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阿姑烧了半桶大麦茶。那桶是用白铁皮[1]做成，四十五公分高（不包括拎襻），五十公分长，二十五公分宽，椭圆形，拎襻在桶的中间，像桥跨在河上似的。不过，这个“桥”底下有个凸形，这是焊了块凸形的白铁皮，使拎桶人的手，不会因有重量而被白铁皮割痛手。桶的一头有倒水的嘴伸出在外，桶后有个小襻，可帮助倒水时提高桶底，面板上靠近后面拎襻处，有可揭开的盖，进水之用。阿姑要我们到外滩码头上去卖茶。九岁的姊姊拎着这么半桶茶水，走了头两里路，来到外白渡桥时已七吭八倒。刚走上桥，她就放下桶，想歇一歇。一个背着步枪站在木栏杆边的日本鬼子就叽哩哇啦地吼了一通，我们听不懂，愣愣地站着，他一个扫堂腿，就将姊姊踢得沿着桥坡滚了下去。我急忙奔下去，拉起姊姊，一个大人走过我们身边丢下一句：“日本鬼子让你们走开。”我们再奔上桥去，姊姊拎起桶，我拎着小篮子（里面放着碗）“乒乒乓乓”地跟着奔过桥去。这天，我们回阿姑家把卖茶钱交给阿姑时，姑丈也回家了。阿姑给姑丈准备了白酒半杯，连头的烤鸭脖子一根。阿姑给了姊姊和我各一小块鸭脖子，拿起鸭头撕下鸭嘴的下半爿，挖出鸭舌蘸了酱油给姝妹，姝妹吃得很得意。姑丈吃鸭脖子，让我感到惊讶。我觉得这鸭脖子除了一层壳似的皮能嚼嚼咽下之外，没什么好吃的。姑丈在啄啄声中，把切成一块一块的鸭脖子上一丝丝的肉能像用剔骨刀剔过似的，吃得清清爽爽。我们知道姑丈是很能喝酒很爱喝酒的。可那时，他没有这这个能力可以天天喝。我们去了十天，他只喝过两次。第二次喝酒的下酒菜是广东叉烧。我和姊姊一人两块，姝妹当然由着她吃。虽然只有两块，那肉味道可真好。第十天午后，姊姊和我正准备去卖茶，爹来了。他对阿姑说要带我们走。我心里一阵高兴。可阿姑一脸真诚地说：“大哥，你又没再讨一个老婆，带两个孩子到哪里去啊？让他们在我这里住着好了。”我着急地说：“不要，不要。”阿姑将我拉到身边，抚摸着我毛茸茸的头顶说：“在阿姑家不好吗？”我只是说：“不要，不要。”挣脱她的手，逃也似的往楼下冲。阿姑也冲到楼梯口：“看这囝，当心，囝，当心呀。”这时，我已经到了后门口。
当天傍晚，我们到了褚家行大阿叔家。不过，不是原来在街上开布店的那个家，而是当年阿婶生大华时，我在布店后门看到河对面那列南北向的一排房子中的一套了。从木桥上下去，走几步泥路在一排大树中间少载了一棵树成了门洞似的地方折进去，树与房子间有段距离，这就成了场地，每家的门都是朝东。吃夜饭时，五家人家排队似的都在场地上吃。房子西边也有一排树，树的西边就是一块块连绵不断的稻田了。泥路东边几块小小的地种着蔬菜，有黄瓜棚、豇豆架什么的，有一片地种着毛豆，再远处也都是稻田了。大阿叔家的门正好对着大树间隙形成的“门洞”。这一排房子共住五家人家，在房顶上只有大阿叔家西间屋上有一天窗。这里人家，夏天晚上睡觉夜不闭户，所以在阿叔家的几天，虽是夏天，晚上睡觉时有凉风吹进屋里。不过，这里的苍蝇特别多，我刚剃好的光头成了它们的舞台，胆大的苍蝇还飞到我的嘴唇上停下。我用手挥，手未放下，苍蝇又来了。阿婶看到我的狼狈相，忙拿根粗布似的毛巾，给我擦去汗水。阿婶说：“已巳头上有三只热疖头。”是的，下午，从阿姑家出来，爹和我在阿姑家弄堂口的对面，饭摊旁的剃头挑子的摊上剃了头，剃到左、右额上方和右后脑时都有点疼，特别是右后脑那个。剃头师傅说：“这是热疖头。”剃完头，爹叫上黄包车，我们到河南路、北京路那边，有一家门朝西，双开间名叫陆高荐的熟食店买了白斩鸡、酱鸭、酱汁肉。包装食品时，他们用半公分宽的黄色竹爿织成大网眼类似小盘状，再放上一张白纸，将鸡或鸭放上，再盖一张白纸，再盖上与底一样的竹盖，然后用细的白麻绳扎好，酱汁肉则不用白纸，上下都用荷叶。三包东西叠在一起再扎牢，就可拎着走了。这天晚上，爹和大阿叔都喝了许多酒。
第二天，天还蒙蒙亮，我被蚊子咬醒了，一看到床上的蚊帐被揭开了，留了一条很大的缝。我一边挠痒，一边挥赶着耳边嗡嗡哼着的蚊虫。这时听到隔壁屋里阿婶压抑的声音：“哥，不要，不要。”接着传来爹的声音：“妹，自从你嫁到纪家来，哥就喜欢上你了。”阿婶说：“元中知道了，不得了。”爹又说：“这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后来没了声音，我又睡着了。
天亮了，大家起来了，爹到街上叫了五碗大肉面，阿婶当时没吃，等爹走后才吃。这天下午，大阿叔才回家，自行车后的架子上驮着几卷红红绿绿的纸，这些纸都很薄，还买了两根竹竿。他问阿婶：“哥啥辰光走”？阿婶低着头回答：“一早走的。”大阿叔卸车时，让姊姊和我帮着将纸一卷一卷搬进屋去。他卸完车走进来，再将放在床上的纸放进当年放布匹的橱里。我们住的外面这间屋放了一口橱、一张床和一张八仙桌，另二口橱和柜枱在里间屋。然后大阿叔拿出两把刀，一把背较厚的刀，另一把较薄的刀。他先用劈刀（较厚）将竹竿一劈两，直到劈成八爿，然后用那把较薄的刀，先把竹青披下来，大阿叔说：“这叫篾。”他又将它破成六根，绳似的。我就说：“像绳子了。”大阿叔笑笑：“是呀，就是当绳子用。”披去篾的竹爿又再一披两，再截成尺把长的一段段，又劈成二公分宽的竹竿，然后先用昨天扎熟菜的白麻绳一捆捆的扎了二捆。阿婶要淘米、洗菜时，就让姊姊抱着她新生的女儿凤珠。让我带着大华玩。大华不愿意，我也没兴趣。光看了会大阿叔干活，后就沿着泥路走上桥去，桥西河南岸那个河埠头，三、四个女人在洗菜、淘米。三个女人手不停，嘴也不停，东家长、西家短的，阿婶在一边管自己做。再西边些，二年前在对岸看到过的那黑牛，带着一条灰色的小牛一起浸泡在河里。再看北岸，原大阿叔家后门的河埠头上空空的。西边的太阳晒得我满头大汗，我用手一抹一抹的，既擦汗水，也赶苍蝇。一个女人看到我就笑着问阿婶：“你家的侄子？看，一个小花脸，上台唱戏都现成了。”阿婶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一会，她上来了，叫了我一声：“已巳回。”我就跟着。阿婶到家，忙完事，将我一把拉了过去，嘴里嘀咕着：“邋遢小赤佬，现世。”手里重重地给我擦了把头和脸。我立时感到热疖头处痛得很。吃完饭，阿婶将我脱得赤条条的，一把抓住我的右臂，拖着下到河埠头，将我身体摁到水里，我害怕，挣扎着，我越挣扎，她也越用劲，将我弄得很疼。我有个强烈的感觉，她讨厌我。“邋遢小赤佬。”嘴里不停，大华也是一看到我靠近他就叫：“邋遢小赤佬，离我远一点。”
有天中午，吃午饭时，我在一把紫红色竹椅上坐了，大华为座位又对我这样叫。我三口两口地吃完饭，放下碗，就离开树阴下的场地，沿着泥路走过了桥，到了街上，走过大阿叔以前的布店门前，走过碾米厂，根据依稀记得的来时的路走去。走着走着，太阳辣辣地晒着，头上热疖头又胀又痛。走得累了，在田边树阴下坐了，迷糊地睡着了，醒了站起来，转身，小个便，再转身，就认不清方向了。那时，还不懂依据太阳投射的影子判别方向。看看所站的位置：大树底下，四周都是稻田，自己是站在一个四通八达的田埂上。心里着急了，怎么去找爹呢？右侧后脑上感到有条虫似的向下爬，手一摸，一手的白色的脓水，管不了这么多，手在稻田地洗了洗，希望有人走过，好问路。可大热天的下午，没事谁会出来呢？直到傍晚，大阿叔找来。
过了二天，爹来了，将我带回上海，路上问我：“你想住谁家？”我脱口而出：“外婆家。”傍晚，爹带我到四马路上什么斋的菜饭馆吃菜饭，饭上还有块红烧肉。吃完，爹送我到天潼路会仁里外婆家。外婆看到我，将我仔细地看了看，眼睛有些红：“囝，你――”她没说下去，招呼爹坐后，就拿了脸盆去后天井放了水，从五斗橱台面下第一个抽屉里找纱布，没有，找第二个，也没有，再后在最底下的第三档抽屉里找到，剪了一截下来，放进脸盆，外婆轻轻地帮我把热疖头及其周围擦清爽。这时，后脑上那个热疖头在烂，由于它的脓水使它底下，右后肩胛上各有一个新的热疖头。外婆边擦边问：“囝，痛哇？外婆尽量小心，外婆尽量小心，噢。”擦完，又帮我洗了澡。爹坐了会就走了。这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好。外婆家热，所有的热疖头又胀又痛，我只会哭，外婆坐着，一手拿着扇子扇我，一手拍我也没用。小阿姨就抱着我，到七浦路上慢慢地走动，轻轻地拍着我，好一会儿，我才睡着了。第二天上午，外婆买菜回来，带回来几张“红膏药”。外婆让小阿姨拿“红膏药”到煤炉的水壶上两面烘热了拿来，外婆再将热的“红膏药”揭开，对我说：“囝，这‘红膏药’有点热，贴上就好了，它能：有毒拔毒，没毒长肉。”贴好后，外婆让我站在五斗橱中央，面对镜子，她又动手，将两边两个小抽屉上的狭长镜子折拢，这样可让我看到自己后肩胛上的情形。外婆说：“阿拉已巳真好看，前冲后突，像个将军。”我看自己啊特难看。不过，这膏药正管用，当天晚上，就能趴着安稳地睡觉了。三、四天功夫，其中换过一次膏药，有的拔出了脓，有的平复了。第二天下午，我自个走到七浦路，又看到了玲妹家楼上那男的在西瓜摊上，他吆喝着：“杀啦哩甜格来，三千、五千买一块依来。”
秋天了，姊姊也来到外婆家。一天下午，因为天要凉了，外婆带着小阿姨去给小舅舅收收拾屋子，给我和姊姊留下了吃的点心，说晚饭等她们回来。爹来了，还带来一个颧骨高高的女人，爹让我们叫她“姆妈”，我们先后轻轻地叫了声，她显得很高兴，从手提皮包里拿出二张五万元的储备票，我们都不拿，爹说：“拿吧拿吧，姆妈给的，拿吧。”他们坐了会，爹挽着她的手臂一块出去。不一会儿，他们拎着一串大闸蟹，一大瓶（三斤装）黄酒。外婆的煤炉是用煤屑封着的，一捅开，加点煤球就好烧了。烧大闸蟹要不了多少时间。烧好蟹，就喝酒吃蟹，我们吃不来，那姆妈就将蟹肓、蟹肉剔出来给我们吃。吃完后，他们走了。我和姊姊在床上一横就睡着了。外婆和小阿姨回来，一看，蟹壳一枱子，酒杯二只、空酒瓶一个。更使外婆生气的是煤球炉也熄了。玲妹娘告诉了外婆：你女婿带了一个颧骨高高的女人来过了；并让外婆在自家的煤球炉上热了饭菜。
第二天，爹一个人来了，正好小舅舅也在，小舅舅一看见我爹就责问：“昨晚带了女人来，把姆妈家弄得一塌糊涂，蟹壳一枱子，煤球炉弄弄熄，侬啥意思？养了两个囝自家不带，甩在我娘这里，侬倒逍遥自在啦。”
“兄弟，昨晚是阿拉不好，我要送行（音为hang）娣，来不及收拾，抱歉。”
“一句抱歉就好了？煤球炉熄脱，娘和三个妹妹吃冷饭不算，为二个妹妹上工要带饭，娘今朝四点钟起来烧饭侬晓得哇？”
“姆妈，对不起了。”
“两个小囝怎么办？一直住下去啦？”
“阿斌，侬少讲二句吧，二个囝是我要依拉住在这里的。”外婆忙说。
“啥闲话？侬有多少钞票贴给他们？对阿拉总是克、克、克，问侬要点钞票，总是横盘问、竖盘问的。”“我不要姆妈贴的，今朝我是来送钞票的。”爹说着，从长衫里摸出六、七张十万面值的储备票。
外婆推开爹的手：“不要，不要。菊巳死得早，两个囝我疼还不及呢。”
小舅舅一把抢过钱：“做啥不要，有拿不拿猪头三。”
“小弟，你早已成人了，油头光面、游手好闲总不是个事，要像大阿弟――你哥有多好。”
“格贼勒嗯子，侬算什么东西？外头少白相二个女人就好了。”
“小赤佬，侬教训起我来了。”爹面红耳赤地争辩。
两人越吵越起劲，外婆坐在床边垂泪。爹提起的大阿弟，就是我们从未见过面的大舅舅，勾起了外婆的心痛。大舅舅早就结婚成家，有份海员的职业。只是结婚近十年未有个孙子或孙女。外婆曾对儿子说：再取一房小，儿媳极力反对，其理由是：一个我也几乎守活寡，再害一个，作啥呢？外婆要求儿离婚另取，儿又不肯。四零年儿子出海后再无音讯，所以，房子再小，外婆就是不肯搬家，就怕儿子有信来收不到。小舅舅和我爹越吵越厉害，差点打起来。最后，小舅舅逼着我爹将我们带走了事。可外婆十分伤心。对爹说：“没地方蹲，还送来好了，有地方了，侬要来告诉我，我好来看看两个囝。”
这天，我们在浙江路乘上两节车厢的有轨电车，直到终点站：东新桥。爹领我们进了一家名叫“梅龙镇”的旅馆。这旅馆的房子像一条轮船的船头，浙江路和湖北路将其夹住。我们上到最高一层――五楼，五楼只有一间房，走上楼梯，右侧有一小间，里面只有一只抽水马桶，爹先教会我们怎么使用。进门，右侧，靠东、顶着北墙，一张大床，床的南端与马桶间还有一些空隙，床的西边是张八仙桌。八仙桌上朝北有二扇窗，再往西一张靠背椅靠着墙。椅子西边靠西墙有一洗脸用的白磁盆，龙头上面的北墙上有面镜子。镜子对面，南墙上有扇窗，窗的东面有段墙，再就是进出的门了。这间屋比外婆家大得多了。这天晚饭，爹领着我们下楼到马路上，这里是五叉路口，横的一条即东西向的广东路，朝南还有一条路。爹说朝南走，走到前面一条横马路是法租界的法大马路（解放后叫延安东路）。我们到对面东南角上的面摊上，爹买了点门抢（猪舌头），要了一斤黄酒，还叫了三碗阳春面，爹喝酒吃面门抢下酒，我们阳春面上都有好些门抢。
[1]搪了锡的薄铁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