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长篇小说《子弟》的作者潘一掷，同时也是豆瓣小组“厂矿子弟”的组长。今天很荣幸来聊聊关于三线工厂的一些集体性回忆，题目就叫：有一种故乡，叫做“咱们厂”。

想必大家春节期间刚看过大热电影《你好，李焕英》。故事发生的背景在湖北襄樊宜城的三线工厂东方化工厂(525厂），取景则是在另一个三线厂卫东机械厂（846厂）。导演兼演员贾玲就是在三线厂内出生成长的“厂二代”。由于全国三线工厂的共性非常显著，这些工厂子弟的人生轨迹也非常类似，大家都对于故乡有一种特殊的眷恋，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往事。

我所出生成长的工厂叫做向东化工厂，和电影的发生厂东方厂（525厂）的母厂辽阳庆阳化工厂（375厂）属于兄弟厂，都归属五机部管理。基于多年的习惯，我们一家张口闭口都说“我们厂”。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我们一家是三代同厂：我母亲是厂子弟小学教师，父亲是生产处调度。我自己以及哥哥嫂子，姐姐姐夫，侄女外甥，全都是出生在职工医院，上的厂办幼儿园，念完子弟小学和子弟中学，后来考上大学的就离开了工厂，没考上大学的入厂当工人，对， 我离开了工厂，我哥哥姐姐一直都在工厂上班。——算起来，从我父亲1953年入厂，之后和我妈结婚生育儿女，一直到2005 年工厂破产，我们一家子在厂区里生活了五十多年。像我家这样三代同厂的情形，在我们厂非常普遍。所以说，“以厂为家”不仅仅是一种集体精神，更是众多厂矿家庭的一种生活状态。

（可惜我们家搬家的时候，因为我在外地，没留下全家和老房子的合影。）

在厂矿小社会环境下长大的我，真正走出工厂是1993年到沈阳上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我曾经有十年的时间天南地北出差跑业务，期间遇到过各地许多客户都是厂矿子弟，深入一聊，发现彼此的厂矿经历非常相似，有着很多的共鸣。粗略估算，全国范围内厂矿子弟数量能有三千万。也是从那时开始，一个念头在我心中升起，想要写下这个广大群体的共性故事。于是我坚持常年积累素材，直到2018年开始动笔。

在写作的同时，我还在豆瓣网上建立了“厂矿子弟”小组，现有上百个工厂的两千二百多个组员。很多组员图文并茂地分享了少年时在工厂的成长故事，我逐一读下来的收获，一是印证了这一群体成长轨迹高度相似的结论，二来也启发了很多关于细节的回忆，使得笔下的故事更趋近于时代现实。以上就是《子弟》这篇小说的创作缘起。

好，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个概念——“三线建设”，因为三线厂的这个定位贯穿了我们厂的六十年命运。在百度百科上，三线建设是这么解释的：

自1964年起，我国中西部三线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军工企业“三线厂”建设。在1964年至1980年，贯穿三个五年计划的16年中，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投入了2052.68亿元巨资；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的民工，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风餐露宿、肩扛人挑，用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称为“三线厂”。

以上可见，三线厂的首要特点就是跨地区的工业迁徙，并由此造成了一种独特的飞地小社会。

以我们厂为例，职工来自五湖四海，尤其是东北人居多，这是因为前身老厂位于中苏边境的兴凯湖畔。前身老厂建厂于1945年，是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功勋厂。等到六十年代，中苏边境爆发了“珍宝岛事件”，经周总理指示，我们厂启动了南下搬迁计划。原本是要准备搬到山西陕西一带，后来因为一些变故，最后决定搬往辽西的努鲁尔虎深山里。

（《金婚》里佟志被调去建设三线）

哪怕是今天，要搬走一个万人大厂的连人员带设备，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当年像我们厂这样南迁西迁的单位有一千多个。所以说三线建设艰苦卓绝，无声而浩大。

在1967年的春天，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上千名男职工率先开赴辽西，在深山老峪里从扎帐篷驻营开始施工。为了赶生产进度，他们“先生产后生活”，夏天住席棚，冬天住“干打垒” 的夯土房。由于没有大型机械工程设备，许多基建工程只能靠人工肩扛手抬。他们平地铺路，架电线，建厂房，修堤坝，真正践行了毛主席倡导的“愚公精神”，三年多的时间都在工地上，可以说，新厂的每一砖石都留有父辈们的汗水与心血。

当时，一边是千里之外的辽西新厂在建，一边是黑龙江老厂区的生产生活在继续。上千名女职工及家属在老厂边上班边拉扯孩子。类似这样牛郎织女的两地生活，在“三线建设”时期非常普遍。正如《金婚》里的蒋雯丽一个人拉扯四个孩子很辛劳，这个情节很真实。我妈妈比蒋雯丽要轻松些，当时她只管我哥和我姐，我还没出生。

1970年，“愚公移山”的父辈们终于在荒凉的山谷建成了初具规模的新厂。这年秋天，按照中央指示，老厂的全体职工家属连同生产设备正式南迁。当时的搬家专列是客货混编，一半是货车车厢，拉生产设备，各种化工釜槽；一半是客车车厢拉人员。上万人人手一张特殊车票，车票上只写座位号，不写起点站和到站，背面印着口号“革命纪律无不胜”。除外中途在四平加水，这十几辆专列火车全程不停站，一口气从黑龙江兴凯湖畔跑到了辽西努鲁尔虎山下，因为是保密专列，沿途车站的铁路职工都不知道这些客货混编专列的底细。

搬家之后，我们厂有了一个新的厂名，叫做辽宁向东化工厂，内部番号还是原来的475厂。当时的“三线建设”部署方针是“大分散、小集中，少数国防工厂和科研单位要靠山、分散、隐蔽，必要时还要进洞，确保在核战状态时打不烂炸不垮”。按照这样的部署方针，我们厂隐蔽在努鲁尔虎山脉最深处，坐火车到最近县城也要两个小时时间。

（说到铁路，顺便说一下，为了保证辽西三线工厂群的物资供应，沈阳军区修建了一条“辽西战备铁路”，也称“魏塔线”，和著名的成渝铁路一样，这条铁路也是三线建设产物，沿途地质条件复杂，要穿过很多隧道和桥梁。小时候父母带我坐火车去县城，告诉我不用看表，只要数到第十三个隧道就该到站了。等下了火车，全体乘客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车站水房洗脸，因为蒸汽机车的烟灰在进入隧道时会倒灌进车窗内。）

我从小在这样的深山厂区里出生长大，真是看惯了群山，听惯了鸟叫。十五岁那年，我去黑龙江爷爷家做客，在松嫩平原上第一次看见夕阳慢慢没入地平线，自己身影被拉长到三四倍，我内心激动不已。因为之前我看到的都是落日依山尽。

这种“靠山，分散，钻洞”的建厂方针有利有弊。有利的一面是便于隐蔽，美帝苏修的侦察机可能找不到，轰炸机也炸不到。弊病就是钻山太深，难免会遭受自然灾害的频繁侵袭。我们厂不得不常年与洪水，塌方和泥石流作抗争。“五年一小洪，十年一大洪”。下图是厂电视台在94年拍摄的洪水河道。山洪具有突发性和不确定性，来势汹汹，被当地山民叫作“牤牛水”，经常冲进山沟里损毁厂房和设备。每次洪水过后，低洼的十里厂区就会变成了十里烂泥地。这时工厂“重建指挥部”开始上场，指挥各车间青年突击队和党员模范先锋队，争分夺秒抓紧时间重建厂区。

在计划经济时代，工厂的使命是备战，所以重建都是不考虑成本的。可是等到八十年代战备状态结束，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像我们厂这样三线工厂就面临着一个先天缺陷：地理区位偏远，市场和运输极其不利，成本和物流都是问题，况且还有自然灾害袭扰，这是造成工厂破产搬迁的一个主要原因。随便说一下，钻山太深不仅仅是我们的厂的困扰，很多三线军工厂都有这个难题，这个问题很普遍。

刚才说完了三线厂作为工业迁徙的飞地概念，下面我来说说三线厂的另一个特点：保密和半封闭。

首先是厂名保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国防工厂一般有三个厂名。第一厂名是文字厂名，用于对外联络，例如：辽宁国营向东化工厂，湖北国营红卫机械厂。第二厂名则是代码番号，例如：475厂，5223厂。第三厂名则是“驻地XX号信箱”，例如：宝鸡51号信箱，成都82信箱。是不是听上去类似于古人，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

下面我来倒叙说说这三个厂名的由来。

先说第三厂名，“信箱厂”的说法，是由于保密工厂最初不直接和外界地方接触，发往厂里的信件和报纸也由当地邮政部门专人送达。直到今天，成都东郊的建设路片区还在用“信箱厂”来称呼这些曾经的保密工厂。

（图示：106信箱即773厂，又称红光电子管厂，主要生产示波管、显像管。69信箱为719厂，对外称为新兴仪器厂，为地空导弹生产弹上无线电控制仪等。82信箱，即715厂，对外称为宏明无线电器材厂，生产电阻电容元件。）

再来说说第二厂名，也就是代码番号，例如上面三个信箱厂又叫773厂,719厂,715厂。正式的厂内文件和职工工作证上都只写工厂番号，因为这意味着一个系统。

在我们厂内部，各个下属车间和分厂也有代码，甚至子弟中学也有代码，叫做205。我一直都搞不明白为啥中学也要保密呢？如果回到八十年代的我们厂的马路上，两个熟人打招呼，他们的对话可能是这样：“老李，你这时要去哪儿？”“我去202开工资，王老师你呢？”“我去205，今天学校返校。”

第一厂名是对外厂名，经常被用到，很多名字都充满了革命色彩，例如“卫东机械厂”、“前进农机厂”、“向东化工厂”、“红旗机器厂”、“红卫仪表厂”、“光明机修厂”、“险峰电子厂”。有些厂名还挺有迷惑性，例如，生产枪炮的重庆长安厂在抗战期间曾经叫作“宁和茶社”，贵州的水城钢铁厂最早化名为“青杠林林场”，我们厂最初也曾托称为“东北酿造总厂”，谁也不会想到如此打酱油的厂名其实是生产无烟火药。

就连麦家小说《暗算》里的“七零一”监听情报所，也是对外托称“植物研究所”。

（《暗算》电视剧：701情报所大门图）

除外保密代号，各个国防工厂还有保密制度。

我们厂的产品是无烟火药，生产区被十几里电网包围，直到八十年代初还执行全民保密，职工和家属都经过保密培训，对外坚称工厂是生产农药化肥。按照工厂的保密纪律，父母甚至不能在孩子们面前聊军品生产情况。记得有一次，看见工厂开进来很多运棉花的卡车，我就问父亲这是要做什么产品？我父亲沉默了一会，说是“大集体”针织厂要生产棉大衣。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无烟火药的基础成分是硝化棉，而那些运进来的棉花，正是生产无烟火药的原料。

我曾听过不同工厂的子弟都讲过一个故事，说是某厂业务员坐火车出差，和对面旅客聊得投机，就在纸条上写下了工厂总机电话号码。后来那位旅客把电话打到了厂交换台，要找这位业务员发展友谊。结果这件事被反映到了厂部，业务员被严肃处理，背上了一个警告处分。大家讲的情节基本一样，只是背景发生在不同厂子里，所以我有点怀疑这是保密培训的一个通用案例。

讲完了工厂的保密，再讲一讲厂区的半封闭。

我们厂一直跟地方上隔阂很深，这其中最主要的是保密的缘故，此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民俗民风的差别。我们厂职工大都来自黑龙江，与驻地城乡的生活习俗截然不同。例如我们厂内通行“厂话”，是接近于黑龙江话的普通话，与本地的口音大大不同。“厂话”这个现象非常普遍，据说洛阳涧西“六大厂”各有各的“厂话“，与洛阳本地话大相径庭。

上大学时，我曾参加过一次老乡会，在一群操持乡音的同学中，我就是那个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后来第二次同乡聚会，也没人再来约我。所以说，我们这些三线子弟一直很迷茫，不知道自己算是哪里人，故乡本来就是飞地，后来工厂废弃，飞地又被连根拔起，按照王小帅导演的话，我们成为一群没有根的人。

前面讲的是三线厂的特殊保密和封闭环境，现在讲讲我们厂内社区的特点，一句话总结就是：自成体系的同质化集体生活。

先来说说厂区布局的同质化。对照全国各地的三线工厂，大家会发现在设地布局，建筑风格等方面基本上大同小异，规律性非常明显，大都生产区依山，生活区傍水，厂区地形狭长绵延，很多厂子号称“十里车城”“十里炮城”“十里纺城”，我们厂也曾自号“十里化工城”，最大的一块平地建是生活区中心，建成了毛主席广场，文化宫，体育馆，图书馆，职工医院，子弟中学，职工技校，邮局银行，厂招待所。离中心区不远处是四个家属区，被山岭和农田间隔，靠一条主干道贯穿串联。每个单独的家属区内还有浴池，子弟小学，服务社，幼儿园和锅炉房。

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想看一看家属区是什么样的，由于很多老楼已经夷为平地，我就只能放一张其他三线工厂的家属区鸟瞰图来示意。

如图可见，这是一个典型的北方三线厂矿小区，中心位置的蓝色屋顶和大烟囱是锅炉房。四周的楼房叫做“赫鲁晓夫楼”，采用预制板结构，适合大批量快速建成，当年很流行。我们厂人民也叫它“红眼楼”，据说是为了分上这样的房子，很多人家去房产科拍桌子，分到的被大家眼红嫉妒，因此得名“红眼楼”。

（我国很多城市至今仍保留有大量的“赫鲁晓夫楼”）

我们厂还有比“赫鲁晓夫”楼更古早的外廊式红砖筒子楼，始建于七十年代，它的特点是造价低，缺少私密性，有的还要共用水房和厕所。除外《你好，李焕英》，在电影《钢的琴》和《夏洛特烦恼》里，也能看见类似的老砖楼职工宿舍。

电影《你好，李焕英》取景的筒子楼

电影《钢的琴》

在电影《夏洛特的烦恼》里，马冬梅就住在这样的老砖楼，取景地是大连的523老厂宿舍。

除外赫鲁晓夫楼和筒子楼，我们老厂还有更早的“苏式楼”，有的地方也叫“苏联专家楼”。据说“156援建项目”的大厂子都有这种楼型。特点是高举架，大闷顶，窄阳台探出，走廊尽头预留垃圾通道。

我们厂职工在八十年代初就住上了楼房，而驻地城市的城关镇还是一片平房。所以我们厂的工人就很骄傲，编了一个顺口溜，说是城里“一条街，三个楼，一个交警一个猴”。当时城里确实只有一个大十字路口，站着一个老交警，路口不远是所谓的县动物园，养着一个孤单的猴子。不过，到了九十年代，职工的优越感越来越少，直到两千年左右发生翻转，我们厂穷得揭不开锅，地方上的群众也给我们厂编了一个顺口溜，后面会讲到。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当年家属区的楼房室内，一句话，也是高度同质化，各家各户都差不多。

我们厂的“赫鲁晓夫楼”有两种基本户型：44平方米的两室和60平米的三室，朝向南北，这也是北方建筑的特点。至于室内布置，弹簧沙发五斗橱，折叠餐桌电视柜。居家物什也几乎一模一样：国民暖壶，国民枕巾，国民窗帘和国民电视罩。我同学父亲是厂级干部，家里也只不过多了一块化纤地毯而已，当然这都是八十年代的事情。

领导家里有电话，知识分子有书，工人家里有各种工具。当年的工人常把作废电缆轴带回家，巧手的家庭主妇们把它加上海绵，绷上罩布，改装成居家用的小圆凳子。每逢子弟小学联合开运动会，很多孩子不带板凳马扎，而是带这种木质电缆轴。

（电缆轴也叫工字轮，线盘）

在半封闭的家属区里，全厂职工高度互联：楼前楼后全是工友，楼上楼下全是同事，子弟们从光屁股一直玩到长大。家属区小马路长不到一里，住户们晚饭后散步，得不断地跟熟人打招呼：“吃了？”“吃了！““溜达呢？”“溜达溜达”。

也是半封闭的原因，厂内职工通婚几十年，很多人家都成了亲戚，比如，当年接生我哥哥的助产士，后来就成为了我哥哥的岳母。亲戚众多的就出现了有趣的现象：辈分不齐。比如说：我经常去发小家里玩，每当见到他爸爸却不好打招呼，因为从发小这边来讲，我应该叫他爸爸为叔，但从我父辈这边来讲，我该叫他爸爸为哥。

由于封闭和保密的原因，三线厂矿社区自成一体，社会功能完善，自给自足。下面我就来讲讲这套自成体系的集体生活。

首先说，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广场，北京有天安门广场，我们厂也有自己的主席塑像广场。这尊铝制的主席塑像最初是在黑龙江老厂区。后来三线建设搬迁到辽西时，很多工人思乡，怀念黑龙江老厂故土，于是职代会开会，决定将主席塑像也搬迁到了新厂。“有毛主席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家，不管海角天涯。”可以说，主席塑像是陪着我们厂职工一起南迁的。

（475厂的主席塑像小广场）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再说城市里有电视台，报社，我们厂子也有。

厂电视台的前身是厂区闭路电视，最早只是简单放放录像片，什么《姿三四郎》，《再向虎山行》，《上海滩》。后来在闭路电视的基础上成立了厂电视台，除外每周两次的《工厂新闻》，厂电视台还不定期录制《职工文艺表演》，拍摄播放青工跳霹雳舞柔姿舞，幼儿园小朋友跳“小龙人”，小学生诗朗诵《童心向党》。一到节目播放的当晚，全厂人民经常对着屏幕指指点点：“这不是那谁家的谁谁谁么？这舞怎么跳成顺拐了呢？”

我们厂还有厂报，每周一期，偶尔在副版刊登子弟中学的优秀作文。有次厂报编辑特意骑车来子弟中学，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发给我三块钱稿费，让我虚荣一整天。虽然厂报每期印刷了上千份，但实际上并没几个人认真看，更多的人用它来当废纸包东西和垫自行车筐。

除外电视台和厂报，给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工厂广播站的大喇叭。自建厂伊始，全厂二十个大喇叭每天早午晚三次响彻厂区，相当晨钟暮鼓，陪伴着大人上班下班，小孩上学放学。大家骑车吃饭都不用看手表，靠耳朵就能掐算好时间。有时赶上停电没广播，就觉得这一天好像缺了什么似的。

大喇叭广播的前奏曲《歌唱祖国》：“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我在厂区生活了十八年，也相当把这首斗志昂扬的曲子于听了一万八千遍。而我父母在厂区生活五十年，相当于听了五万遍。所以，当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林妙可唱起《歌唱祖国》时，我们一家人都禁不住热泪盈眶。

当年国营大厂都是“企业办社会”，下面我再来讲讲这几个厂办机构，厂办大集体，子弟中学，职工医院。

“厂办大集体”是一个伴随老国企一起消失的特殊称谓。是为了解决职工家属待业问题，各大厂矿设立内附型集体制小微企业，其中的后勤生活服务公司负责为全厂职工提供生活服务，被大家通俗叫做“福利科”或者“后勤大集体”。在我们厂， “后勤大集体”下设冷饮厂、职工食堂、职工商店、职工浴池，最初不收钱只收票，各种饭票、澡票、奶票、煤票、雪糕票。

（图源网络，侵删）

其中的冷饮厂是各个大厂后勤的服务标配。有些厂矿的后勤冷饮厂把雪糕做得太好，居然成了地方驰名品牌。例如贵州安顺的460厂的“黎阳”雪糕和甘肃兰州气体扩散厂的“504雪糕“。我们厂也生产过外号叫“小白条”的雪糕，体型纤细，宽度不超过暖瓶的口径，职工领取雪糕的容器是暖瓶，原理跟打开水一样，一根根放进去，拎回家后再倒出来。

我们厂冷饮厂还生产过绿豆汽水和还有一种叫做“汽酒”的饮料，逢年过节，当做福利发放。“汽酒”是低端起泡酒的俗称，喝多了也会醉，我小时候曾经连喝好几瓶，结果醉倒昏睡了一个下午。

贾行家在《纸工厂》的演讲里提到过某大厂有一种水龙头，扭开就能流出汽水。这件事听上去很魔幻，但确实存在过。“管道汽水”是先用香精糖精和色素勾兑成“三精水“，经加气站灌入二氧化碳后再压入特殊管道流。每个终端水龙头都有一个水表，冷饮厂会来定时查抄结算。

除外冷饮厂，“后勤大集体”还下设食堂浴池，合作社，牛奶场，针织厂和园林处。针织厂原本负责全厂工装的缝制，与总厂内部结算，后来也开始接一些外部订单，赶制过很多流行服装。八十年代的中小学经常搞生产参观活动。由于军工生产线保密，总厂就会安排每届小学生例行参观针织厂。那一年日本电视剧《血疑》刚刚热播完毕，我们参观那年针织厂正在赶制“幸子衫”订单。现在想来， “幸子衫”就是带领子的蝙蝠衫，“光夫衫” 其实就是高领的提花毛衣。

作为厂里长大的子弟，我最熟悉的倒不是火药生产车间，而是这些负责打理厂内民生的“后勤大集体”。它们丰富了职工家属们的物质生活，包揽了当年全厂的吃喝穿用。小孩子都很羡慕去“后勤大集体”上班的亲戚，觉得他们在生产线上有喝不完的汽水，身上是穿不完的时装。那次参观针织厂回来，照例要写游记，我在作文中写到”等我长大了也去针织厂上班，每天穿着“光夫衫”上班。结果被语文老师批注为不及格，评语是”理想要远大，不要去大集体上班，长大要当正式职工。”——相比正式全民制职工，“大集体”职工的地位和待遇都低人一头，语文老师一不小心流露了实话。

后来随着总厂的效益下滑，这些附属于工厂生存的“大集体“也随之没落。等到下岗潮来到时，“大集体”职工们最先被抛掷到谷底。据《中国统计年鉴》记载，全国城镇集体单位职工在册人数从1995年的3076万人减少到2002年的1071万人，也就是说，曾有三分之二的“大集体”职工下岗离职，那是一个相当艰苦的年代，我们在稍后的篇章将会讲到下岗往事。

现在讲讲“企业办社会”的子弟教育体系，包括职工幼儿园，子弟中小学，职工技校和厂电视大学。我不太了解工厂的技校和电大，下面就说说我最熟悉的子弟中学。

中学初中部每届有四个平行班级，一百五六十个孩子，大家都是同一年出生于职工医院。工人子弟，干部子弟和工程师子弟都在一个教室里，能学的使劲学，能玩的使劲玩，能打的每天约架不断，全班好像色彩斑斓的调色板，充满了戏剧冲突感。这些初中部的孩子有一半能升上高中，高中部的教学质量也是一般，每年考上重点大学的只有四五个。大学苗子是熊猫一样的珍稀动物，备受老师们的优待呵护。记得有次体育课上，我们班女学霸一不小心从单杠上掉下来，体育老师被吓得够呛，派了四个同学给她揉脑袋。

子弟中学的教学水平一半，唯一优点是便利。尤其是离家近，有的同学家离校不到五十米，课间都能跑回家上厕所。我家离学校二百多米，一要打雷下雨我就举手请假，跑回家收晾晒衣服。

子弟学校的师生关系比较特殊。厂区很小，抬头不见低头见，老师既是老师又是街坊，还可能是亲戚，家长的朋友，总之找家长告状很方便，学生逃课也很容易撞倒枪口上。记得有次我晚自习逃课去厂文化宫看电影，刚坐下来就发现不妙，后排居然坐着中学女老师和她男朋友。

我们中学很多老教师教过两代厂矿子弟，对学生家庭情况了如指掌。例如我和我侄女的语文是同一个老师教出来的。有次语文老师问我侄女，你老叔在沈阳干啥呢？我侄女说，他在当销售做业务。语文老师又问，他业余时间还爱好写作么？我侄女说，他早不写了，整天陪客户吃饭唱卡拉OK。语文老师叹气说，真可惜了，你老叔的当年作文总是范文。后来侄女跟我提起这件事，让我又想起了自己年少时的文学梦，觉得冥冥之中似有召唤，自此开始了酝酿我的第一部小说，也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子弟》。

说完了子弟学校，下面说一说职工医院。

我们厂职工医院是二甲级综合医院，因为建厂之初“好人好马上三线”，曾有不少上海医大和哈医大的毕业生分配来厂工作。这批大夫扎根山区奉献了一生，是当年工厂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群体。相对综合性医院，厂矿医院各具专长。初中化学实验课上，有同学吸多了氯气，被送到职工医院。当时大家都很担心，只有化学老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化工厂职工医院治疗工业中毒最拿手了。等到我长大去沈阳念医学院，发现铁西区各厂矿医院收治工伤的经验确实丰富，什么断肢再植，化工中毒，烧伤烫伤都不在话下。

职工医院的境况随着工厂体系的命运起伏，折射着时代一步一步的变迁。

在八十年代“大锅饭”体制下，职工医院也成为全厂人民的“大家拿”。有一阵子职工医院药房好像百货商店，居然能开出来很多生活品，甚至包括高压锅。我妈妈常去蹭公费医疗的好处，每月一趟从职工医院开出来的“大山楂丸”，给我当做果丹皮吃，虽然味道差了一点，但是毕竟是免费的。

记得最早流行过用输液瓶子作西红柿酱，我还曾经去职工医院翻找收集过输液瓶子。

等到了九十年代初，我们厂医院开始出现人才青黄不接。人手不够的情况下，器械护士能顶替麻醉师上台手术。遇到麻醉得不彻底的患者，助手们就按住四肢不让动。当时全厂人民都开玩笑，说职工医院的手术叫“武术”。

千禧年前后，很多珠三角工业市镇扩建医院，吸引了不少厂矿医院的人才孔雀东南飞。被“掏空”了人才的我们厂职工医院再也处理不了危重复杂病例，慢慢萎缩成了保健性质的社区门诊，从前十里八乡赶来看病的景象再也看不到了，直到最后工厂破产，医院交给地方。

现在回想起来，七八十年代初的厂矿集体生活里充满了人情味和荣誉感。职工医院里大夫热心，患者也感恩，从没听说过什么医患矛盾。医生们隔三差五背着医疗箱上门给五保户看病。有时职工家属懒得跑去医院，就直接跑到大夫家里敲门问诊。当年我妈妈在职工医院生我时，只花了两块七，不到三块钱生个孩子，就是当年。现在要多少钱？

说完了宣传，教育，医疗，现在再说说“企业办社会”的文体活动。

当年各国营大厂的文体生活很丰富。我们厂每年最主要的文体盛会有四个：国庆节的厂运动会，春节前后的职工游艺会和“厂春晚”，元宵节的游园灯会。

先来说说元宵节灯会。灯会的模式是总厂机关搭台，各车间造灯参展。据说效益好的分厂车间做的彩灯最大，技工水平高的车间做的最漂亮。为了不输场面，十几个车间早早就抽调技术力量设计彩灯，车钳铆焊齐上阵，描龙画凤忙不停。

（太原钢铁厂的灯会）

等到正月十五吃完晚饭，全厂上万人都赶去俱乐部大院观灯。走进灯会大门，迎面就能看见热电分厂的大龙灯，这说明热电厂去年的效益不错。再往里走，是后勤大集体的莲花灯，机加分厂的西游记取经灯，硝化车间的四个现代化火箭灯，甚至子弟中学也制作了“五讲四美灯”……各式各样的花灯令人目不暇给。熙来攘往的人群中，观灯最仔细的是子弟中学的学生们，因为他们寒假作业里必有一篇命题作文叫“灯会游记”。

（某矿山的灯会）

下面再说说厂运动会。我们厂一年开两场运动会，五一前后是子弟中学运动会，十一国庆左右是全厂职工运动会。厂运动会的规模很大，四五千人坐满了中学操场，十里八乡的小贩都赶来做生意。其中最精彩的压轴赛是二十公里的“厂区大道马拉松”。参赛的老中青选手们从厂区西头跑到东头，再从东头跑回西头，沿途各个家属区有上千人夹道喝彩。厂电视台也开出了“半截美”汽车，端着摄像机对准领跑者一通特写，当晚厂电视台上就会出现他们的身影。

等到了严冬的年底，厂工会又开始筹办举办职工游艺会。我儿子这一代不知道什么是“游艺会”，我只能跟他解释为单位内部的简易嘉年华，里面的每个游戏项目都有奖品。职工下了班就凭券去体育馆玩游戏，从最简单的套圈到高难度的激光枪射击，一圈玩下来怎么也能赢个毛巾牙刷。

最后再讲讲厂春节文艺晚会。节目质量算不上多高，什么儿童舞蹈“小龙人”，京剧“打渔杀家”，小魔术“空碗变水”，诗朗诵“我自豪，我是向东人”，当年我们最期待的节目是一个外号叫“嘚瑟精”的青年工人跳舞，他每年都上台，从最初的霹雳舞到柔姿舞，后来还模仿迈克尔杰克逊的太空步。这位酷爱文艺的青年工人还会敲架子鼓，再后来辞职去北京混摇滚圈，算是不安分的酷炫异类。

八十年代还非常流行知识抢答比赛，我们厂经常搞厂史竞赛和安全竞赛，中小学也搞百科知识竞赛，最初是举手抢答，后来有了电子抢答器和LED的计分牌，听到主持人说到“抢答正确加十分”，我们作为观众都无比兴奋。

综上所述，我们厂区在治安上有武装部保卫处（后来改称公安处），后勤上有“后勤大集体”，教育上有子弟中小学技校电大，医疗上有厂职工医院，娱乐上有文化宫俱乐部游泳池灯光球场，交通上有通勤班车，社会职能一应俱全，厂区几乎就是一座小城，小城主体就是厂区，这种城厂一体的现象，可算得上工业史和社学会上的一大奇观。

下面讲讲在我们“厂矿子弟”的童年。

当年双职工家庭的孩子都脖套着尼龙绳钥匙。那时还没出现托管班和小饭桌，厂区也没有少年宫夏令营。假期里，大人上班一走，“钥匙孩儿”们就三五成群，疯玩一白天。曾有小伙伴钻进废旧锅炉，结果被卡在排烟道中。余华在一篇文章里写到童年的他住在医院宿舍大院里，假期里闲极无聊四处乱逛，有一次路过太平间没锁门，他就走进去趴在水泥床上，感受了一下人死后的感觉。——闲极无聊的顽童真能游荡到很多想不到的地方。

电影《我11》取材于贵州某三线厂

稍微大点儿的孩子最想闯进生产区去拣废铁，经常在厂大门口被门岗拦下，然后保卫科打电话给父母来领人，回家又是一顿修理。生产区进不去，生活区玩腻了，我们就开始背着父母上山下河。三线工厂大都依山傍水，山水之间固然有野趣，但对小孩子来说还是充满了危险。电影《地久天长》里的“星星”溺水而亡，留给父母一生的伤痛。

电影《地久天长》

小学二年级时，我和小伙伴们去爬山，不巧脚下山石断裂，我从山崖滚坠下去。小伙伴们在半山腰找到昏迷的我时，和《地久天长》里的情节一样，他们害怕了，谁也不敢下山去找大人，直到一位山民路过，用毛驴驮着昏迷的我下山到了家属区，救护车一路鸣笛把我拉到了职工医院抢救。

我们厂的白马山

在《国家记忆》里，也讲到一件往事。1982年，我国的“地对地导弹之父”王振华带领全家去湖北支援三线基地066所搞科研，他和妻子整日忙于工作而疏忽了对孩子的看管，结果十岁小女儿上山玩耍，误食了马桑果中毒而离世，如果他把家属留在城市，这种悲剧也不会发生。

“钥匙孩儿”单独在家的假期，总让上班的家长提心吊胆。父母一旦发现孩子上过山下过河，就会挥起笤帚狠揍一顿。哪怕孩子死不承认，父母也能从蛛丝马迹里就能找到痕迹，比如用指甲在孩子的小腿肚子上轻轻一划，出现了白道道，就说明孩子下河沾过水。

英语里面有个名词叫“latchkey generation”，指的就是工业时代的“钥匙孩儿”的一代。当年的我们的童年真是无忧无虑的自由，暑假的蝉声里，爸妈都去上班的那个下午，躺在床上听秒针滴答和窗外蝉鸣，都让我觉得时间漫长。

时间到了八十年代，我国结束了战备状态，拉开了国防工业“军转民”的序幕。对于生产火药几十年的军品厂来说，生产民品可是破天荒的大事。我们厂曾经上马过赛璐璐胶帽，射钉枪火药，浮法玻璃，银镜，电镀折叠椅，贴面板和人造革项目。其中前两项和工厂的火药本行尚有一点联系，至于后面几种，则完完全全是从零起步的民品。

其中被全厂上下寄予了极大厚望的，是浮法玻璃项目。总厂抽调了一大批技术员去洛阳玻璃厂进修学习，可谓全力以赴，“好人好马上民品”。等到首批试产成功，厂报厂广播台连天宣传，全厂上下人心振奋，就连子弟校学生也被邀请去参观了生产线。记得讲解员是同学家的亲戚，他讲到兴奋处，从工装口袋里掏出一把钻石刀，咔咔咔切下几小块玻璃给我们当作纪念。

从火药生产变成玻璃生产，转岗的军品工人需要重新学习生产工艺，记得家长们茶余饭后聊天的内容不再是什么“硝基胍”“小粒药”，而是变成了什么“锡槽”“退火”“冷修”，我也是在大人的聊天中得知什么叫做“浮法玻璃”，什么叫做“平板玻璃”。

除外玻璃，我们厂“军转民”还生产过电镀折叠椅，银镜，贴面板和人造革这些生活用品。民品生产有一点好处，就是职工可以低价买到自己生产的产品。在家里写作业时，我屁股坐着一分厂产的电镀椅，脚踩着二分厂的人造革地板，书桌是三分厂的贴面板，桌面上垫着四分厂出品的玻璃板，那画面简直不要太美。

在全国范围的“军转民”大潮中，很多企业和西我们厂一样“大姑娘上轿头一回”，究竟该怎么干全凭摸索，走一步看一步。《大三线》纪录片中曾提到过一段往事，生产炮弹的湖北卫东厂（也就是《你好，李焕英》的取景地）在“军转民”中设计出了家庭编织机，还将青工组织起来成立了时装模特队，用大客车拉出深山，前往一个个城市街头去走秀表演。

“军转民”期间，压力最大的是各厂下属的“大集体”企业。它们一头冲进低端民品市场，生产过五花八门的民品。例如哈飞牌标枪和饭盒，成飞牌的铝合金门窗，旱冰鞋和养殖场鸡笼子。听其他厂子弟聊天，有的厂还生产过果丹皮和糖豆，养过猪和长毛兔。

刚才提到的504厂雪糕，也是这个时间出名的。504厂是核燃料生产基地，由于政策限制产能，核工业在八十年代末极不景气，这时该厂后勤冷饮厂生产的“504雪糕”异军突起，一举占领了整个兰州市场。据说之所以口感细腻，是因为使用了军工生产闲置的离心机。

九十年代，各个三线厂在“军转民”阶段都异常艰难。为了保住职工饭碗，很多企业奋力挣扎过，曾昙花一现过的“军转民”产品，有洪都摩托、金城摩托、双燕冰箱、 伯乐冰箱、长岭冰箱、白云冰箱、风华冰箱、天鹅空调、云雀轿车、蝙蝠电风扇，鸵鸟自行车等品牌，可惜的是，这些项目大多数折戟沉沙。目前硕果仅存的只有780厂的“长虹”电视，456厂的“长安”汽车和482厂的“风帆”蓄电池等寥寥少数。

大概在97年前后，“大下岗”达到了高潮，大批三线工厂职工被买断工龄，一股脑推向社会。当年在城里挖沟的，货站扛活的，当保安的，当保姆的，甚至拾荒的，都有我们厂下岗职工的身影。他们再没了从前的优越感，大厂颜面一朝丧尽。比起城里的下岗职工，我们三线厂的下岗职工更艰难。城里下岗人员至少还有住房，打工也好，摆摊儿也好，早出晚归还能回到自己的小窝里。而三线工厂地处偏远山区，下岗工人只能和农民工一起进城租房子打工。甚至连农民工的处境都不如，毕竟农民工老家有地，吃饭不是问题。而三线厂职工多是全家在一个厂里上班，工厂一倒掉，全家都看不见希望。

电影《钢的琴》

那几年厂里生活区一眼望去空荡荡，街上走的都是老弱妇孺。厂区路灯都只开一半，更别提举办什么灯会和运动会了。当年在“厂春晚”台下起哄的青工们都成了待岗工人。厂长一年几十趟跑北京找上级部门要钱解困。后来工厂负债率越来越高，上级部门眼看无底洞难填，最终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工厂破产，全员搬出山区。

于是在2006年，我们厂迎来了历史性的落幕。这场大散伙是全厂人民生老病死之外所经历的最大变故。五千户家庭有的被合并去其他军工厂，有的被安置去沿海城镇落户， 还有一部分选择投亲靠友。六十年光荣历史的功勋工厂，四十五年作为飞地扎根在努鲁尔虎山深处，至此被连根拔起。

在大搬迁之前，厂电视台制作了最后一期纪录节目，致敬和告别上万名工厂职工，他们中很多都是一家三代军工人。节目播出的当晚，全厂上万人感伤到痛哭。下面是节目的片头截图。

在搬迁装车之前，很多第一代军工人和儿孙来到主席像前拍照留念。四十年前他们亲手建成的三线，而今要被废弃。

下面是大搬迁的车队照片。像是蜗牛驮着背壳离开草丛，人们带上几十年的家什彻底搬离家乡。山迢迢，水长长，月亮在天上，家乡在身后，军工厂小镇很快断水断电，千家灯火就此熄灭。从太空俯瞰，地球夜景上将消失一个不起眼的光亮点，国营475厂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沉入茫茫夜色和浩渺历史中。

搬迁之后的第六年，2012年，我和父母重访他故厂。当火车驶入厂区时，早有心理准备的我们还是被车窗外的景象吓了一跳：破败空城，残垣断壁。曾被西铁城人当做精神寄托的主席塑像下野草丛生，围台被当地村民用来们晒干菜。

微微细雨中，我和父母撑着伞，站在从前的家门口，三个人都有点发懵。许久，父亲长叹一声：真像梦一场啊！

在废弃的生活区里，我们意外遇见了一位从前的老街坊。这位退休老工人无儿无女无处投奔，只好留在老房子里以开荒种菜为生，他说他偶尔会去昔日的车间转一转，看看年久失修的巨大厂房，回想当年热火朝天大生产的景象。这位老工人大概是很久没见过熟人，他陪着我们一直走到火车站。分手的时候，他和我父亲的眼中都溢满了泪水。

像我们厂一样废弃的三线厂厂矿，在全国各地多不胜数。它们在特殊年代秘密建成，又在几十年后悄悄废弃，仿佛一夕露水在夜里无声凝结，又在清晨静静蒸发，最终消失在辽阔的时代天空里。这些无声的荣誉不应该被历史忘记。

作为革命功勋厂，我们厂一直保持着浓厚的集体主义传统。即便工厂破产分流后，很多老职工身在异地，心里仍然惦念同厂同志，不断捐钱捐物资助原厂困难家庭子弟。下面是发起者之一孙阿姨的新闻，她是我们厂的老会计师，曾和我家住过同一个小区，八十年代就是有名的厂先进模范。

如今这一代的老职工大多已经离世，愚公精神是他们一生的光辉写照。这里借用电影《二十四城》所言：“仅你消失的一面，足以让我荣耀一生”。

作为工厂最后一代子弟，我们少年时目睹过工厂倒闭和父辈下岗，经历过厂矿集体生活的终曲，早早就知道了靠工厂不如靠自己。我们这一代迎着时代的风潮，以个人奋斗的姿态奋力翱翔，飞向城市飞向沿海，寻找物质上的现实安全感，有的落户在城市里，更有的移居海外。

无论安家到多远，厂矿生活都是我们生命中的起点。每年很多子弟千里迢迢回访工厂遗址。下图是一位“厂三代”拍摄剪辑的归乡视频。视频里面的厂幼儿园滑梯长满了藤蔓，子弟中学教室玻璃破碎，灯光球场被风雨侵蚀得剥落，少年时的回忆是如此熟悉而感伤。

据新闻报道，2019年全国范围内各类国营企业都彻底完成了“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任务，各地的子弟校、职工医院和家属区统统移交给地方管理。这意味着厂矿的集体生活时代彻底完结，厂区小社会画上了句号。“厂矿子弟”也即将成为历史名词。

有时午夜梦回故乡，我醒来坐起，点一支烟，打开电脑，用百度地图卫星模式，仔细辨认那些草蛇灰线般的公路铁道和河流山脉的轮廓，心底浮现的都是故人故事，我用两年的业余时间完成了首部小说《子弟》，藉此寄放一份千万子弟的集体回忆，以及关于烟囱，俱乐部和灯光球场的厂矿式乡愁。

最后，我用一句诗结束今天的演讲：

烟囱倒下，

青春升起，

当初离开得多么匆忙，

后来就会思念得多么惆怅。

-----致我们度过少年时光的那些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