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而言，‘中国’不是想写而刻意去想象，‘中国’是我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记号’。

                   ------村上春树

多年之后，村上春树与林少华的见面时说“我是在神户长大的，神户华侨非常多。有很多华侨子女，就是说从小我身上就有中国因素进来。我的一个小说《去中国的小船》，就是根据小时——在神户的时候——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

《去中国的小船》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创作的中篇小说，收录于小说集《去中国的小船》中，首次发表于1980年。村上其后创作的很多短篇，都受到这部作品创作方法和写作手法的影响。之后他的小说里，或多或少都有中国元素，《且听风吟》里的中国酒吧老板杰，《天黑以后》里被欺负的东北妓女，《刺杀骑士团长》里的中国南京，《奇鸟行状录》里和妻子吵架时的中国铁锅。 

这本书叙述了主人公“我”在小学、大学、二十八岁时所遇到的三个中国人。小说讲述了“年过三十”的“我”回忆起小学以来遇到的三个中国人的故事。第一位中国人是“我”为了参加模拟考试，在一所中国人小学里遇到的监考老师；第二位中国人是“我”十九岁时因打工而结识的女大学生；第三位中国人是“我”二十八岁时在咖啡店遇到的曾经的高中同学，他是专门向中国人推销百科全书的业务员。

寻求尊重的中国老师

村上笔下的中国老师无疑时非常成功的，“满怀自豪感”的中国老师在考试前激情澎湃地一再重申中日友好的话题，并再三叮嘱学生们不要“乱写乱画”。接下来，小说描写“我”与女孩争论，是否记得当年在中国人小学的书桌上“乱写乱画”时，女孩终究不记得自己到底有没有“乱写乱画”。“任何人都不至于记得什么好几年前往哪里的桌子上乱写乱画过没有。事情早已过去，何况原本就怎么都无所谓的。”这种对待“乱写乱画”漠然处之的态度，客观上愈加凸显了珍爱环境的中国老师所遇到的尴尬处境。

寻求存在感的中国女大学生

“我”在大学二年级打工时所认识了沉默寡言中国女大学生，和后文里遇到的拥有草坪的女东家所具备的死亡之气不同，这个中国女孩是鲜活且积极的，村上春树用了“紧迫感”这三个字来来形容努力打工的中国少女，中国女孩的这种为了“存在”而表现出来的极端热心，显然是一种被动式的积极，她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生存，为的只是一种忙忙碌碌的存在感，没有这种盎然向上的生存意识，她的生活势必无法继续。一个“生在日本，大陆、香港、台湾一次也没去过，中国话几乎不会，英语呱呱叫”的中国女孩，因为其是“中国人”，在电车都能坐反方向的日本莫名其妙的承受着令人窒息的疏离感。  

寻找自我价值的中国同学

“我”仔细的打量着重逢的中国高中同学：端庄的样貌，掩盖不了他浑身上下给人的“磨损”的感觉。至于他为什么会给人以“磨损”的感觉，小说给出了两方面的答案：一方面是因其自身的原因，他对过去所发生之事的种种不释然，使其对现实倍感迷惘，故而他只能如躯壳般活着，没有精神、灵魂；另一方面，则恐怕是由于社会对其的不眷顾，致使“很多糟糕的事凑在了一起”所致。这是小说中所描写的第三个中国人。虽说是重逢，而“我”却并不知他是谁，但对方却能准确地叫出“我”的名字。高中同学时运如此不济，最终沦落到推销百科事典的地步，为生存而疲于奔命。“我”望着中年油腻的同学实在无法把他和当年曾经教养不差，成绩也在“我”之上的形象联系起来。

寻找连接的村上春树

《去中国的小船》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荒诞不经，《穷婶母的故事》里附着在我背后如同鬼魂般的存在，《纽约煤矿的悲剧》里每当台风暴雨来临时就去动物园的朋友，《袋鼠通讯里》言语骚扰投诉者的客服，《下午最后的草坪》里举止怪异的女房东，《她的埋在土中的小狗》扒开小狗坟墓的她，《悉尼的绿色大姐》举止怪异的侦探。与其说他们举止怪诞猥琐，不如说他们实则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村上春树与其是写社会边缘人，不如说是在写他自己，他与日本文坛格格不入，他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他甚至与日语都是一种相脱离的关系，这种游离于社会之外的身份，很大程度上让这位文坛大家对日本社会抱有一种“这里没有我的位置”之感。如同日本不是“中国人”应在的场所一样，村上春树也同样不适合生存在这样一个地方。村上春树曾经对日本马拉松必须备注归属团体而大加嘲讽，其实这听起来也着实让人叹息，无论是对日本右翼的反感态度，还是对沙林毒气事件作为一名作家道义上的认知，这位文坛巨星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种与日本社会的连接，他在寻找那么一个地方，一个可以真正容纳他的地方，哪怕是至今都不善待他，如同到中国这么遥远的日本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