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三个人,他们在树林里都有一间草舍。下雨天漏雨,大风天透风。他们都感到有些困扰。
第一个人觉得是房子不好,于是他就把原来的房子推倒,然后把树林的树砍掉,用木材造了结实的小木屋。不过他还是觉得不放心,因为小木屋还是不太坚固,也容易着火,所以他正计划着再建造一个砖瓦房。不过要造砖瓦房,他首先要先造一个砖窑,还得找到石灰之类的粘合剂。因此他一直在想办法。
第二个人觉得天下不可能有完美的房子,所以其实是自己的内心不够完美,于是就放弃这间草舍,直接住到了户外,这样风呀雨呀什么的,爱来就来,爱去就去,全都不理会,慢慢的,无论晴天还是阴雨天,对他来说都一样,什么都不能干扰他。
第三个人觉得房子是不够好,但调整一下心态,在里面住着也并不算太苦,有时听雨声滴在铁盆上,还挺有诗意。心血来潮时,他也会捡一些材料,把房子修缮一下,改善改善,觉得也挺有乐趣。
这个树林里的房子就是我们的生活。对待房子的三种态度,就是面对生活的三种态度,或者往大一点说,是人生的三个方向。
这个观点是近代大儒梁漱溟先生说的。就是下面这位:
他把第一种态度称做是“逐求”。意思是人在生活里逐求不已,一面要受到各种趣味的引诱,一面又要受到各种问题的刺激,所以总是在想要得到更多。
他把第二种态度称做是“厌离”。就是通过冷静地观察生活,发现生活一方面为饮食男女等欲望所纠缠,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偏私仇怨、生离死别种种苦恼,于是感觉得人生太苦,生活没什么意思。所以干脆取消世俗生活,只在自己的心念上下功夫。
他把第三种态度称做是“郑重”。“郑重”的意思是把重视生命活动的本身。好像儿童一样,将生活的目的放在当下,随着自己的天性走,饿了就吃,困了就睡,不饿不困就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去计较,不去过多打算。吃饭就郑重其事地吃饭,睡觉就郑重其事地睡觉,就算做个游戏也郑重其事,既不追究过往,也不悬想未来。
其实这三个态度代表三种文化方向:第一种是西方功利思想的生活方向;第二种是宗教苦行的思想,以佛教为代表;第三种是中国古人的方向,确切一点说是儒学的方向。
这三种态度也无所谓好与不好,各有千秋,看怎么取舍,每个人的秉性不同,选择的结果也不会一样。
本来人功利一点也没错。跟着欲望走,想要什么就去争取什么,让生活越来越舒适。正是因为人的这一特性,构成了我们现在物质丰富的社会环境。
但所有的事物都是有利有弊,跟着欲望走就要受欲望的苦。
大多时候,我们的欲望只是机体的一种不满足的状态。缺少食物就去找食物,缺少衣服就去找衣服,缺少性就去找性。
没找到时,感觉是焦虑的、着急的,找到时因为满足而获得暂时的快乐,但很快,机体就会重新制造不满足,于是又要急着去追。
人经常会想,“我要是怎样怎样,那就好了”,但事实上“怎样怎样”了之后,往往并不是自己原来想像的样子。
有个佛家比喻:一头牛吃地上的草觉得没有味道,看到树上的叶子,认为那一定是很鲜美的。一阵风吹来,刮掉了一些叶子,这头牛尝了尝,觉得并不像想像的那么好。但它并没有因此满足,而是想:“一定是那些没有被风刮落的叶子才好吃”。其实,那些树叶又有多大的什么区别呢?
脑科学研究发现,人脑追求快乐的通路,和得到快乐时的通路并不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当你觉得想要想获得什么时,只是大脑给你制造了一个失衡的状态,让你误以为如果得到什么的时候,就会有快乐。但这实际只是一个假象,因为负责制造失衡状态的脑组织并不负责给你快乐的奖励。
当你真的得到时,负责奖励机制的脑组织不一定必然给你快乐,因为这不是进化的目的。但负责刺激你前进的脑组织,却会迅速再给你制造一个失衡的状态,催促着你继续忙活,因为这才是进化的目的。
如此一来,你要么是在得到某种东西时,只是短暂地快乐了一下,然后觉得没意思,又想得到更多;要么是得到了也不快乐,以为自己追求错了,反而更加失望。
古人很早就发现这个问题,由此会发展出反向的追求,就是否定欲望。凡是欲望,都不好的,是罪恶的,或者认为都是假象,是不真实的。
这方面古印度的探索最深入,佛学算是集大成者。佛学认为我们生存的这个娑婆世界,充满了痛苦和烦恼。不仅有我们能够直接认识到的生老病死痛苦和各种心理痛苦,还那些我们自认为快乐的感受,如果以佛陀的智慧来看,其本质也是痛苦的。
不管什么事情,无论开始让我们感觉怎样好,但只要是一直持续下去,最终都会使我们痛苦不堪。
例如我们饥饿时,吃了一碗饭,就会觉得很舒服很快乐。这时如果再吃一碗,我们已经很饱了,就不像开始那么快乐了。如果再加一碗让我们吃下去,那时就不仅不快乐,而是很痛苦了。
所以佛陀会认为一切事物,不管看上去有多好,都是短暂的假象,其本质的特性就是“苦”。灭苦之道就在于放弃一切贪着和欲求,最终达到彻底的清静和解脱。
梁漱溟认为,世界上各种文明大体上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但中国人在这两种方向之外,却找到了第三条路。
按他的说法,中国人开发的生活道路就是:既不跟着欲求走,也不否定欲求,既不受外在事物的压迫,也不受外在事物的引诱,而是顺着“直觉”一任自然。
用句古话来表达,就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
具体点说,就是不刻意追求什么,而是跟随当下的身心变化和直觉,生命是什么状态就直接呈现什么状态,天性就什么样子,就自然地发挥成什么样子。
但在这个过程里,梁漱溟强调必须要有一个自觉的意识,就是能反观自照,或者说是反躬自省,要时时知道自己在干嘛。否则的话,就容易被本能带着走,那就跟动物差不多了。
不过这事说着容易,做起来其实有些让人无所适从。人既不任由本能欲望的驱使,也不能纯用理智,那么这个所谓的“直觉”,其实就很不好拿捏分寸。
不过,目前国外的一些心理学研究也开始注意到,对当下活动全身心地投入与沉浸,是获得积极体验非常重要的方面。比如说心流、专念以及正念等方面的研究。
“心流”是指我们在从事某一件事情时,精神高度集中,心无旁骛,全身心地沉浸在所从事的事情当中,达到一种“忘我”的状态。心流体验并不直接带来愉悦快感,而是在完成时会使我们产生积极的心理体验。
“专念”是指以过程为导向的一种生活和工作方式,它需要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到此时此地所要解决的问题上来,并且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任何可能的变化,避免被大量无意识活动所牵制。
心流和专念所强调的是一种沉浸式的、专注的心理过程。心理学家塞里格曼认为,这些心理过程会产生一种“满意感”。这种满意感类似于“舞跳的好的感觉”,即在跳舞的过程中,我们不是因为有什么感官愉悦,也不是因为会在跳舞之后得到什么奖励,而是由于我们个人的优势和美德得到充分施展时,身心非常流畅的感受。
而心理学的“正念”则要求在我们专注于当下的同时,又不对任何的事物产生粘着。这需要时刻保持对自我的清醒觉知,并能应物随情,顺势而为。这其实是东方人传统的省思方式。
以上的这些心理过程,经过相关研究证实,的确能够带来积极的心理体验,有助于增加幸福感。同时,也揭示了在生活和工作中保持专注、投入以及自我觉知的重要意义。
这些心理过程和梁漱溟所说的“一任直觉”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却是有很多相通之处。
西方的科学态度使他们可以将每一种心理过程都揉碎了细细地研究。而中国则喜欢整体把握,就会强调所谓的“直觉”。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梁漱溟所说的:跟随生命的流动、顺畅地发挥自己的天性、专注于当下一刻、郑重地生活等等,不也涵盖了“心流”、“专念”、“正念”等心理过程和体验吗?
有时,我们也来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运用西方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让中国传统的智慧适应现代人的生活,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回到前面所说的三种生活,到哪个更好一些呢?其实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如果看看现在的房价走势,大概也就知道,现在大多数人的选择是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