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尖在履历表背面划出断断续续的痕迹，墨水在纸纤维里晕成灰紫色的雾）

佐藤健太最后一次把准考证塞进抽屉时，听见弹簧发出生锈的吱呀声。那声音很像五年前父亲葬礼上，棺材盖合上时夹到花束的闷响——都是些本该被时间润滑，却偏偏在某个节点卡住的东西。他数过抽屉里的准考证，二十七张，叠起来的厚度刚好和大学时买的《基础会计》一样，只是书页间不再有铅笔标注的重点，只有咖啡渍和指纹压出的暗淡纹路。

区役所的考试成绩公布在周五下午。健太盯着电脑屏幕上“不合格”三个字，直到它们在视网膜上融化成一片模糊的红色。窗外的乌鸦正在啄食自动贩卖机旁的面包屑，每一次低头都像在叩击他胸腔里某块松动的骨头。他想起面试时考官说的“你很努力，但缺乏灵活性”，那时他还没意识到，所谓的“灵活性”，或许是指把二十八岁的人生折叠成报考要求里“三年工作经验”的尺寸。

母亲把温过的味噌汤放在他面前时，瓷勺碰到碗沿的声音让他肩膀猛地一颤。“要不……先找个临时工？”她的语气像在试探冰面的厚度。健太盯着汤里漂浮的海带，突然想起小学时参加绘画比赛，他画了幅没有终点的铁轨，老师说“构图不错，但缺少希望的元素”。现在他懂了，希望从来不是画上去的，是被铁轨碾碎时溅在裤脚上的泥点。

抑郁是在某个深夜渗进骨髓的。他躺在狭窄的单人床上，听见冰箱压缩机规律性的嗡鸣，像某种倒计时。手机屏幕亮起来，是大学同学发来的聚餐照片，每个人都穿着熨烫平整的西装，领带在灯光下泛着油亮的光。健太摸了摸自己洗得发白的衬衫领口，那里有个被熨斗烫出的小洞，像被烟头灼穿的谎言。他想起最后一次面试，西装袖口露出的手表停在三点十五分——那是他出门前故意拔掉电池的，仿佛这样就能暂停时间，或者至少，暂停那个不断重复的失败时刻。

楼下的居酒屋传来喧闹的笑声，像钝刀子割在耳膜上。健太走到窗边，看见路灯下自己的影子被拉得很长，脚尖指向便利店的方向。他想起上周在便利店里，收银员扫描他买的速食便当，条形码在红光下闪烁，像某种嘲讽的眨眼。“一共380日元。”店员的声音毫无起伏，和他收到的所有不合格通知一样，精准地落在他胸腔最柔软的地方。

现在他坐在书桌前，抽屉里的准考证散发出旧纸张特有的霉味。墙上的日历停在考试前一天，红色的圈痕已经褪色成浅粉，像一道愈合失败的伤口。他拿起笔，想在履历表的“自我评价”栏里写点什么，笔尖却在“认真负责”四个字上打滑，墨迹晕开，变成一团模糊的黑，像他逐渐看不清的未来。窗外的乌鸦还在叫，这次的声音听起来像在笑，又像在哭——或许两者本就是同一种声音，在无数个考不上编的日夜里，被反复打磨成了同一种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