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沧浪亭记》一样，历史上也曾有多个版本的《天一阁藏书记》，当然最著名的就是黄宗羲和全祖望两位大学者的藏书记。宝书楼的一楼明间中堂的前后壁上，一堂八屏，楷书刻的正是这两篇《天一阁藏书记》。均是1933年重修天一阁委员会主持的重修工程中所增加的内容。前壁（朝屋内）所刻为黄宗羲撰文的《黄梨洲先生天一阁藏书记》，由书法家钱罕书写；后壁所刻为全祖望撰文的《全谢山先生天一阁藏书记》，由时任鄞县县长陈宝麟书写。六十年代东侧第二扇屏上文字被当作“四旧”而铲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天一阁启动这两篇藏书记的重修，本阁沈元魁先生根据原来的格式和书风，一一恢复，补得几乎是天衣无缝。
先来说前一篇，《黄梨洲先生天一阁藏书记》。书写者为钱罕(1882—1950)，字太希，慈城人，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近代书法家，小学家。凌近仁、沈元魁皆为其弟子。
具体到黄宗羲这一篇藏书记，有关情况我在《顾廷龙书“天一”联》一文中已经提过，康熙十二年，范氏家族破戒引黄宗羲登楼，黄宗羲“取其流通未广者抄为书目，黄宗羲登楼六年后，应范家所请作《天一阁藏书记》。有不少人说黄宗羲对天一阁并不重视，因为他并没有给天一阁编写完整的书目，只是“取其流通未广者抄为书目”，又说黄宗羲的藏书记里面也没有藏书具体方法、制度的描述，这篇文章仅仅是”应酬之作“。
黄宗羲其人，无论是这篇藏书记还是他的著作如《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大家去读一读就可以知道，作为一个顶级思想家，他关注的是思想史、政治史，家国命运反思层面的东西，其眼光往往在形而上，尽管他懂版本目录之学，但更加注重书籍的内容和功用，因此他看到范氏藏书时，专注于”流通未广者“而不是纠结于具体的版本、种类也就很容易理解，但这并不能以此确定当时黄宗羲不重视作为整体的范氏藏书。
至于说这篇藏书记为”应酬之作“，这就太小看”应酬之作“了，兰亭集序也可以称为应酬之作吧，但是无论书法水平还是文章内容，王羲之的这部作品都可谓顶级。黄宗羲这篇藏书记，从爱书之人，到藏书条件，再到藏书之家的命运层层递进，更是深刻阐释了范氏家族藏书之难，形散而神不散，乃藏书记中的上乘佳作。如果仅以涉及天一阁文字多寡去评判，恐怕肤浅了点。按此标准，后面一篇《全谢山先生天一阁藏书记》涉及范氏家族大概也就三四句话吧，难不成全祖望也写了一篇”应酬之作“？即便是并不占篇幅主体的涉及天一阁的文字，也还有”犹冀以暇日握管怀铅，拣卷小书短者钞之“这样的天真语言，怎么呢怎么能说太冲不看重天一阁？？
好吧，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一篇顶级”应酬之作“，我把全文翻译成现代汉语，原文附后。不过为了可读性，选择了意译，请谅解。
经常感叹：读书难，藏书更难，藏书久而不散，则难上加难！
【第一段讲读书难】
自科举制度建立后，读书人开始沉溺于那十几本毫无思想性的应试教材，一幕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生活剧持续上演。如此这般，读书人一生的精力，埋没于僵化扭曲、功利十足的精神境界，再无人甘守清寒寂寞，去探索多元、独立的书籍知识。如今的读书人，始于立志求学，终于物欲功利，前赴后继，不胜枚举。所以我说——读书难。
【第二段讲藏书更难】
说到藏书，则需要爱书之心和收书之力。正如欧阳修所言：“凡物好之而有力，则无不至也。”问题是，爱好与实力兼备，条件就进一步苛刻了。明代杨士奇小时候家里穷困潦倒，想买些关于音韵、算学、历史、字典等入门书籍，尽管价值不过百钱，他母亲却只能卖掉家里生蛋的母鸡，才换钱购得。此事对小杨同学刺激很大，于是他特地把这事儿写在书后以作纪念。这就是典型的爱书人，问题是如果一直像小杨同学那样买点普通书籍都费了吃奶力气，更进一步就不要谈了。但具备购书实力的人，其情趣多在声色犬马中，稍微档次高点也就弄点古玩奇石沉香木，封顶了也就爱好个书法字画。如果运气足够好，能有一个在奢侈品古玩字画之余，对书有点兴趣的人，那他对于书籍的爱好也不会深入。如果对于书籍没有深入爱好和研究，就会把藏书之事看得非常浅薄，须知有些书易得，有些书却不易得。这些半吊子的人跑去书店花一笔钱买了一堆书回来，就敢自称藏书大家“百城之富”，这并非好书之人，所以我说——藏书难。
【第三段讲藏书久而不散，难上加难】
归有光曾说：“书之所聚，当有如金宝之气，卿云轮囷覆护其上。”但是我并不觉得书香之中能爆发出什么“小宇宙”、“能量盾”来保护书籍的安全，恰恰相反，书籍大批量毁灭的厄运比比皆是。您要是不信，我就把这几十年来亲眼所见的十个藏书之家的悲惨命运给你一一道来：
（绍兴世学楼之灾）绍兴府八县里面的藏书之家，最著名的要数钮纬的世学楼了。我看到他们家小说家部类的藏书目录就有数百种，商濬的《稗海》都是从那们家翻刻出去的。崇祯庚午（1630）年间，世学楼的书籍开始散出，我仅从旧书铺里买到十余部而已。
（南京五车楼之灾）辛巳（1641），我在南京，听说焦氏后人要卖焦竑的藏书，急忙前去咨询，得知焦氏后人不忍心焦竑心血化整为零，要求买书者必须一次性把所有藏书以两千金的价格打包买下，决不零售。我拿不出那么多钱，就去游说冯邺仙买书，反正书归了他跟归了我就是一码事儿，当时冯邺仙也乐意，但是等到我们回到浙江，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遂愿，最后这些藏书毁于清兵战火。
（常熟绛云楼之灾）庚寅（1650）年三月，我拜访钱谦益，住在常熟绛云楼，得以浏览到他们家的藏书，都是我十分想读的书籍！当时谦益兄与我约为读书伴侣，一起闭关三年，我自然大喜过望，正准备赴约读书，一把大火把绛云楼的书统统“烧给了”天上神仙去看了。
（歙县丛桂堂之灾）安徽歙县郑氏的丛桂堂，也是藏书大家了，辛丑（1661）我在杭州收集到了郑家散出的数部程钜夫、马祖常的文集，其余已不知去向。
（桐乡高氏藏书之灾）甲辰（1664）我寓居在桐乡语溪，桐乡有高氏族人正在以两千金的价格出售所藏钞本，我就劝吴之振买了下来。我在语溪花了三年时间，把这些书看了个遍。客居他乡期间，这些书就像是我的贫寒老友，一直陪伴着我。
（江西酉阳山房之灾）江西的陈弘绪嗜好藏书，自称自己的藏书量已经到了“独孤求败”的境界。乙巳年（1665）他亡故时，我曾写信给他家以示寄吊，他儿子陈澎在回信中提到，其父藏书在兵火之后只剩下了一套《熊勿轩》而已。
（桐乡吕氏藏书之灾）语溪的吕及父是湖州泮家的女婿，告诉我潘曾纮准备修改《宋史》（其实这也是黄宗羲打算的），曾弗人、徐巨源两位大才子也曾有此心却未能做成，但他们却开展了不少准备工作，收集了大量的宋室野史，相关书籍捆起来放了十几筐。当时还约我前去看一下，准备先给我看一些修订的志书。但不久之后父亲过世，我也就没去成，不知道这些书籍的命运如何。
（绍兴澹生堂之灾）绍兴祁彪佳的澹生堂藏书，最初放在他家里，没人好好整理。我每次去看书，只有他弟弟祁德公了解书籍的详情，按目录可以迅速找到某本书。清军兵火南下，藏书迁移到东山化鹿寺，其中有不少书籍散出并出现在书市上。丙午年（1666）我与书商入山挑了三天三夜，却找不到一本宋元文集，最终找出经学书籍近百种，稗官书籍一百十几册，捆了十捆装箱运出，天杀的半路又被奸商偷去卫湜的《礼记集说》、《东都事略》。当我们把书运走之后，东山里面剩余的澹生堂书籍就只剩下两大橱科举教学讲义、各省地方志而已了（所以大家知道了吧，科举有关的书籍和地方志，在当时是拣落货）。
（海盐好古楼之灾）丙辰年（1676）我在海盐，知道当年的胡震亨考据水平一流，估计家里藏书颇多，特地去寻访他的儿子胡令修，不想胡令修十分慷慨地把藏书的箱子全部打开来让我看，藏书之中也确实有十多种宋元善本，但这些都是我已经阅读过了的。胡震亨在他的笔记中引用过一本叫做《姚牧庵集》的书，他儿子胡令修也说家中有这本书，但是当时却怎么也找不出来，而其他的藏书说实话都是些残本了。
（余姚孙氏藏书之灾）余姚人孙月峰当年也声称自己的藏书十分珍贵，后来他们孙家的藏书都归了孙嘉绩，丙戌年（1646）清兵攻打浙闽地区时，毁于战火。我仅仅从他们邻居家里得到过三分之一的《明实录》。
由此看来，书籍这东西，恐怕是造物主最痛恨的物件了，保护就不用想了，没被他残害光了就不错了！所以我说——藏书久而不散，则难上加难。
【第四段寄语天一阁】
天一阁的书，是当年范钦范司马收藏下来的，从嘉靖年间到现在也有一百五十年了。范司马过世之后，天一阁被严格地封闭起来。癸丑年（1673）我到宁波，范司马的曾孙范友仲先生打破了外姓不得登阁的禁令带领我登上天一阁，把所藏书籍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来。我对藏书中市面上不见流通的部类进行了登记并编写为《书目》，这篇《书目》并不包含经书、史书、方志、类书、占卜、时人之书，以及其他市面上常见书籍。我的经济状况较杨士奇小时候好不到哪里去，买书做不到，只是心里始终念着能有机会带着笔墨纸砚，再来天一阁挑些薄一点的书，抄几本回去。范友仲先生也慷慨地同意了。时光荏苒，七年过去了，却一直没有机会再去范府。但我写的偏门《书目》却在好事者之间流传开来，昆山传是楼的徐乾学让他的门生传抄多次。范友仲先生之子范左坦在我《书目》基础上加入了之前没能收录的部分，重新修订了《书目》，并通过我的好友——当年与我一同登上天一阁的王文三先生，想我求一篇《藏书记》。说心里话，如今的书籍除去兵火之灾不说，普遍存在着没实力的收不起来，收起来的也因无力维持而散失的情况。江南地区，著名的藏书大家不过三四家而已。我用一个手就可以数过来：
南京千顷堂的书，乃是我的同宗长兄黄虞稷所收藏的。我庚午到辛巳年间（1630—1641）前往南京，也借阅过他们家的书。我听说黄虞稷仗义行善更甚其父，可惜没机会相见一面。
嘉兴静惕堂的曹溶，数次约我前去看看他的藏书，却一直未能成行。不过根据他自己所报出来的书目，倒也没什么特别的收藏。
昆山传是楼的有关情况，我是听我昆山籍的弟子谈起来的，据说所藏颇丰，可惜一直没有亲眼见到过。
以上三家之外，就数宁波天一阁了。当年韩宣子被鲁国聘用，在鲁国太史那里看书，见到了《易象》与《鲁春秋》两部书，感叹道：“周礼尽在鲁矣。”范氏能世代继承藏书，礼不就在范家了吗？但愿这宝楼宝书不再被视为过眼云烟，但愿范氏子子孙孙护书如护目睛。那么归有光说的保护书籍的“小宇宙”、“能量盾”，就真的成为现实了！
【附原文】
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自科举之学兴，士人抱《兔园》寒陋十数册故书，崛起白屋之下，取富贵而有余。读书者一生之精力，埋没敝纸渝墨之中，相寻于寒苦而不足。每见其人有志读书，类有物以败之，故曰读书难。藏书非好之与有力者不能。欧阳公曰：“凡物好之而有力，则无不至也。”二者正是复难兼。杨东里少时贫不能致书，欲得史略、释文、十书、真音，市直不过百钱，无以应，母夫人以所畜牝鸡易之，东里特识此事于书后。此诚好之矣，而于寻常之书犹无力也，况其他乎？有力者之好，多在狗马声色之间，稍清之而为奇器，再清之而为法书名画，至矣。苟非尽捐狗马声色字画奇器之好，其好书也必不专。好之不专，亦无由知书之有易得有不易得也。强解事者，以数百金捆载坊书，便称百城之富，不可谓之好也。故曰藏书尤难。归震川曰：“书之所聚，当有如金宝之气，卿云轮囷，覆护其上。”余独以为不然。古今书籍之厄，不可胜记。以余所见者言之。越中藏书之家，钮石溪世学楼其著也。余见其小说家目录亦数百种，商民之《稗海》皆从彼借刻。崇祯庚午年间，其书初散，余仅从故书铺得十余部而已。辛巳，余在南中，闻焦氏书欲卖，急往讯之，不受奇零之值，二千金方得为售主。时冯邺仙官南纳言，余以为书归邺仙犹归我也，邺仙大喜，及余归而不果，后来闻亦散去。庚寅三月，余访钱牧斋，馆于绛云楼下，因得翻其书籍，凡余之所欲见者无不在焉。牧斋约余为读书伴侣，闭关三年，余喜过望，方欲践约，而绛云一炬，收归东壁矣。歙溪郑氏丛桂堂，亦藏书家也，辛丑在武林捃拾程雪楼、马石田集数部，其余都不可问。甲辰馆语溪，檇李高氏以书求售二千余，大略皆钞本也，余劝吴孟举收之。余在语溪三年，阅之殆遍。此书固他乡寒故也。江右陈士业颇好藏书，自言所积不甚寂寞。乙巳寄吊其家，其子陈澎书来，言兵火之后，故书之存者惟《熊勿轩》一集而已。语溪吕及父，吴兴泮氏婿也。言昭度欲改《宋史》，曾弗人、徐巨源草创而未就，网罗宋室野史甚富，缄固十余簏在家。约余往观，先以所改历志见示。未几而及父死矣，此愿未遂，不知至今如故否也？祁氏旷园之书，初庋家中，不甚发视。余每借观，惟德公知其首尾，按目录而取之，俄顷即得。乱后迁至化鹿寺，往往散见市肆。丙午，余与书贾入山翻阅三昼夜，余载十捆而出，经学近百种，稗官百十册，而宋元文集已无存者，途中又为书贾窃去卫湜《礼记集说》、《东都事略》。山中所存，唯举业讲章、各省志书，尚二大橱也。丙辰至海盐，胡孝辕考索精详，意其家必有藏书，访其子令修，慨然发其故箧，亦有宋、元集十余种，然皆余所见者。孝辕笔记称引《姚牧庵集》，令修亦言有其书，一时索之，不能即得，余书则多残本矣。吾邑孙月峰亦称藏书而无异本，后归硕肤，丙戌之乱，为火所尽。余从邻家得其残缺《实录》，三分之一耳。由此观之，是书者造物之所甚忌也，不持不覆护之，又从而灾害之如此。故曰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天一阁书，范司马所藏也，从嘉靖至今盖已百五十年矣。司马殆后，封闭甚严。癸丑，余至甬上，范友仲破戒引余登楼，悉发其藏。余取其流通未广者钞为《书目》，凡经、史、地志、类书、坊间易得者及时人之集、三式之书，皆不在此列。余之无力，殆与东里少时伯仲，犹冀以暇日握管怀铅，拣卷小书短者钞之。友仲曰诺。荏苒七年，未蹈前言。然余之《书目》，遂为好事者流传，昆山徐健庵使其门生誊写去者不知凡几。友仲之子左坦乃并前所末列者重定一《书目》，介吾友王文三求为《藏书记》。近来书籍之厄不必兵火，无力者既不能聚，聚者亦以无力而散，故所在空虚。屈指大江以南，以藏书名者不过三四家。千顷斋之书，余宗兄比部明立所聚。自庚午讫辛巳，余往南中，未尝不借其书观也。余闻虞稷好事过于其父，无由一见之。曹秋岳倦圃之书，累约观之而未果。据秋岳所数，亦无甚异也。余门人自昆山来者，多言健庵所积之富，亦未寓目。三家之外，即数范氏。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范氏能世其家，礼不在范氏乎？幸勿等之云烟过眼，世世子孙如护目睛，则震川覆护之言，又未必不然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