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不太理解为什么21世纪的今天，公务员考试和封建帝王时代差别不大，特别是现代公务员系统对申论的重视，直到看到这段话。
申时行的疑问：学识渊博就是大政治家？
难道一个人熟读经史，文笔华美，就具备了在御前为皇帝做顾问的条件？难道学术上造诣深厚，就能成为大政治家？二十五年前，翰林院修撰申时行也曾对这些问题发生疑惑。但是今天的大学士申时行对此早已涣然冰释，理解了其中的精微奥妙。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治国是道德问题还是技术问题？
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至于具体的技术问题，自然也很重要，但这是属于各地总督巡抚的范围，他们理应提出建议。按照本朝传统，所有的建议仍当奏请皇帝批准。然则用人适当，各地总督都是众望所归，他们的建议，也必为上策佳计，所有奏请，必然会得到批准。所以归根结底，技术问题仍与道德问题不可分离。
帝国通行证？
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忧, 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愿景，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以下维持长治久安。这种宗旨直接与农民合作是不可能的，他们是被统治者，不读书，不明理，缺乏共同的语言。和各地绅士合作，也不会收到很大的效果，因为他们的分布地区过广，即使用文字作为联系工具，其接触也极为有限。剩下唯一可行的就是与全体文官合作，如果没有取得他们的同意，办任何事情都将此路不通。
所以，说来说去，施政要诀，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务是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和谐。
申时行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