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现实与超验

也许是童年所听的鬼怪故事对我的影响比较深吧，我一直觉得在人间之外，有另外的生命存在。那些离去的人，也许去了一个我们并不知道的空间，他们在以另外的方式与我们沟通，谁敢说不是这样呢？因为死去的人，也会托梦给你，我们听到这样的故事太多了。那么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一直在想，人没了以后，是不是真在另外的空间存在呢？所以每当有消息称发现了第几空间，或者说灵魂有重量的时候，我总是无限好奇；我想如果能经过科学的证明，真有人以外的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灵魂真的有极其微弱的重量的话，那将是多么有意思的事情。

我的小说偏于现实主义的很多，可能这也是我的一些读者比较喜欢的作品，像我刚才谈到的《白雪的墓园》《亲亲土豆》《伪满洲国》《白银那》等等。但我也写了一些超验的作品，我这里想到的有《向着白夜旅行》。还有就是《逆行精灵》《朋友们来看雪吧》《格里格海的细雨黄昏》《旅人》等。我在这里以一篇小说为例，来谈我为什么会写超验的东西。

2000年的时候，我们经由爱尔兰去挪威访问，当时是王蒙作为团长，也曾来你们这儿驻校的王安忆女士也同行，还有冯骥才、刘恒等一批作家。我们到挪威去了卑尔根。卑尔根大家都知道，这是挪威最著名的作曲家格里格的故乡，格里格改编了易卜生的《培尔·金特》，组曲中比较著名的是《晨景》。我们去格里格的故居访问，他的故居面朝大海。接待方给我们代表团请来了一个钢琴演奏者，演奏类似于《培尔·金特》组曲里一些比较经典的《晨景》《索尔维格之歌》等曲子。钢琴演奏是在厅里进行的，它前面有一个很大的露台，这个露台面朝大海。露台是没人的，那天又没很大的风，可是在演奏的时候，我看到厅里通向露台的那个门，一会儿就“吱吱”地在响，然后就开了。门开了我就很好奇，我悄悄过去看，唉，并没有人啊。我就把门关上，可是关上以后，不一会儿它又慢慢地开了，好像背后有个重要人物要出场一样。我对冯骥才说，我怎么觉得是格里格想听他自己的曲子，所以他才从露台推门而入呢。门开了，虽然我们看不到他，但我相信他来了。这种感觉真是很奇妙，我有一种创作的冲动，冯骥才也鼓励我，所以回来后我就写了《格里格海的细雨黄昏》。

△格里格故居

我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现实的作品，但这里面也有超验的东西。比如说我写到了那个萨满，她每救别人一个孩子，她自己就要失去一个孩子，你说这个是不是很玄妙？这是不是超验的东西？大家可以去看，这情节是真实的。我还记得《百年孤独》里写的有些情节也是超验的，在一个部落，那些没见过磁铁的人们，突然有一天发现谁拖着一块磁铁在走——马尔克斯描写得太精彩了，他写磁铁所经之处，家里的锅呀什么的铁器，都跟在后面“嗖嗖”地走，平时那些针之类的找不到的可以被磁铁吸引的东西，突然全都现身了。这些东西在跟着一块磁铁走。你能相信这样的细节吗？它在科学上是对的，但也运用了超验的艺术手法。对于文学来讲，无论是现实还是超验，这都是一个作家真实心灵的写照，其实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写照。谁能说现实生活就一定是日升月落，而没有灵魂出窍的时刻呢？它一定在静悄悄笼罩着我们。

5女作家与女性形象

去年我参加了一个关于我作品的研讨会，有一些批评家到场，其中有批评家在谈我作品的时候说，迟子建的作品虽然好，但是女性色彩不足，写个人化的东西太少。我是尊重所有善意的批评的，因为好的批评，对作家的写作确实是一种及时的提醒，是一种有力的鞭策。但是对这个批评，我还是持怀疑态度的。

我十七八年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我的女性观》，其中的一些观点，至今未变。我认为男女之间的关系就像太阳和月亮的关系，紧密衔接，各有各的光明，各自照耀不同的天空，不可能谁取代谁，也别指望谁打倒谁。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女性与男性最大的区别，大多数的女性是会生育的，她们在生育过程中获得了对生命最直接、最鲜活的认知，所以从爱生活的角度、从包容的角度来讲，女性可能更浓烈一些。

不管现实多么严酷，我的内心依然涌动热泉，这就是我作品中的“暖”吧。其实暖是对人性有较高的期望值，也是一种宗教情怀。

对于文学来讲，无论是现实还是超验，这都是一个作家真实心灵的写照，其实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写照。谁能说现实生活就一定是日升月落，而没有灵魂出窍的时刻呢？

我个人不喜欢给作家做性别划分，因为任何的性别划分，都带着某种傲慢与偏见，而任何的写作，其实都是个人化的写作。男作家的写作难道不是个人化的写作吗? 你说曹雪芹、蒲松龄、冯梦龙的写作，哪一个不是个人化的写作呢? 来过你们这里驻校的男作家，韩少功、张炜、阿来、苏童、格非、毕飞宇，他们的写作太不一样了，是不是?苏童和毕飞宇还同在南京，可是他们的作品，是不是各具风采?也正是这些差异，他们才成就了自己。还有，为什么批评家喜欢在“女”字上做文章? 强调男作家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强调女作家的“女性意识”，其实还是有封建的那些东西，似乎女性就是被“看”的。所以我是不喜欢给女作家定义的，也不喜欢贴性别标签。比如说王安忆、铁凝、方方，这些优秀的女作家，如果隐去她们作品的署名，你能看出它们一定就出自女作家之手吗?

女作家写女性的东西，应该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有一些女性色彩强烈的小说，特别个人化的东西，也有精彩之作。因为个人毕竟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但如果为迎合潮流，有意为之，那就是看轻自己，为自己制造了牢笼。这就需要女性有思想的深度，有心灵上真正的自由，这样才能有精神上真正的独立。当然社会也应为女性发展，提供更多的与男人同处的平等空间。

从自然属性来说，女性有善良、隐忍的性别特征，而且热爱大自然，对充满灵性的事物有着先天的直觉。所以女性成为作家———虽然我强调不要去给女性作家做标签，但我也承认，女性成为作家，确实有着一些比较先天的条件，所以你看这个世界，女巫多，男巫少。而很多优秀作品，是有“巫气”的。

这些年的文艺作品，尤其是看到一些影视剧中的女性形象，我有时真是失望，越来越物质化，越来越无灵魂和操守。当然这里有社会拜金主义之风愈演愈烈的因素，让这样的女性形象大行其道。前天我给本科生上课谈到了元曲，关汉卿的戏剧，比如说《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包括马致远写昭君出塞的《汉宫秋》，这些名剧都赋予女性至高的位置。她们尽管在生活当中受到了爱情的压迫，她们最后的选择都是遵从自己的内心生活，而没有那么物质地屈从于这些剧里的官吏。再比如说像《红楼梦》里面，曹雪芹写的那些女性，尤三姐、晴雯，甚至黛玉———你看黛玉那么决绝地焚诗稿，这些女性形象，带着那个时代女性的尊严，虽然不排除有封建的因素，但一种女性天性当中的高贵和美好，一直存在。

可能有很多人都喜欢梅丽尔·斯特里普演绎的那部著名的电影《苏菲的选择》，苏菲面临的选择是什么? 在纳粹集中营中，让她交出两个孩子，只能存活一个。苏菲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这个情节大家都知道，她后来把女孩送出去了，让她赴死，把男孩留下了；战后她特别地痛苦，剧里写到她与一个犹太知识分子痛苦的情感纠葛。现在很多人把它分析为“苏菲要把女孩儿献出去，是因为男尊女卑”。我不这么看，我认为苏菲身为女性，她把女儿献出去，更主要的是她知道，女性是真正富有牺牲精神的，她很自然地把女儿献出去了，而不是觉得女性是低贱的。我认为是苏菲天性里的牺牲精神，让她认为她的女儿应该也是这样的。从这个角度理解，我觉得这种女性人物形象太伟大了。

△电影《苏菲的选择》

关于对女性的认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前不久我发了一条微博，记得在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时，有个奥地利作家在讨论会上说，他开始创作的时候是写爱情诗，因为女性喜欢爱情诗，后来他说真正有了女人之后，他就写死亡了。还有一个尼泊尔女作家，她在谴责他们国家议会里面都是长胡子的人，女性在政治上所占的席位太少了。我觉得政治呢，可能这是我的偏见，我觉得这真就是一场游戏，是男人之间的一个游戏；女性更接近大自然和天性当中的美好，不太适宜加入这样的游戏。

我有一个好朋友，是香港科技大学的刘剑梅教授，我很喜欢她的一些批评文章。她有两部著作，我觉得做批评的人，尤其是对女性文学研究感兴趣的人，可以去读一下，一个是《狂欢的女神》，一个是《彷徨的娜拉》，娜拉就是易 卜生的名剧里出走的那个。《狂欢的女神》里面，她就写了世界上很多优秀的女艺术家，其中包括著名的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洛，一个那么不屈的女性，我去墨西哥的时候参观过弗里达·卡洛的画室，就是蓝屋。刘剑梅教授认为在当代，当代女性的物质化会妨碍她们精神上的成长，影响她们的高度。

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女作家和女性文学千万不要囿于自己的小天地，一定要视野开阔一点。

回到这个问题开头的话题，我当时特别想跟提出问题的批评家说，我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里面的萨满，明知道救别人一个孩子，要死一个自己的孩子，她不断地救，不断地牺牲自己的孩子，这种女性像圣母一样，这不是女性意识吗?我还写过一个短篇小说《逝川》，写一个接生婆，一个老女人，孤苦一生守着一条江，也是那么坚强的一个女性。我还有一个短篇《亲亲土豆》，写丈夫得了癌症以后，夫妻之间的生离死别，最后她给丈夫搭了一个土豆坟，她离开那座坟的时候，一个土豆骨碌碌地滚下来，这个寡妇往前走的时候，还回头说了一句：“还跟我的脚呀?”当然还有《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的女主人公，这些女性的伤痛，这种自尊，难道不是女性意识吗?一个作家的心扉和她笔下的人物共融了，只不过她不歇斯底里，就缺乏女性意识吗? 我觉得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说，狭隘地定义女性的形象不好。但我同时也要强调，文学史上确实也有女作家写“私小说”，完全写个人经历和情怀的，也有写得很棒的，但它的比例是极少的。

6“走出去”与“走回来”

“走出去”是中国文学向外走，我们知道莫言走得最好也最远，走到了斯德哥尔摩的荣誉殿堂。当然“走出去”特别重要，但是“走回来”也很重要。

我以一个小故事开始吧。2012年的时候举办伦敦书展，那年的春天，我从老家坐火车回哈尔滨。插个话吧，我挺爱写火车的，因为我的故乡偏僻，火车一直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我经常在路上折腾一两天，才能到家。那天我在火车上遇见一对老夫妻，老头是个阿尔兹海默病患者，他老伴跟我聊了一些他发病时的细节，比如他晚上时喜欢卷起行李，说他要出发了，还有的时候他站在镜子前，左照右照的，觉得自己特别美，有些被我写到《群山之巅》 中那个患了阿尔兹海默病的安玉顺身上了。我在火车上遇见的这个老头特别能吃鸡蛋，一会儿吃一个，他老伴就给他剥一个。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呀?她说我们要去按手印，从大兴安岭经由哈尔滨，去老头原来的工作单位，好像是哪个地方的一个粮库，去按手印；你要是今年不按手印，你的退休金就会停发了。我说这个太不人性了。她说：“你不按手印，公家认为你这个人有可能死亡了。”我说：“那一定要见到活生生的?如果是瘫痪了或者其他情况，那怎么按?”她说：“那没办法，你就得领着他去。”

这件事发生后没多久，就在同年，因为要去参加伦敦书展，我去驻北京的英国大使馆按手印。只为按一个签证的手印，我从哈尔滨至北京，来去两天，非常辛苦。而没有手印作为证据，就无法签证，也让我心情沉重。可是到了书展开幕的时候，我在进入伦敦境内的时候，我们代表团的人都进去了，我却被拦住了。我英文不好，海关的工作人员一直在比比画画对我说，我明白了大概，就是我入境的手印和我当年留在北京的手印不符，难道我是女巫，“我”居然不是我了。你说我怎么办?好在我们代表团是参加伦敦书展的，照片什么的都对上了，尽管僵持了很久，最后还是放我入境。看来这样的手印制造的麻烦，不要以为只有在中国存在，在世界上依然存在。

我今年8月在长春参加国际汉学家大会，见到了一些汉学家、翻译家，也见到了瑞典的陈安娜，她刚好要翻译我的 《额尔古纳河右岸》。她翻译作品也要采风，会后她和丈夫万之先生去了内蒙古我描写的这个部落，做了实地采访。她真是很敬业。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有一个发言叫《樊篱外的青草》，我说无论是文学还是其他，樊篱一直存在。消除文化上的樊篱，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

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这种“走出去”有时也容易跟风。李安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导演，大家知道他拍了著名的《断背山》，它是根据美国女作家安妮·普鲁的一个短篇小说改编的。那一时期这样的电影太多了，2005年我和刘恒在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时，看过几部类似片子。爱荷华大学有一个免费放映厅，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放映各个国家的电影，作为资料片。刘恒是搞电影的，他给张艺谋和陈凯歌等导演都做过编剧。我不会说英语，但电影打的英文字幕，我还能看懂一些，所以我和刘恒去看电影的时候，偶尔兼做他的翻译，讲讲剧情。我们俩那时期看的片子，我后来查了一下日记，澳大利亚的、法国的都是同性恋题材的，基本刘恒一看开头又是这样的，他就呼呼大睡。有时候醒来的一瞬，他会看看银幕嘟囔一句，又是这个呀。商业和文学在融合的时候，一个作品成功了，它能带来好的一面，当然也可以带来不好的一面。盲目跟风是对艺术最大的不敬和伤害。所以任何一种艺术的发展与创新，需要艺术实践者有开放的视野、包容的心态、独辟蹊径的勇气，当然更重要的是人文关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走出去”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但“走回来”，也就是珍视我们的内心生活，珍视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珍视我们脚踏土地的丰饶与贫瘠，阳光与阴影，我们才不至于堕入虚浮的泥潭。

△电影《断背山》

过于追随国际风，文学可能失去自我，而一味地展览黑暗与丑陋，无视我们民间存在的善良与美，也是一种投机和不自信的表现。同样，无视于我们所体味到的寒凉，生硬地把五味杂陈的生活兑成一锅甜粥，也是脆弱的表现。所以我说，无论“走出去”还是“走回来”，都要警惕文化极端现象的出现。在这个时刻，每一个作家都要警醒，你一定要脚踏实地，要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一定要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不跟风，这样我们的艺术才能立得住。

通过以上六个方面，民间神话与原始宗教，大自然与命运感，苍凉与温暖，现实与超验，女作家与女性形象，“走出去”与“走回来”，我简要地回顾了一下自己的写作之路，当然也是我文学的“求经之路”。其中有我对自己作品的回顾，也有我的一些文学观，在理解上可能比较粗浅，不够深入。我也想引出这些话题，由大家去丰富和完善这些话题的讨论。

再回到 《大唐玄奘》 这部电影，玄奘翻译的《心经》流传于世，对佛教的贡献巨大。他走了两条路，一条是现实的路，玄奘走过的路往返数万里，在他那个年代走了几年。他还有一条精神之路，那就是佛学之路，也就是求经之路。他求来的经，至今万人传诵。可是文学的取经却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每个作家，各念各的经。我也不知道我这样的“经”，会不会对你们有一点点的启发。对于我这样的写作者来说，我走过的现实的取经路，就是我刚才回顾的，我是从大兴安岭开始到哈尔滨，又到了世界上的一些地方，不管经历了多少山川河流，最爱的还是故乡的山水；但我写作的“求经之路”，起起伏伏的。因为在我眼里，没有完美的写作，写作也是没有尽头的。这也就意味着，写作的求经之路无限漫长，而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壮阔所在。这样的路具有无与伦比的诱惑性，是艰难之路，同时也是灿烂之路。对于一个生长在极北之地的人，一个在雪地里打滚，经历了几十年严寒摧打的人，一个开始不断生长白发的50多岁的人，筋骨还算强健吧! 我愿意在这样的路上倾听风雨，迎接未知的暴风雪，继续我文学的“求经之路”。

原载《文学报》2017年3月17日

本文系迟子建2016年11月在华中科技大学人文素质教育基地的演讲。

迟子建，女，1964 年元宵节出生于黑龙江漠河北极村，1984 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1987 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1983 年开始写作，已发表以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六百余万字，出版有八十余部单行本。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群山之巅》等，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等，散文随笔集《我的世界下雪了》等。曾获鲁迅文学奖（三次）、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第六届庄重文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多项文学大奖。作品有英、法、日、意、韩、荷兰文等海外译本。现为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

实习编辑：李婧婧

新刊目录

主编阅读

迟子建　　候鸟的勇敢

选自《候鸟的勇敢》，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5月版

实力阅读

王　凯　　楼顶上的下士

选自《人民文学》2018年第8期

王祥夫　　镜子

选自《红豆》2018年第9期

朱山坡　　蛋镇电影院二题

选自《芙蓉》2018年第5期、《广西文学》2018年第6期

黄咏梅　　给猫留门

选自《中国作家》2018年第7期

斯继东　　禁指

选自《十月》2018年第5期

朱　婧　　那只狗它要去安徽　　

选自《雨花》2018年第7期

深度对话

周晓枫、李修文、张莉　　对内心与世界的尊重

选自《天涯》2018年第3期

读大家

闫文盛　　佩索阿：一个“残缺的整体”

选自《作家》2018年第3期

作家记事

龚曙光　　属猫的父亲

选自《日子疯长》，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7月版

作家行走

李　黎　　纯真博物馆

选自《读书》2018年第4期

锐阅读

余静如　　安娜表哥

选自《钟山》2018年第4期

潮阅读

文　珍　　随意门，树屋与飞行器

选自《小说界》2018年第4期

八方阅读

（美国）倪湛舸　　孩子们都去了哪儿？

选自《夏与西伯利亚》，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7月版

更多精彩请关注《中华文学选刊》201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