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像是永远都停不下来的车轮，每一个上了车的人，只有拼命的学会去驾驭它——
最近准备搬家，偶然发现了一本被“尘封”已久的字帖静静地躺在一摞书下。
这字帖是前年冬天在老家买的，算下来有两年的时间了。而它之所以被我扔在了角落里，一方面是因为自己懒惰，另一方面可能是这里面还有一段让人叹息的故事——这字帖是我在老汪的地摊上买的。
老汪原来不叫老汪，因为那时我还在上小学，他也正值壮年，人们都管他叫小汪。
十几年前的小汪，是镇上百货大楼的一名销售员。而早在百货大楼还叫供销社的那个年代时，小汪就已经在那里工作，吃“公家饭”了。这份工作无疑是当时很多人羡慕的“美差”。
那个时候，我走在上学放学的路上时常能看到上班下班的小汪。他总是骑着一辆永远擦的锃亮的“永久”大自行车，后座上夹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他的头发在太阳底下乌黑发亮，他脚上穿的皮鞋也是乌黑发亮。路上时不时有人跟他打招呼“小汪，又上班去啊！”他笑着点点头，用力把车向前蹬。
小汪的柜台设在百货大楼的一楼，卖粮油副食品。每每遇到镇上逢集时，他的柜台前总是被赶集的人群围的水泄不通。“小汪，我要五斤大米！”“汪师傅，麻烦给我来二斤香油！”小汪虽忙得满脸是汗，嘴角却挂着自豪的微笑。
闲暇之余，小汪常常骑着他的自行车穿梭于镇上的大街小巷，和李叔吹会牛皮，和张二爷下盘象棋。他身上的工作服永远干净利落，手上带着雪白的手套。无论他在哪里出现，都有人跟他聊天说话——其实是托他办事，希望他可以出差时捎带些外地货，的确良的衬衣，上海牌的手表。
那时的小汪总是意气风发的。
十几年前和小汪一起在百货大楼工作的，还有陈庄的小陈。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是在去年，这时的小陈也已经成了老陈。
老陈和父亲是朋友，两人曾在一起共事过两年。那天我回到家时，才发现门口的马路边上停着辆高级轿车。一个人从屋里面出来，父亲在旁边介绍“这是你陈伯伯”。
饭间，父亲和老陈谈起了往事，关于小汪后来的故事也在老陈的口中娓娓道来了:
2003年“非典”过后，我从镇里王秘书处听到张镇长带人去外地招商引资去了，招回来的可能性极大。张镇长给的其中一个条件就是镇上百货大楼无条件借给客商们使用。那时的百货大楼已经不是早年的供销社了，加上街上开了不少小超市，生意也大不如以前了，因此百货大楼作为招商引资的条件当做地皮给他们的可能性很大，因为那是咱镇上的黄金地段。这就意味着我跟小汪随时都有失业下岗的可能。消息越来越紧，我建议小汪跟我一起辞职出去闯闯，他不听。他一个劲儿认为就算下岗镇上还会给他安排旁的事情干。
老陈喝了口酒，接着道:
我看过了啊，其实他就是死脑筋，舍不得那手里吃了那么多年的公家饭碗，受不了出去打工受罪。我劝不了他，只好跟镇上几个人一道去南边打工去了。没过一年多，大楼无偿给人家客商来使用了，小汪也下岗了。我一听说这个，又打电话给小汪，让他来南边跟我一起干，累是累点，可赚的也不比咱看柜台时的少啊。他还是不愿意来。
又过了快一年的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小汪打来的电话，他说陈哥你能不能借点钱给我，我想自己弄点小生意。
我当时也为难啊！老陈叹息道，我也刚来南边不久，和几个人合伙搞点小买卖，生意也才起色，也是用钱的时候啊！最后我还是东拼西凑了一万块给他。
老陈醉眼迷离：
再后来我生意越来越忙，也顾不上他的事了。他呢，也不来联系我了。其实我知道他是做生意赔了，开了个文具店，离小学中学都不近，没什么学生，赚不了多少，还要月月付房租，那是门面房啊！房租贵的很。他就在那一年一年干熬，最后咧？老婆都被他给熬跑的了！
他这么多年不联系我，其实我知道这熊人是被日子给弄孬了，家破人亡不说，还怕我找他要那一万块钱呢！
老陈突然红着脖子骂道:
他妈的老子门口停的那车六十多万呢！稀罕那多少年前的一万块？这人伤的是我心啊！
我坐在桌角不做声，眼前浮现那年我在小汪那里买字帖的情形:
那时正时值隆冬，天冷的很。我走到书摊前，小汪正裹着个军大衣蜷缩在街角看人下棋。眼前的所谓书摊，就是两张蛇皮口袋铺展在地上，上面摆了些字帖黄历和一些少年读物。那些书皮早已泛黄，上面还有些污点，边页棱角也破损残旧。那书摊俨然是当年小汪文具店血脉的“苟延残喘”。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书摊每月的收入够不够他吃饭。
他的头发早已花白，凌乱不堪，发丝上粘着头屑和沙尘，额头上沟壑纵横，蜡黄的脸被寒风刺的发紫，一副饱经风霜的“受罪样”。
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小汪成了现在的老汪了。
我拿起一本字帖，问价钱。他说25块钱。这远超一本普通字帖的正常价格。我正犹豫，却突然发现他布满血丝的双眼正渴求地盯着我，我心软了，果断付了价钱。
我没有把我在小汪书摊上买字帖的事说出来给桌上的老陈听。即使是我这样一个小汪生活的旁观者都不忍看到小汪现在的样子，更何况亲身经历过小汪生活的老陈。那天晚上老陈喝多了，其实他心里也是难受的。
这就是字帖背后的一个小故事，是一个小汪的故事，也是一个老汪的故事，也是许多人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