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王立强、孙广才。王立强：尊重、爱护小孩；孙广才：自私、愚昧、下流、无道德底线。书中描绘了两人不同的为父之道、出轨经历和死亡结局。虽一个是继父一个是生父，带给人的印象差距却很大。总而言之，不论是武装部出身的王立强还是贫农出身的孙广才，都不过是社会时代牢笼下的悲惨人物。古往今来，没有几个人能真正摆脱时代带来的束缚。
王立强作为军人，却有一个身体孱弱的妻子。终因性生活得不到满足而选择出轨一个有夫之妇。因性生活得不到满足而和妻子离婚，在那个年代是为人不齿的，恐怕也是不被军队纪律所容许的。正所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王立强的出轨虽不正确但是很合理，因为符合人性。
在读完书中最后一节《回到南门》时，我对于王立强这个角色没有任何的不理解和不同情。虽然站在妻子李秀英的角度看，这确实算得上一种伤害。在当下，这种行为可能仍然不被主流价值观所提倡，但是自古不都是这样吗？“上面的”说一套，“底下的”做一套。我甚至猜想，王立强若没有死，他的妻子肯定会选择睁一只眼，日子照常过下去，等到王立强年老体弱时，他俩又真会成为一对恩爱夫妻。王立强没有抛弃病弱的、无生育价值的妻子，甚至依然尊重和照顾妻子，这不论放在哪个社会，恐怕都已经算是难得。更何况，书中还有孙广才这种无赖作为参照对象。
作为父亲，孙广才绝对算不上合格。他总是利用作为父亲的淫威对儿子动辄辱骂，一言不合便开打，没有一丝丝发自内心的关爱。就连小儿子殒命，他也只想着利用儿子的死来谋取名声；图名不成，他便想尽办法牟利。儿子的死亡，于他而言，不过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人力资本的损失；儿子对他，不过是一个免费劳动力，一个听话的奴隶。丢失了一个奴隶，怎么会是叫人伤心的事情呢？至多会有些愤怒罢了，与自家的汽车被别人撞报废的愤怒别无二致。而那对“肇事者”的愤怒也终会得到在满意的赔偿款之后烟消云散。
孙广才便是这样冷漠自私的人。成为父亲，对于孙广才而言，也只是生物本能使然。孩子，不过是他发泄性欲的副产品；在教养方面，他可能连某些大型哺乳动物都比不上。孩子落地，成为父亲这件事，他本质上是毫不关心的——成也只因有利可图。鲁迅先生曾经在写过一篇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批评了中国家庭教育中“父权过重”的问题。拥有“父权”对于孙广才而言，确实能作为生孩子的唯一理由。不过，何止孙广才呢？到如今的21世纪，在中国的很多家庭，尤其农村家庭中，我们仍然能看到很重的“父权”的影子。那些为了追求身份转变，追求“父权”，而不择手段、费尽心思压榨女性、压制子女的现象依然随处可见。
当然，这种现象不是“孙广才”们之过，他们不过是这些传统糟粕的人类宿主罢了。千百年的宗法制社会早已将所谓“夫为妻纲，父为子纲”根植于人们心中。父辈永远都是家族中话语权的掌控者，他们永远都拥有绝对的权力。不论是家族事务，还是内部舆论，在更久远一点的年代，族长甚至还能掌控家庭成员的生杀大权。实在可怕！
我永远不会忘记，20世纪初，也就是我中学时代，一位朋友和我倾诉过的家庭经历：ta不敢做错一件事，不敢说错一句话，甚至每每违背内心真实感受而对长辈毕恭毕敬言听计，生怕被家里长辈传播添油加醋的坏话而时常战战兢兢。而这恐惧的来源仅仅是因为一些鸡零狗碎不符合父辈的意见和观点。他们仅凭三言两语便足以令ta在族人中遭遇各种冷眼。每每回想起这件事，总不免产生封建糟粕毒害人的想法。
书中所描述的年代，大概是19世纪50~60年代，距离鲁迅先生的文章发表仅过去不到半世纪。当时所谓“五四运动”虽然给当时的人们带开了新思想，但是却根本未能触动根植于国人骨髓中的一些糟粕。到了科技文明主导的现代，人们的思想确实不断开放，但是社会上的“孙广才”们真的消失了吗？并没有，依靠本能生活，依靠“父权”乱施淫威的人还有大把。不去评价，只想说，“仓禀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另外就是，“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