱或直接取消《残疾人教育法案》的保护；
将学生贷款管理从教育部转移到财政部，从而削弱教育部的资金管理能力；
削减甚至取消民权办公室，停止对民权歧视案件的一切调查和追究；
终止学生贷款豁免计划，同时大幅限制保护学生免受掠夺性大学侵害的借款人保护计划，停止将学生贷款偿还与学生收入挂钩；
鼓励各地建立以创收为目的的私立学校和营利性大学，为此提供联邦政府的代金券项目。
如果这些政策全部实施，教育部将会完全失去作用，无法对从任何角度对美国的国家教育前景做出任何有效的改变；不受约束的私有化资本将会将加速其对教育系统的控制，使其专注于利润而非为学生提供有用的信息。然而，特朗普对教育部应承担职责的愿景实际上超越了《2025计划》的范畴。就在他准备彻底取消教育部的同时，特朗普也在与其他保守州步调一致，打击与“多样性、公平和包容”（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相关的教学课程，并称其为“极左思想灌输”。自上任以来，他已签署多项行政命令，试图在联邦政府、教育机构和私营公司中禁止多元化实践，其中包括公立大学和任何由教育部管理或接受其资助的学校。特朗普声称，如果任何学校不遵守他这些故意在执法范围和措辞上模糊的行政命令，他们所接受的所有联邦资金将被切断，并可能失去合法认证。
2024年3月至5月期间，美国许多大学中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抨击美国政府和高校对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轰炸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以色列军方的举动导致数万人失去生命，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而这一地区由于持续的封锁和轰炸，面临大范围饥荒和传染病的危险。学生们为支持巴勒斯坦而搭建营地、组织演讲，有时甚至封锁学校建筑，而这些行为导致他们当时就经常遭到校园保安、学校官员甚至当地警察的阻拦，导致被捕和被起诉。尽管时任总统拜登强烈谴责了学生们的这些行为，但特朗普认为仅仅谴责的力度还远远不够，并决定利用自己的权力进一步惩罚这些学生。在抗议最为激烈的哥伦比亚大学，特朗普宣布，以该校“未能保护犹太学生和教职员工”为理由，削减他们4亿美元的联邦资金，并声称“类似学校很有必要采取补救措施”。
3月10日，就在宣布撤资两天后，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便衣人员闯进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将作为此前抗议主要组织人之一的巴勒斯坦籍美国绿卡持有者马哈茂德·哈利勒（Mahmoud Khalil）强行拘捕，并宣布将剥夺他的永久居留权，而学校对此未发表任何谴责声明。对此寒蝉效应感到失望和愤怒的学生们，选择再次站满校园，展开了大规模的抗议和罢课，要求相关部门释放哈利勒并要求哥伦比亚大学迅速表态。
如果特朗普想通过法律程序废除教育部，他仍然需要一项能够通过国会两院，包括在参议院获得60票以绕过阻挠议事程序的法案，但这项任务由于在国会中缺少足够多的支持而极不可能实现。然而，随着特朗普协调其他政府部门接管教育部职能，同时惩罚任何异议并消除对多样性的支持，从哥伦比亚事件开始逐渐显现寒蝉效应开始映射着一个悲观的现实：特朗普甚至可能不需要法律程序就能达到目的。
除了几个教育工会和民主立法者发表了一系列的强烈谴责外，还没有任何一个反对特朗普的个人或者机构拥有一个整体计划，来抵制特朗普对公共教育的极速侵蚀。而他所做的这一切，不仅将为后代制定一个为保守主义服务的教育议程，而且还将把教育变成贺拉斯·曼和其他早期改革者竭尽全力阻止的目标：一个以利润为导向，专注于创造收入和通过否认不平等的存在来巩固现状，使得以教育获得的阶级流动变为泡影的盈利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