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遇见“生命教育”，
我重新认识了“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看见了一个个不一样的闪光的生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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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在常熟的石梅小学，我遇见了来自台湾的黄欣雯老师。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生命教育”这个词，第一次惊喜地知道原来绘本可以这样读，第一次知道原来读懂每一个幼小的生命是那么有意义。
记得那一天，欣雯老师给三年级的孩子们讲《警官巴克尔与警犬葛芮雅》。从绘本故事到“搭档”的理解，孩子们都很热情地回应着。直到两人合作折纸的环节，有一桌小朋友率先完成了任务。欣雯老师问小男孩：“你们完成的速度全班最快，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小男孩自信地说：“她说，我配合。”欣雯老师笑着说：“你愿意听她指挥吗？你想指挥吗？为什么你想指挥却没能够指挥？”小男孩沉默了。
此时，全场很安静。我不知道小男孩心里在想什么，但我们都在揣测：他是在想怎样回答才是老师想要的答案吧，毕竟这是这么大型的公开课？就在我们和小男孩一起沉默的时候，欣雯老师温柔地鼓励说：“你要记得没有错的答案，勇敢说出你的答案就是对的答案。”
小男孩鼓足勇气，大声说：“我也想做指挥，但是她是班长，我没有她厉害。”
在场的老师们忍不住都笑了。但我的内心却泛起暖意——在这个安全的课堂里，孩子们不仅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与自己的生命联结。
欣雯老师说：“有没有发现，要成为别人的好搭档并不容易。可以不可以自由地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管是谁指挥，谁安排谁任务，记住一点，大家都是在一起做一件很棒的事！谦让的那一方，不一定是弱者！因为他愿意把自己放下来，配合别人完成这件事。愿意把自己放下来，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从孩子的答案中，欣雯妈妈缓缓引导着，孩子们会慢慢懂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经历并喜爱着自己生命的成长。这大概就是生命教育课的魅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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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遇见“生命教育”，是在2016年9月。
从这一次开始，我从聆听者转变成了参与者，我和小伙伴们利用空余时间走进了福州螺洲中心小学。
我大概永远记得，我在那儿上的第一节课吧。四年（2）班有40来个孩子，每个孩子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但他们上课的教室是板房。全校2-5年级的八间教室连成一排，房屋的上半部分是相通的，上起课来每个老师都竭尽全力提高音量，相互干扰甚为严重。那时的我们，常常笑说：“孩子们有没有学习到生命教育课，我们也不知道，但至少我们都用生命在上课。”而后，我们又感慨：这些孩子已经这样上了几年的课，可能还需要在这个环境里继续上下去。
一年以来，我们认真地为那些可爱的孩子们上着一节又一节生命教育课。台湾彩虹爱家的“生命教育”课程作为一套完整的课程体系，更好地帮助孩子从他们的视角去认识自己、认识他人，去发现自己的与众不同，去发现别人的好。
在生命教育教学的路上，我们只是孩子们生命中的过客，陪伴他们走完两年的小学生涯。在那儿，我们一周只遇见一次，一次只有短暂的40分钟，常常还会因为无法完成所有课程内容而伤脑筋。我们都知道，生命的教育是缓慢的，每一朵花儿都有自己绽放的时刻，可我们只能在那零星的时光里做一些点缀罢了。我不知道，这样的偶尔出席，真得会带给孩子们改变吗？真得会让启发生命的意义吗？真得会让这些孩子的生命因为生命教育课而更有价值吗？虽然我们在坚持，但如果遇上懂生命教育的任课老师，对孩子们来说，才是最大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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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自我，我会感恩，因为学习“生命教育”而感恩。
在这一年的岁月里，我把“生命教育”写进了自己的生命故事里。在台湾廖杏娥老师的精彩培训后，我第一次知道自己也可以把绘本讲得特别生动、有趣；我第一次深入地去学习：如何提问、如何对话，如何启发更多的可能性，如何实现生成性的课堂；我更清晰地知道我的孩子与学生们都是独立的个体，我更愿意等待、陪伴着他们长大成人……
在我的高中课堂里，我遇见那些为了梦想而拼搏的学生们，我给他们讲《我不知道我是谁》，让他们去寻找自己的大脚，并努力用自己的大脚跨出人生坚实的一步；我遇见那些温暖而努力的学生们，我给他们讲《两株番茄》，让他们学会把自己的特点放在对的地方，这样就能变成真正的优点……或许，有时，也不完全是绘本，而是那些与这些人生思考相关的故事、纪录片。每一次的讲述，之于我，之于他们，都是一次很好的成长。
当然，这些绘本，也成为我与孩子共读的好书。而从廖老师那儿习得的技巧，又帮助我们深入地重读那些曾经的经典。那些互动、思考，就这样，在生活里，慢慢地滋养我们的生命。
当我遇见“生命教育”，
我遇见了更多生命里的美好，
让更多遇见“生命教育”的人有能力作“对”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