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所长
摘自：《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原题为“20世纪以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多维度开展”

“实践”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核心概念。这个概念的全部意义是在与“异化劳动”的辩证关系中呈现出来的。根据马克思的定义，“实践”是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即是人的生命的生产，人的本质、人的类特性、人的自我创造的活动；“异化劳动”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劳动，它是劳动的现实化，但这种现实化是以“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异化、外化”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异化劳动”的这一意义表明，“异化劳动”是“实践”的对立面，是对人的实践存在的否定。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尽管是对人的实践存在的否定，但它是人的实践存在的一个必要的环节。这是从两种意义上而言的。首先，从实践存在的结构看，“异化劳动”给予了实践感性形式，是人的感性的存在；其次，从实践的历史进程看，“异化劳动”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分离，是人获得社会性、从而获得人的解放、个体自由的历史条件。这样，马克思就通过异化劳动这个概念，把“实践”植根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之中，并由此而建构起他的唯物史观和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自19世纪末开始，东方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结合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分别在这两个向度上阐发了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文化内涵，建构起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

在唯物史观的向度上，19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结合人类历史的新发展阐发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文化内涵，建构了以文化领导权为基本内核的文化批判理论。

在这一向度上，最早阐发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文化内涵的是拉布里奥拉。拉布里奥拉是第二国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与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一样，重视经济基础的研究，但是，他反对用庸俗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经济基础，把经济基础视为社会形态中的一个因素，而主张用历史哲学的观点来阐释经济基础，把经济基础看作是人们的经济活动，亦即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活动。他认为，在马克思那里，经济不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因素，而是社会生活本身，是人们的实际经验过程，上层建筑不是悬置于这一过程之上并与之相对立的因素，而是从这个过程中生长出来的，因而是经济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仅如此，经济还与一定民族文化传统积淀而成的风俗、习惯、信仰、愿望和倾向等相联系，具有民族文化的特性。

在马克思看来，不论是在前一种意义上，还是后一种意义上，经济作为社会生活本身，都是人的文化创造活动。马克思把人的这种文化创造活动称为“实践”。可见，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本质上是文化哲学的概念，它所表达的是以经济活动为中心的人的文化存在。在这里，拉布里奥拉并没有提出“文化领导权”的概念，但是，他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却成为葛兰西文化哲学研究的先导。

葛兰西继承了拉布里奥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并且更直截了当地阐明了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文化内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的概念。葛兰西认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是改造世界的哲学，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就是指的文化改造活动。所谓文化改造活动，就是把大众的自发的、零散的、非批判的世界观引导到自觉的、“融贯一致的”、批判的世界观，把大多数人提高到新的、更高的文化水平。为了实现这种改造，就必须要有文化领导权。

在葛兰西那里，文化领导权不是观念的东西，而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权力。作为一种社会权力，文化领导权的相对独立性来自于两个方面的规定：其一，它是国家结构中有别于政治权力的一种社会权力。政治权力指的是政治国家的“统治”权力，它体现的是统治集团的意志，行使这种权力的方法是“强制”。而文化领导权指的是市民社会或伦理国家的控制权力，是一定社会集团对本集团的成员和对其他集团实行的文化意识形态的操纵，行使这种权力的方法是“同意”。其二，它与统治权力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它可以与统治权力相一致，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集团同时掌握了政治权力和文化领导权；也可以与统治权力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文化领导权为不居统治地位的集团所掌握，而掌握着文化领导权的集团有可能进而掌握统治权。可见，能否行使领导权，行使什么样的领导权，是判断一个社会集团是否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它所选择的社会制度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标准。葛兰西说：“我们自己的研究所依据的方法论标准如下：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统治着它往往会‘清除’或者甚至以武力来制服的敌对集团，他领导着同类的和结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这说明，文化领导权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不受政治权力的控制，而反过来制约政治权力。这是文化领导权相对独立性的突出表现。应该承认，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的分析并不是马克思“实践”概念中已有的内容，而是他思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而提出来的，但它却揭示和发展了马克思“实践”概念中蕴含着的深刻的文化批判内涵，并赋予了这个概念现时代的内容。正是这样，葛兰西的文化批判理论，尽管一度受到批评和排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但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充分发展，并在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对欠发达国家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最终还是得到了思想界的普遍认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阿尔都塞率先从认识论的高度概括葛兰西的文化批判理论，把它作为一种方法，运用于剖析上层建筑的结构，提出了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理论；威廉姆斯将葛兰西的文化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文化概念进行对比分析，说明当代社会从物质的生产、生活到人们的观念、意识形态都受到文化/权力结构的支配，从而把文化领导权转化为一种文化模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被当作一种方法，广泛地运用于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各个领域，成为人们分析统治集团和臣属阶级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权力结构，揭示当代社会的权力运作机制，思考当代社会的民主、公平、正义等问题的新思维。透过这些理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实践”概念通过葛兰西的阐释，已经获得了新的时代内涵，从而成为人们研究当代社会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

在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向度上，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通过阐发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的文化内涵，创造了以现代性批判为主题的批判的社会理论。在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看来，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具有双重的意义：

首先，它提出了新哲学建构的基本原则。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讲的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在这里，马克思是把劳动原则运用于资本主义社会，把资本主义社会当作劳动的感性世界。这样一来，马克思就通过对“异化劳动”的阐释，颠覆了黑格尔的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社会和经济范畴都是哲学的概念”，而在马克思那里，“所有哲学概念都是社会的和经济的范畴”。马克思所做的这一颠覆工作，不是要把哲学概念下降为经济学的范畴，不是要取消哲学，而是要把哲学从思辨的思维中解放出来，使哲学现实化，变成批判和否定现存社会秩序的思想武器。就此而言，“马克思的理论是一个‘批判’的理论”。霍克海默把这种批判理论定义为批判的社会理论，强调这种理论既不是传统的抽象思辨哲学，亦不是苏联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和卢卡奇专注的形而上学，而是关于感性的、经验世界的哲学，即实践哲学。当然，这样一种实践哲学也有别于葛兰西的实践哲学：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是以政治批判为核心的政治学，而作为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实践哲学则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社会批判为核心的社会哲学。在这个意义上，霍克海默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社会理论定义为社会哲学，是十分恰当的。

其次，它是考察晚期工业社会的理论根据。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认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并没有随着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增长而消失，反而变得越来越广泛而严重了。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们把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运用于考察晚期工业社会，阐发了马克思“异化劳动”概念的文化批判内涵，并通过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和启蒙精神的反思，建构了以现代性批判为主题的文化批判理论。在他们看来，文化工业的实质就是文化的资本化，就是使文化的生产服从于资本积累的需要，成为资本家追逐利润的一个部门，这势必造成文化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异化；而当这种文化异化借助于启蒙的欺骗和谎言越出它的生产场所，对人们的休闲娱乐生活、消费及整个生活方式发生影响时，就造成了全社会的异化。

这种全社会异化的突出表现，就是国家极权主义和大众文化。所谓国家极权主义，就是把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劳动与消费、工作与休闲、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全部纳入社会管理的程序之中，使个体的内心精神生活失去了自主性和创造性，成为资本运动的一个片断，从而使人的个体生活完全异化了；所谓大众文化，就是以娱乐游戏的形式消解艺术的文化创造本质、以技能培训的形式来消解神圣的教育理念，使教育不再执行培养人的品格和自由精神的功能。这是典型的文化异化，而隐藏在这种文化异化背后、决定文化异化本质的，就是资本的运动和作为近代启蒙精神的现代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霍克海默把现代性作为晚期工业社会的标志，因此，对现代性的批判就是对晚期工业社会的批判，也就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社会理论对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持续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列菲弗尔吸取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成果，从文化哲学的高度阐发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的文化内涵，并把它运用于分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条件下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自20世纪70~80年代开始，法兰克福学派有关现代性批判的理论不仅在欧洲，而且在欧洲以外的国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受此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也转向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并联系这一理论反思中国的现代化精神，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研究。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形成及其在今天的影响表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有着深厚的联系，可以说，是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当代形态。这个哲学形态虽然不同于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但是，它们同属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代表了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方向，也展示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多元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