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100年前，李牧在雁门大败匈奴，用的套路是：坚壁清野、练兵养军、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继位的第八年，终于要对悬于头顶、欺压侵夺汉帝国七十余年的匈奴动手了。

马邑之谋部分汲取了当年李牧抗击匈奴的经验……

两年前的一次辩论

公元前135年，太皇太后窦氏驾崩，不久，匈奴派使者来请求延续和亲。

无从得知匈奴是否预感到时代已经变了——汉帝国的新皇帝和以往都不一样。

或者，这只是例行公事。但在窦太后刚去世，就派出使节，匈奴未尝没有窥探汉帝国高层动向的意图。

而这一次，事情确实也变得不一样。

新皇帝没有马上答应匈奴使者的和亲提议，而是让使者等候答复。

汉武帝刘彻迅速召开了御前会议，讨论是否接受和亲。

与会者不详，但意见分为清晰的两派。

王恢，燕地人，长期在边关任职，当时职位大行。大行相当于外交部长，景帝中六年之前称为典客，武帝在后来又改为大鸿胪。

王恢认为：匈奴喂不熟，不如直接开片干。

韩安国，商丘人，当时是御史大夫。这位是老熟人了，显名于梁都保卫战，老成持重，又学韩非子、杂家，是个有学问的人。两年前，还参与了对闽越国的远征。

韩安国认为：匈奴是野蛮落后，但游击大幕，难以会战，劳师远征，消耗太大，不如和亲。

讨论结果是，大多数人支持韩安国的说法，于是再次答应匈奴和亲。

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即便事后诸葛亮看，王恢有道理，韩安国也有道理，而王恢此时解决不了怎么打，韩安国说的困难现实存在——汉军不是打不过匈奴，实在是匈奴不给机会杠正面。

此外，注意一点。

汉武帝极喜欢开御前会议。在外朝官、中朝官、军事将领的充分辩论中，既兼听则明，又牢牢把握了决策权，不动声色就把决策权从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手里夺了过来。

这大概是领导的艺术，公务员朋友可以琢磨下与实践相结合。山人我没见过，深入说容易贻笑方家，就此打住。

大行王恢曲线救国，主战派得胜

建元六年的和亲辩论，王恢说不过韩安国，但不代表王恢就没有办法扭转朝堂上的战和力量对比。尤其是，新皇帝显而易见是个强硬的主战派。

元光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34年，雁门土豪聂壹想了个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主意，通过大行王恢向汉武帝汇报。

——这主意未必是聂壹自己的，也许是王恢、甚至是武帝的自导自演，政治斗争的常见套路嘛！

聂壹的主意分三步走：

1、匈奴刚和亲，对汉朝廷比较信任，可以因此诱敌深入。

2、假装聂壹与匈奴勾通，斩杀马邑守，里应外合。

3、在马邑周围埋伏大军，围歼匈奴。

主意是好主意，但要说服众大臣，王恢还得和韩安国辩论。

于是汉武帝又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

王恢先提出：当初赵国依托代地，悉心经营，人畜繁多，不误农时，匈奴不敢犯边（再次证明李牧、秦开当年经营北部边境的成功），现在汉背靠全中国之力，却天天受匈奴欺负，就是因为我们退让，匈奴才愈发猖狂。

韩安国则又搬出平城之围堵王恢——平城之围一直是汉初主和派的一把好枪。

韩安国还讲和亲到现在已经有五世之利——这毋庸置疑，和亲政策牺牲局部成全大局，整体上得大于失，但过分强调五世之利，我觉得韩安国应该去北部边境体验一下边防生活。

后来，汉武帝还真就打发他去渔阳体验生活了，然后这位上一时代的优秀将领落了个抑郁而死——充分告诉我们，站着不腰疼的时候，也不要乱说话。

王恢则反驳：平城之围之后，汉并非报不了仇，只是当时天下需要休养生息，高皇帝有慈悲之心；现在国内安定，但边境军民日常遭荼毒，非常有痛击匈奴一次的必要。

韩安国总不能说，边境的军民就该死，于是又搬出建元六年的那套说辞：深入大漠打匈奴，劳师远征不划算。

王恢一看，韩安国这是词穷了，赶紧穷追猛打：“副相大哥，咱这次在马邑打！”

汉武帝刘彻拍板：“按大行令说的办！”

具体的部署

细节我们无从得知，但确定方向之后，这一定是一个充分论证的计划。

资格最老、战斗经验最丰富的韩安国以御史大夫统领诸军。

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

这几乎是大汉帝国当时全部的全明星阵容，只少了行事果断的庄助。

韩安国统领李广、公孙贺、李息等诸军共近三十万军队潜藏在马邑周围山谷中，准备对匈奴合围。

而王恢则带领三万军队屯驻在代郡附近，准备在适当的时机切断匈奴归路，邀击匈奴的辎重。

详细部署，我们已无从知晓。

一种可能，如上图。

毕竟三十万大军，需要在较大范围铺开，则以马邑及周围盆地为会战战场。

善于奔袭突击的李广埋伏在洪涛山西南麓，第一时间掐断匈奴的北归之路，公孙贺则以车骑加入巩固防御。

韩安国率领大军埋伏在洪涛山东南麓，在李广们截断归路之后，与李息两翼合围堵上马邑东边。

这样，就可能将匈奴大军围困在上述圈内，进而以绝对优势兵力歼灭之。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直接埋伏在马邑周围林木密集的河谷里，布置得好，也未必藏不住。

而王恢则在洪涛山的东北方向，现在大同市附近截断归路，不管匈奴从洪涛山东南麓突围，还是沿洪涛山西北的原路返回，都得以残破之兵面对以逸待劳的王恢。

很理想是不是？

实际的执行

聂壹是个一等一的人才：有谋有勇有家国情怀。当然，这背后不否认，作为马邑土豪，他有保护自己私产的动机。

聂壹完美完成了任务。

他亲自去了匈奴单于庭，见到了单于，跟单于说，他能想办法杀了马邑的令和丞，带领马邑投降，这样马邑的蓄积就全是匈奴的了。

马邑是边关重镇，当初韩王信曾经以此为韩国国都，军臣单于也垂涎已久，于是双方达成约定。

随后聂壹带着匈奴使者回到马邑，演了一出戏：他杀了两个死囚犯，斩了囚犯的头，挂在了马邑城头，伪装成马邑令、丞的首级。

然后跟匈奴使者说：“赶紧回去报告单于，快点派大军来，要不我汉朝廷知道了，我小命就没了！”

匈奴使者汇报，君臣单于大喜，立即点起十余万大军，跨过长城，直扑马邑而来，很快就渡过了武州塞，突进到距马邑一百余里的地方。

但汉朝方面暴露了一个致命漏洞。

军臣单于只见漫山遍野牛羊成群，但就是不见有放牧人！

直觉告诉他，这不正常。于是他派兵攻击了汉帝国边塞用来预警的亭鄣，抓到了雁门郡下属的一个低级军官。

真奇怪？汉军连个牧羊人都不放，亭鄣却正常护卫，难道是王二小？

很遗憾，不是。这个无名军官是个胆小鬼，看匈奴要杀他，就把汉军的计划和盘托出。

军臣单于一听，带着大军掉头就跑！

韩安国他们也很快知道了这一消息，“马上”布置追击，但很遗憾，紧追慢追，匈奴大军来去如风，又跨过长城跑了……

负责在大同附近摘桃子的王恢倒是进入了攻击位，但面对全军而退的匈奴，3万对10万，摘桃子变成了打老虎，他也怂了。

他带领全军，向匈奴大军默默地行了注目礼，同时欣赏了匈奴人出神入化的马术后，带兵和韩安国他们会合。

所有人都相对无言，三十万汉军精锐就这样搞了一趟朔州-大同一月游，一根匈奴马毛都没抓到。

谁为这次失败负责？

失败的原因很多。

1、军事保密工作太差。

一个小小的尉史，竟然知道了整个战略的全部计划，看起来不可思议，但实际上却是整个计划糟糕保密工作的外在体现。

漫山遍野的牛羊——这牛羊想必不少是对边民征集的。

没有一个牧羊人——显然，诱敌计划已经通知到了每一个边民。

同时，漫山遍野牛羊却没有牧羊人，意味着，汉军方面已经在预设战役区进行了军事清场，那这个尉史是怎么回事？

因此，又不单单是保密工作差，执行力也很可疑。

2、有牛羊，没有牧民是个巨大的漏洞。

我们回忆下，当年李牧打匈奴前是怎么做的。

李牧一样是纵牛马于野，但同时，他也配备了相当数量的牧人。至于这牧人是真牧人，还是军士假扮，不得而知，总之见效了。

伪装工作最重要的是得其真。你漫山遍野牛羊，一个人都不见，把我放这环境里，我也得以为是不是人类都被外星人捉了去。

汉武帝、韩安国们怎么想的，无从得知。

也许是体恤民力——这场战役里最莫名其妙的就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人文关怀。

也有可能是根本没有谁想到这一点。

这就牵出第三点。

3、这一次阴谋的参与者，没有顶级帅才。

韩安国、王恢，包括公孙贺、李广、李息都是汉帝国优秀的军事将领，各有所长，战斗经验丰富。

但从这一战看，这几位充其量都是优秀的偏将，带一支偏军执行战术计划，他们大抵都不会差，但统帅全军，统筹全局，统一指挥，协同作战，那就是一场灾难。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而这五位里边，甚至没有一个周亚夫。

吕思勉先生基于以古讽今的表达，对汉武帝重用卫青、霍去病，却不重用李广、程不识这些老将颇有微词。

但我想说，老先生这里失之武断了。

马邑一战，汉武帝就已经对李广这些老派将领失望了，帝国未来殄灭匈奴的元帅，一定不会在这五个人里边。

汉武帝作为最高决策者，当然要负领导责任。但还要有人负具体责任。

不能把整个汉帝国的全明星阵容都秃噜了，只好力主马邑阴谋的大行王恢来背锅。

王恢下廷尉，判决：逗桡不进，当斩。

王恢还想走走后门抢救下，就找到了田蚡。田蚡自己不敢跟武帝求情，就让姐姐王太后，也就是武帝的母后向武帝求情。

武帝没有答应。

理由是：王恢首倡马邑之谋，如果能攻击匈奴的辎重，就算抓不住单于，也足以安慰天下士大夫的心；他却按兵不动，不得不杀。

王恢得到消息后，自杀。

王恢也不是没有理由。他权衡了利弊，三万对十万，好汉不吃眼前亏，虽然无功，但为大汉保留了三万精锐。

但他却没有大局意识。这一次作战计划的批准通过，是那么困难，年轻的皇帝背负了那么多的压力，力排众议，最后连个响都没听着。

当阴谋失败时，已经意味着汉匈战争将会成为持久战和消耗战。

战争性质既转变，则三万未尝不能打十万，以命换命，我想汉军还有这个实力。

何况，韩安国的大军已经启动追击，但凡王恢能迟滞匈奴一天两天，汉军依然有会猎匈奴的机会。

而王恢放弃了这唯一的机会。死，固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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