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晚上，爹带了点熟菜回来。第二天，他一大早又要出去，我好想再跟他去喝那咸浆、吃那粢饭。可他理都没理我，带着姊姊走了。不过，姊姊一会儿就回来了，带了三块硬羌饼来。硬羌饼里没加葱呀盐的，外面没有芝麻和油，热的时候，吃在嘴里，也蛮香的。从这天起爹四天没回家。第五天早晨，妈让姊姊和我每人拿了个大蓝边碗，去附近的一个关帝庙讨粥吃。每天早晨，那里施粥，每人一大碗还给二个圆萝卜头或二三根酱？莴笋。中午没什么可吃的了。妈让我们睡一会，说睡着了就不饿了。下午，外婆急匆匆地来了，一进门就问妈：“元已回来了”？妈点点头。外婆又说：“中午小斌（我的小舅舅）回家来说，上午在浙江路大马路口看到元已与一个颧骨高高的女人并肩携手沿着先施公司向西走去。我还不相信，还真的回来了。”妈妈默默地流下了眼泪。外婆坐在床沿上，看我睡在门板上，用手来抚摸我的头，我一下子醒了，一看到外婆就坐了起来：“饿”。外婆问：“啥（宁波话发CHAI）话，饭没吃过”？妈抽泣着说：“他去做生意，说二三天就回来，这一去就是五天了。到昨天为止，家里已没一个铜版了。我又起不了床，苦了两孩”。外婆忙摸出钱来，抽出一张对姊姊说：“小已去买几个高脚馒头”。在姊姊去买馒头时，外婆将我搂在怀里，她的左手托着我的一双手，右手掌在我的手背上柔柔地摩挲着，神情黯然地：“回来了，总是好事”。姊姊捧着个纸袋，里面装了三个热气腾腾的高脚馒头。我拿了一个就是一大口，嘴里呵着，手里掂着。外婆就帮我拿了馒头，用嘴对着我的嘴吹了两口气。我这才嚼起来。这馒头可经嚼了。妈妈的一个馒头只扯了一小块，吃了两口，就都给我和姊姊分吃了。这天外婆坐了会，留下些钱，心情不畅地走了。当晚，爹回来了。他拿出一叠钱对妈妈说：“我做了一票生意，赚了点，明天你去看毛病吧。”
“你还做跑街（现在叫中介）？”
“当然了。我到常熟，阿爸（我外公）那里去，帮小鲍格里（格里是对人诙谐的称呼）销了一批被单布到大马路的信大祥、宝大祥、协大祥。小鲍格里蛮客气”。爹边说边抖动着钱。
隔天，爹又到茶会上去了。这一去又是个把星期不回家。以后，十天半月的回家一次，算是没让我们连续地挨饿。可妈妈却是没去看过病，她自知自己的病是治不好的，命不长了，常常会看着我们落泪。我们人小，不理解妈心里的痛。房东老先生曾对我和姊姊叹着气说：“这是痨病（现在叫肺结核），治不好，你妈只是拖拖日子的了。”
我六岁时春末夏初的一天早晨，我从门板上坐起，爹对我说：“你妈死了。去把小已找来。”我看了眼直挺挺躺在床上，脸色雪白骨瘦如柴的妈，翻身下了床板，往南面客堂走去。客堂没人，静静的，大门开着，我走过天井到门口，姊姊抱着热水瓶回来了。我对她说：“姆妈死了”。姊姊一听就哇地一声哭起来。她抱着热水瓶冲进东厢房里，将热水瓶交给房东老太太，边哭边说：“我妈死了”。然后，我们一起回到灶披间。姊姊是一路哭着，而我无所表示。
妈的死，对我意味着什么，莫知莫觉。我站在床边，既没哭，也没叫，只是默默地站着。爹出去了。中午前外婆和小阿姨一路哭着叫着来了。大阿姨和阿雯阿姨及小舅舅在傍晚来的，直接到斜桥殡仪馆。下午，大阿叔第一个来，他一来就对外婆说：“我家里（指阿婶）在做月子，不久前生了个女儿”。略一笑立即神情严肃地帮着料理起家事，爹是带了一班和尚来，念起经来。然后，阿姑带着妹妹也来了，姑丈也是直接到斜桥殡仪馆的。阿姑她们因有妹妹在，所以在吃了晚饭后不久回家了，其余人都在殡仪馆里陪着守夜。
这天夜里，我在殡仪馆里的一条长凳上睡了会，被蚊子咬醒了。我走到妈躺着的灵床后，默默地看了会，绕着灵床走了圈，妈头前脚后各有一盏灯，光影晃动，阴气沉沉，可我没有一点害怕的感觉，我站了一会，从停放妈妈的房间后面出去，沿着走廊去看了另外二间，一间空着，一间两壁厢各高高地叠着许多乌黑油亮的棺材。这时，我身上起了鸡皮疙瘩，于是慌慌忙忙地穿过房间，回到殡仪馆的场地上，走到外婆身边，外婆坐着，将我揽进怀里，她的下巴搁在我光光的头顶上。过了会，我觉得外婆的泪水流到我的头顶上，外婆吸了两下鼻子，用手抹去了眼泪，也将我的光头抹了一下。和尚们依旧在轮班念经。
第二天的上午，要将妈妈放进棺材里了，叫我抱着妈妈的头，爹托着妈妈的身体，姊姊抱着妈妈的脚。当然还有殡仪馆的人相帮着。外婆和三位阿姨是号啕大哭，当要盖板时，姊姊也大声哭起来。我依旧默默地站在妈妈头前，看着棺材里妈妈那雪白的脸色。妈的棺材就存放在斜桥殡仪馆里。直到五年后的清明节落葬在颛桥的平安公墓。那是后话。
在做完七后，爹要把西林后路五十弄三号的房子退了。他看着大阿叔、阿姑说：“元中，宝莲，你们谁帮我带几天孩子，我找到房子后，一定将他们接走”。大阿叔和阿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没有开口的意思。外婆一听爹的话就急急地说：“两孩子让我带着吧”。爹看了叔和阿姑说：“好，好”。当晚我们就到了天潼路回仁里一百零四号的外婆家。
外婆家的房子也是石库门式样，是一种比较小的，它没有东西厢房。进门是个天井，四米宽三米长，门朝南开，天井上有玻璃顶，在二楼的窗下，地上铺了地板成了客堂。原来的客堂长五米、宽四米、高也是四米，被房东隔成两层又各隔成两间屋，底层两间屋用板壁与西墙间留了八十公分的南北走道。后面也有天井，与前面的天井一样大，天井北面是灶披间，宽四米，长三米，南北有窗，北面还有扇后门，出后门是条东西向的夹弄，门对门的是七浦路三百十九号的后门。后天井里南墙边有一楼梯，到客堂的二层后间门前有一平台，再上去到二楼的前楼门前也有平台，平台到东墙折向北有条走道，是通向灶披间楼上的亭子间。亭子间的南边有条更小的走道，到西墙边又有一道楼梯，可上亭子间上面的晒台。在二楼前楼的门东边，即通往亭子间走道的南端也有一小楼梯，那是上三层搁的。这天井也有玻璃顶棚，天井里北边灶披间窗下有水龙头，沿着一周墙放了八只煤球炉，煤球炉旁都有个桶，放煤球柴爿用的。这个天井的地面上是这幢房子的缩影――拥挤。
外婆家住在原客堂的底层的南间，南面下档是一米二十高的板壁，上面是八十公分高三米宽被木条隔成竖七横三配有玻璃的墙，亮得很，不像后面一间，就是白天也少有亮光。靠东墙，放了一张铁架子的床，其宽一米五十，长二米，二头顶着板壁，南面紧靠床的是一口五斗橱，橱的西边与板壁间，放了一只马桶。北面靠板壁前，靠床放了一张一米见方的桌子，桌子西边与扯门间放张凳子。在桌子与五斗橱间的距离，只有二个大人并排可立。我与姊姊来了后，大阿姨和阿雯阿姨只能睡在地板上，她们并排躺下，各人盖上被子，第三人要插足也难。
外婆家上面的那家三个人，每天吃了晚饭上去后，把木扶梯收上去，挂在东墙上，早晨放下扶梯下来，当家的刮风下雨都挑着付担子出门去，他的担子是两个四面都配有玻璃的橱，一只橱里有三档，都是儿童玩具，一只橱里分两档，是针头、丝线、木梳、头绳、蝴蝶结、鞋底及其它家庭日用品，他挑着担子出门，手摇拨浪鼓吆喝着。常有一群孩子跟在他后面，帮他吆喝，隆重地送他出回仁里。他的女人除了买菜之类从不出门，白天不闲着，总见她不是扎鞋底，（鞋底由当家销售），就是托袜底，（袜底是受人之托代客加工），他们俩儿子已经念初小了。
外婆家后间，那暗屋里住着五个人，男当家是邮差（现在叫邮递员），很受一百零四号里的居民器重，一是他识字，二是他的工作是铁饭碗，但他自己不满足，对他念高小的男孩，每天出门总要叮咛几句：“好好读书，将来好找份好活儿干，不要像我那样累死人”。他心目中的好工作如我外公那样，做个账房先生，最好是银行职员。他们家还有个女儿，比我小一岁，还有位老太，是当家的母亲。他们上面那家，只有母女两，那母亲的嗓门大，在后天井里骂起女儿，其声可传出前后两条弄堂，她女儿圆脸圆眼睛白皮肤，比我大二岁。二楼的前楼是二房东家，三层阁住着什么人不详细；灶披间住着母女俩，女儿叫玲妹，比我姊姊还大四岁，她母亲，整幢房子里的人没大没小都叫她玲妹娘，她家事实上三分之一是公共走道，进出后门都从她家过，她家用两条长板凳搁着一张竹爿的床，坐上去咯吱咯吱会响，床后放了个纸板箱，上面堆放些被褥衣物之类，为防潮，箱子底下四角各垫着二块青砖头。上面亭子间住着爷儿俩，大人们说，那男的没讨过老婆，儿子是玲妹娘帮他生的。所以，我有时看到他们四个人一起吃饭。那男的做小买卖。这年夏天，在七浦路回仁里弄口，摆一个西瓜摊，地上有两个竹爿串成的很大的框，他说这一筐的西瓜叫一杠西瓜，（西瓜由船运来，一只一只抛传岸上，堆在竹爿扎成的特大箩筐内堆满，由两人用竹子杠棒抬起进入市场过磅，再批发出售，所以有一杠之称）十六铺批来。他用二个木马，上面搁块玲妹娘家通往后天井的门板，他将一个西瓜分切开成大小二种规格，用纱罩罩上，一手用长长的刀挥赶苍蝇，一手用毛巾给自己扇凉风，他在遮阳伞下吆喝：“杀啦里香格来，三百、五百买一块依来”。
外婆的铁床架，中间都有块铁皮，架子是天蓝色显得和馨，而中间的铁皮，一头画着一对鸳鸯在荷花池里戏水，另一头写着“其乐融融”四字红红的凸起着。鸳鸯和荷花也凸起着，我老用手去摸它们。外婆家房子太小，所以小舅舅虽未成家，也另借房子住。
在外婆家的第一天早上，外婆给我买了个肉馒头，我站在大门口，刚咬了一口，隔壁一百零六号底楼裁缝店养着的一只大公鸡，走到我前面，朝上一跳，一口就把我嘴边的肉馒头叼了去。我吓得哭了起来。外婆听到声音，急忙迈着一双小脚出来，问：“宝贝囝，怎么了”？她一看那只大公鸡正津津有味地吃着肉馒头，她骂了句：“死瘟鸡”。就拉着我回房，和小阿姨、姊姊一起吃泡饭、油条。她看着我吃，对我哼了一段词：“有福勿会享，无福等天亮”。有了椅（念作wu）子[1]不坐坐地壤（这里念作niang）。
有天，中午吃了饭，外婆又忙开了，烧菜做饭的，这天烧饭她不用钢精（铝）锅烧，等菜烧好后，用铁锅烧。当饭好了以后，她把饭盛在淘米箩里，铁锅里留了饭糍，她把它铲下来，再切成六小块。一块作底放上些黄豆芽烧油条子，再盖上一块，给小阿姨、姊姊和我吃。这东西吃起来香、脆、鲜。
第十天傍晚，爹来了，外婆立即出去买熟菜和酒，留爹吃了晚饭。爹说要领我们到阿姑家去。临走，爹就对外婆说了声：“姆妈，谢谢噢”。外婆立即说：“谢所啦，我就想看着俩囝”。
阿姑家在虹口莊源大隔壁的一条弄堂里，她家住在一幢房子的三层搁里，房间的最底处，往下斜的屋顶直接搁在两面墙上。我不足一米高的人走到那里都要弯下腰。那里放着一排瓮、甏之类的东西，她们家房顶上有个老虎天窗，晚上开着，有阵阵凉风吹进来。在阿姑家早上和中午吃六谷粉（玉米粉）的糊，我吃了就拉肚子，拉了后就感到饿。其实，大家都差不多，我看妹妹趁我们不注意时，就到南墙边的一个瓮里揭开盖子，拿什么东西吃，我走到她身后，她马上盖好盖子，嘴里忙忙地嚼了嚼，往手里一吐，手再朝瓮里一掷，咽了之后对我说：“喂，你不可以吃的”。我也就默默地走开了。
头二天，我曾走到弄堂口，看马路上的情景（这条路解放后叫旅顺路），它的西头上街沿有饭摊、粥摊、点心摊（点心摊中午收摊后，就来个剃头师傅做理发摊）到东长治路的路口止。弄堂对面，是一排用木条做成栅栏的墙直到解放后叫大名路一带为止。中间有个木大门。里面停放着好多日本军队的卡车。那些卡车要开，就有一个日本兵拿着根铁条，一头有弯头作捏手，直的一头从卡车前保险杠中心的孔中捅进去，然后拿着捏手摇啊摇，直到车头后左边的一个直的铁筒子里发出蓬蓬的声音，吐出气来，那兵才拔出铁条，放到车头后的两个钩子上，再开那卡车。这种卡车开在马路上噪声很大。也曾见日本兵骑着高头大马走在马路上。在阿姑家的弄堂里有很多日本人家，我也曾偷偷地去看过，她们也像我们一样忙着洗衣做饭的。由于自己家庭变故与日本鬼子不无关系，在我小小的心灵里就有种仇恨之感。第四天下午，下了一阵冰雹，我们在阿姑家的后门口用淘箩接，一粒粒冰雹比小孩玩的玻璃弹子要大，砸在地上还会弹起很高。接了些后，我吃了一颗，除了凉没什么味道。妹妹和姊姊在很开心地玩。我感到饿了，就上楼去，到妹妹曾取东西吃的那个瓮边，揭开盖，哇，是黑枣，我先吃了一颗，甜，又吃了一颗，这样吃了三、四颗，听到楼梯响，妹妹叽哩哇啦的声音，心一慌，最后一个枣核咽下了肚。妹妹一进门朝我看看，我的神色不自然，妹妹就问：“你在做什么？是不是偷东西吃”？我说：“没，没有”。她鼻子里发出一声：哼。在房间里看了圈说：“你张开嘴，让我看”。我不肯，她凑近我的嘴闻了下：“我知道了，你吃黑枣了。我姆妈说了，不能给你们吃”。
阿姑回家，妹妹就告诉她了，阿姑走去揭开盖子一看：“哎哟，出贼了，满满一瓮黑枣，吃脱这么多了”。她顺手拉开那瓮，墙边有许多枣核。她跑过来，一把抓住我的手，另一只手从床头柜上拿过一根尺来，就打我的手心。我没哭，只是咬紧嘴唇。她看我这付表情，又高高举起尺子，重重地打了下来，这一下直痛到心里，屏不住“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她又打了几下，还没出气，吃晚饭时说：“为了惩罚你偷黑枣，不许吃菜”。姑父劝了句：“小孩子，说两句就好了，不要这样”。边说边挟了筷菜给我。我把菜往桌子上一拨，心想不吃就不吃。阿姑又骂顺手又拿起尺子，姑丈夺了尺：“不要与小孩子一般见识”。我吃了一顿白饭后，端张小板凳坐在门口，脸朝楼梯，眼望楼下，心想：爹要是能来将我们带走就好。
姑丈吃完夜饭，喝会茶，早早地躺在床上了。阿姑拿出一副牌，叫：“小已，已巳来，接龙”。妹妹立即吵起来，：“我也要来！”阿姑坐在床边，将妹妹抱起坐在自己的膝上，：“小妹怎么可以不玩呢”？“喳”。亲在妹妹的脸上，妹妹回过身去，也在阿姑的脸上亲了一口。接龙是一副卅二张牌均分给玩的人。如三人玩，拿掉两张二点的牌，玩的要领是以点数对接，六点接六点，五点接五点，依此类推……玩到有人手里的牌接不上了，就要将剩余的牌中的一张伏下叫：睡觉，谁先将牌接完就胜了，伏下的牌是不能再起来的，谁伏下牌的点数大（最大是十三点），就输了。玩了会，妹妹吵着要自己玩，阿姑就让给她，也去睡了。妹妹跪在床上，又出新点子，说：“谁输了，赢的人打他一下手心。”说着，从床头柜上拿过尺和剪刀放在桌上。我们以前没玩过，没有那种斗心眼的天赋，戆罕罕的老是输。玩了一会我就不想玩了，妹妹不肯，吵着吵着，她忽然拿起剪刀在我的手背与手臂、大拇指后的皮上剪了一刀，顿时一个月牙形的小口子里冒出了血，一看到血我就大哭起来。阿姑起来看了看，她举起手在妹妹脑后拍了下。并没有听到声响，如同下午打我手心时那样，可妹妹立即往后一倒，哇哇地哭起来，她的哭使我惊奇，反倒不哭了，看着她哭。一会儿，那个小小的月牙形自行止血了。
[1]此处的椅子是专指竹椅子，非木椅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