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赵万祥，长春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心理学哲学。长春 130032
人大复印：《科学技术哲学》2018 年 01 期
原发期刊：《社会科学战线》2017 年第 201711 期 第 31-35 页

关键词： 冯特/ 心理学体系/ 民族心理学/ 悖论/ 科学哲学观/
摘要：在西方心理学史上，冯特所创建的心理学体系影响深远，但其体系存在着一种“显在”的裂痕，即个体实验心理学与民族心理学之间的断裂，这是其心理学体系建构的逻辑“悖论”，也成为之后心理学各个学派分歧的根源。然而，后续心理学家从他者的、客观的、外在的视角所揭示的“显在断裂”，若从冯特心理学体系建构的内在逻辑而言，此等“断裂”并不存在，冯特是以独特的科学哲学观贯通了其心理学体系的。揭示冯特的心理科学观，是探寻其心理学体系跻身科学殿堂的实证根据以及证实其心理学体系不存在分裂的必要途径；同样也是理解冯特心理学体系人文精神特性，能给人们心理慰藉，进而获得人们赏识和支持的逻辑理由。

谈及冯特的心理学体系，必然要涉及冯特的科学心理学(一定意义上可称之为实验个体心理学)与民族心理学，若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而言，实验个体心理学与理解的民族心理学之间的确缺乏必然的逻辑联系，甚至说存在一个巨大的思想断裂。但是，若超越自然科学单一的实证视角，冯特心理学体系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深层的哲学意蕴上却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是冯特思想中的两个重要阶段性标志。值得注意的是，打上冯特烙印的科学心理学及其后续发展却与冯特创建科学心理学的初衷处处发生龃龉，此种显在矛盾的出现，反映出后人对冯特心理学体系中一以贯之的科学哲学观之独特性理解的缺乏。因而重释冯特的科学哲学观、心理科学观与哲学观的内涵以及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不仅可以还原冯特心理学体系的本真面目，而且探究冯特科学哲学观的发展脉络以及科学内涵，能为后冯特心理学的长久发展提供历史性的启示。

冯特心理学体系“显在断裂”的理论背景

冯特的心理学体系是由实验个体心理学和民族心理学两部分组成，这是一种共识。其中，个体心理学采取实验内省法，该方法的实质是遵循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而民族心理学采取历史文化产品分析法，该方法的实质是参照精神科学的理解方法。两者在方法和内容上都存在巨大的差别，因而易使人们形成误解：实验个体心理学与理解的民族心理学之间缺乏逻辑联系，甚或就是一个巨大的思想断裂。

1.冯特心理学体系“显在断裂”的生成轨迹

冯特的个体实验心理学是实证主义哲学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历史性产物，集中体现了冯特的科学哲学观。物理学作为当时自然科学中的典范，如何涉足人类心理研究领域，嫁接工作乃是头等大事，而且能否实现此等嫁接工作又受制于研究人员所秉持的科学观。如果稍作历史性回顾，不难看出，哲学心理学或者传统形而上学心理学时至冯特阶段，已经难以为继，哲学家族中已经没有思辨(形而上学)心理学的容身之地，哲学心理学急需进行一次彻底的范式更新，彻底从纯粹思辨的哲学中独立出来。哲学心理学作为德国哲学精神在心理学知识领域的具体形态，同样需要进行一场科学革命。事实上，冯特就坚信在科学哲学的实证主义改造下，处于哲学(科学的科学)范围内的哲学心理学只要清洗掉其中“非科学”的“形而上学”成分，就能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实证意义上的心理学。因为对实证主义者而言，以往那些无法得到感觉经验证实的东西，都是无意义的。实证主义在科学探索中要求摒弃一切理论成见和形而上学，坚信直接观察的事实才是唯一不证自明的知识，并且确立了静态的关于科学证明的现代逻辑方法论。处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氛围中，剔除思辨哲学的痕迹或者漂白心理学的自然科学身份，成为冯特在心理学发展的主要途径，也是追求心理学科学身份的关键一步。

其实，冯特将心理学构想成一门自然科学的计划，是其早在德国海德堡时期就产生的想法。而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储备以及自然科学实验方法的熟练运用，成为冯特实施学术计划的必要条件。当然，自然科学具有自身研究方式和特定的思维方式，那么心理学要置身于自然科学的行列，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心理现象与物质现象的辩证关系，而这个问题正是心理学发展成科学心理学的关键。冯特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内容能借助客观的实验方法而被带入自然科学的领域，冯特所谓“心理的自然”为心理学科学实证化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它不仅超越纯粹的物质形态，高于物质，而且是主观形态里面的客观性、物质性，以便确保心理学能够运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因而冯特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直接经验，既具有适合于实证研究的客观性，又具有适用于内省或者解释的主观性。如此一来，在特定的实验条件下，一项纯粹的心理学实验不仅拥有客观上可以认识且可以测量的刺激，而且产生同样是在客观上可以认识和测量的反应。“主观的自然”由此被置换成“客观的自然”，进而确保心理活动进入自然科学研究的行列之中，具体来说就是将直接经验纳入生理学实验室研究之中。尽管实证方法在个体实验心理学中的运用是成功的，但是无法将其成功地延伸到民族心理学，后续心理学家所揭示的“显在断裂”由此成为冯特心理学体系的鲜明特征。

2.冯特心理学体系晚期对哲学的复归

1830年代的德国，不仅经历了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而且酝酿着一次巨大的哲学转向。许多西方哲学家如孔德等人早已向西方近代哲学发起了攻势，他们不再借助诸如精神实体等“形而上学”概念，而是借助生命、意志、进化等概念来重新解释近代哲学所谈论的心、物、主、客、思、有等一切事物及它们之间的一切关系。这种思潮实质上就是流行于当时的一种实证主义科学哲学观。“心理学实验是一种主要的方法，它指引着我们从意识和事实，走入那些潜藏于我们漆黑的心底，并为意识生活作准备的历程中。”①冯特认为“用各种旧学派的唯理主义的方法，脱离自然科学而建立形而上学的任何尝试都是徒劳无益的”②。由于传统心理学中充斥了意识、心灵、机能等极富思辨与抽象的概念，而实验方式在根本上又是不可能把握这些内容的，因而对传统意识心理学进行必要的改造以及研究方法上的革新成了必然选择，同时需要为实验方法匹配客观的、能够被人的感官把握的心理现象分析(所谓的直接经验)。于是，方法上的改造成为冯特突破思辨的或形而上学的意识心理学的最佳选择。

当然，随着科学心理学实证事实的急速增加，冯特的心理学科学观相应发生了转变，开始从早期相信运用自然科学实证方法可以说明内在的心理过程，逐渐过渡到运用精神科学的理解方式来解释心理的本质。而且，冯特科学哲学观的转变无疑也影响到冯特对心理学的研究主题、研究线索和研究路径的最终选择。概言之，冯特后期的民族心理学阶段与早期的实验个体心理学阶段是不能等同的，早期自然科学取向的科学心理学被后期的民族心理学所超越，民族心理学的性质更接近于哲学。其实冯特在其学术生涯后期，确实发生了研究方法的巨大改变，从1900-1920年他完成了10卷本巨著《民族心理学》，他的研究兴趣全部投向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其中，冯特运用历史文献法、传记研究法等非实验方法研究了族群的语言、法律、宗教等心理学议题。

可见，冯特科学哲学观充满了内在张力。一方面，他需要运用自然科学实证方法对德国传统思辨哲学进行必要的改造；一方面又对自然科学抱有某种戒备，这种张力构成了冯特所独有的科学哲学观内涵。于是在哲学的谱系中他是一个蹩脚的哲学家，完成不了胡塞尔或者海德格尔式的哲学范式的转变；在自然科学领域他又是一个经常心存形而上学梦想、希冀进行哲学改造的科学哲学家。冯特在其内心深处对实验法的普遍运用仍存有戒心，仅将实验法运用于反应时、感知觉和联想等简单的心理过程，一旦跨越了这条界限，触及记忆、思维、想象等复杂的高级的心理过程时，实验法就弃而不用，反而求助于历史文化产品分析法(民族心理学这一王国就建基于此方法)，即通过隔离，人为地拉开高级心理过程与心理复合体之间的距离，达到对心理过程的文化产物及其发展进行类似自然科学式的因果推导，进而上升到具有普适性的心理规律。因此，冯特在其学术生涯后期重返哲学，实质上就是对其前期科学心理学思想基础——心理科学观做进一步的整合与推进。

冯特心理学体系实证特性与形上性的统一

前述分析可见，冯特的科学心理学是实证主义在人的心理世界的探讨中获得的巨大胜利。但是，随着自然科学实证方法向人文社会科学的推进与渗透以及当时心理认知科学发展的局限，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无法深入人的心理与精神问题分析，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逐渐偏离了对人的心理实体的探讨与理解，单纯地演变为各种实验方法的总汇。这意味着，在冯特时代，将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运用于人的心理活动，假说、演绎心理事实的量化研究还实为困难，实证心理学亦尚无力揭示人的心理生命本质。于是，冯特的心理学转为研究民族心理，通过对民族心理的历史文化因素的解释，揭示心理学所具有的人文特征与社会特性。这使得在冯特理论中，心理学体系的实证特性与科学哲学观的形上性并存。然而笔者认为这两者并不是全然断裂，而是具有内在的逻辑统合。

1.冯特心理学体系的实证特性

冯特早期所进行的心理学“哥白尼式”革命的对象是一直在德国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的哲学心理学，哲学心理学所探讨的内容主要是对心理生活的直观反思，通常是把心灵、精神、心理或者行为从经验整体中分离出来，将其作为思辨的对象，然后构造出概念化的理论体系，并无丝毫的实践价值。由于哲学心理学以抽象思辨为主要特征，因而它缺少科学的验证和践行的经验基础，易于沦落为空想。冯特要确立实验的心理学体系，必须对哲学心理学进行一次彻底的变革，必须将心理学理论牢牢地建立在科学的实验方法之上，否则就无法实现心理学知识形态的质的飞跃。

冯特正是运用自然科学的“分析—综合”方法，把人的心理或者直接经验分解成基本的不可还原的心理元素，以这些心理元素为构成要素所产生的复合体就是人的全部心理。事实上，冯特的元素主义心理科学观将人的活生生的心理分解得支离破碎，这种遵循自然科学实验原则的方法损害了作为有目的的、整体的人的心理活动的原本意义，而且剥夺了人的社会、文化、历史属性。难怪布伦塔诺认为冯特的心理学是物理学，误将物理现象当作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的内容不是心理现象，心理学应该研究的是意识的动作。③当然，处在当时学科急需获得科学界认可的境遇下，冯特只能通过实证科学的途径才能使科学心理学摆脱哲学的束缚，但是这种学术取向却被布伦塔诺视同当时盛行的实验物理学。当时流行的实证心理学(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学)或心理主义大行其道，一旦在遭到弗雷格、胡塞尔等人的批判之后迅速走向衰落。

当然，冯特科学心理学的实证特性也有别于欧洲大陆上英法两国所谓的实证内涵，这从深层含义上涉及德国学术界对科学的独特看法。英法科学界对实证内涵的界定有其独特之处，它的理论内核是以自然科学中物理学作为其理论概括的重要参照物，而在德国，实证内涵的界定受制于德国学术界对科学性质的界定。在当时的德国，科学是一门以哲学为最高智慧的理智综合产物，其中内含着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等具体的自然科学，但是哲学是科学金字塔的顶尖，其他学科都服务于哲学，最终服务于人类整体精神世界的发展与完善。因此，冯特在建构自己的心理学体系时处处以哲学的底蕴来统摄科学心理学的各种具体实验，使其心理学体系具有深厚的哲学意蕴，同时也从本质上统一了他的心理学知识。简言之，冯特科学哲学观的思辨性、形而上学的特性，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冯特科学心理学的实证特性，最终使冯特的科学哲学融合到其后期的民族心理学之中。

2.冯特科学哲学观的形上性

就本来意义而言，科学哲学观应该是一种科学哲学的抽象。当一味地要把实证贯彻到底的时候，面对复杂的心理学现象就会碰壁，进而导致研究者对心理学学科的自然科学取向的怀疑；当以思辨的方式来审视心理现象，这种主观性的精神性的主体就要抛弃实验方法，必须依靠直觉、领悟等人文精神学科的方法来理解。这种悖论始终存在，即便到了现代社会人们依然未能跨越。从科学心理学创建雏形而言，心理学奉行实证主义，即经验主义，注重的是定量分析。但是，随着实验心理学研究的深入，冯特开始借用民族心理学来填补实验心理学继续发展所产生的间隙，运用哲学概括来为实验心理学提供元理论观点，这有助于科学心理学的理论延伸。如果冯特的心理科学观不具有形而上学特性的话，那么，民族这个具有综合性特征的社会存在体也不会走入冯特心理学研究的视野，也不可能成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因此，在心理学发展初期，尤其是冯特在科学领域继续为心理学争取社会地位的时候，既不可能酝酿出关于心理学生存危机的大讨论，也不可能形成心理学对实证主义研究取向的反思活动，更不可能自觉地研究证明心理或意识的社会历史含义。冯特不可能像1970年代Gergen那样清醒地反思心理学的社会文化特性，进而得出“因果关系模式不适合心理学”④的结论，但是，冯特从另一种角度对心理学所具有的社会特性、人文特征给予了积极回应。

哲学在德国大学教育体制中占据着支配地位。为了能使心理学在这种教育体制中和理智框架内谋得一个新位置，冯特时刻警惕着自然科学取向至上的时代性“误导”，对自然科学实证原则保持着一种距离。于是在对待民族这个研究对象时，冯特是以黑格尔的“时代精神”概念为基础的，将民族心理定义为民族整体的精神活动特征。⑤他特别突出民族的独特性——整体性和集群性，冯特所倡导的“民族心理”概念则植根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⑥。其实，相对于当时走向鼎盛的科学实证主义原则，一种非理性的人文主义思潮业已诞生。这种思潮认为在科学知识之外，人生还有价值和意义，而价值和意义是科学工具力所不及的领域，因此，在冯特看来，心理学应属于精神科学的范畴，而且运用的方法应有别于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冯特对民族心理学进行的文化产品分析法本身就是对实验法局限的有意识觉醒，是对其科学观实证特性的超越。因为对人类心灵的探索(如人生意义、理想等等)属于精神和精神科学的领域，那么，对于精神现象只能借助于直觉的理解，与此相应的心理学亦应是理解的心理学。这种心理学的出发点是智慧和知识，而非实验，因而对于既具有极大个体差异性又具有群体差异性的人类心理或者意识来说，不可能运用整齐划一的实验标准予以客观衡量。

3.冯特心理学体系的逻辑统合

冯特所创建实验的个体心理学正好是德国传统哲学与自然科学相妥协的产物。冯特科学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形式为整个心理学事业争取社会生存空间发挥了重要推进作用。正如后续的构造主义、行为主义、认知心理学等心理学流派都在宏观层面上秉持了科学传统，以实验、实证为基调。但是，这种表面的繁荣无法掩盖科学心理学内在的虚弱，最终难以经受住人文科学的冲击和挑战。其实，在心理现象的大家庭中，心理形态具有层次性，从最基础的感觉到最抽象的思维以及综合结构的人格特征，这些心理内容要被纳入实验的领域，绝非用一种单纯的方法可以包揽，必须在方法上予以分类分层。再者，实证科学把价值问题推给了哲学和宗教，使价值问题仅仅成为抽象的争议和盲目的信仰，致使心理学视野中的人成为被动的、冷漠的、无所适从的存在物。

科学心理学的合法性问题，实质是以什么理论来对其定义和特质予以评价的问题，科学心理学除了具有科学性即对存在事实的确定之外，是否还具有信仰和价值层面的功能?换言之，科学心理学是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当然，基于自然科学方法的崇拜，科学主义取向的实证主义成为心理学方法论的主流。科学心理学从近代自然科学继承来的价值中立立场和价值无涉的研究，并无助于为解决人的问题提供合理的途径，还会产生两个不良后果：一是无法完整解释人的心理；二是人的价值追求得不到科学的论证。从冯特学术重心的转移(即从实验心理学到民族心理学)可以看出，冯特后期不再迷恋实验方法，而是凭借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延续了他的哲学事业。但是是否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科学心理学一旦脱离了曾经得以立身的实验方法，能否继续发展壮大就值得怀疑。“一旦拒斥了价值观，心理学就将被削弱，将不能得到充分发展，这样它就会使人类陷入超自然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⑦其实，科学哲学史已表明，实证主义转向非理性的真理观和科学观，能使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界限得以消解，科学和非理性主义作为相互排斥的对立面也会逐渐淡化。

总而言之，从一切人类实践活动的人性意义角度而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非对立，科学本身就是一项人文事业，应“赞美科学所含有的人性意义，并使它重新和人生联系在一起”⑧。倘若冯特创建科学心理学时缺少坚实的科学哲学思想的支撑，也许习于抽象思辨的哲学心理学仍将沉睡在哲学的摇篮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说，冯特后期民族心理学中蕴涵的科学哲学性，就不是与其前期实验个体心理学的实证性相脱离的，其科学哲学观的形上性与其理论的实证性互为支撑，只是囿于当时心理学发展进程，二者之间的联系论证欠缺，为人指摘。面对今日心理学趋向分裂的担忧，可能会唤起心理学脱离开哲学母体的创伤性记忆，抑或对这种历史性的分离产生某种抱怨，但是，这种挥之不去的记忆痕迹也许会永久地困扰着心理学未来的发展趋向。

注释：
①C.Granmann,Experiment,Statistics,History:Wundt's First Program Psychology, In W.Bringmann and R.D.Twenney,eds.,Wundt Studies,Toronto:Hogrefe,1980,p.37.
②梯利：《西方哲学史》，葛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39页。
③姜永志：《布伦塔诺意动心理学对理论心理学的贡献》，《心理研究》2014年第3期。
④Gergen K,Teaching Psychology of Gender From a Social Constructionist Standpoint,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Vol.34,No.2,2010,pp.261-264.
⑤伊万·斯特伦斯基：《二十世纪的四种神话理论》，李创同、张经纬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39-42页。
⑥威廉·冯特：《民族宗教心理学纲要：人类心理发展简史》，陆丽青、刘瑶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11-12页。
⑦弗兰克·戈希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吕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00页。
⑧沈铭贤：《科学哲学导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