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发生了一次政治文化上的重大变革。汉武帝听从了董仲舒等人的建议，设立五经博士，而取消其他的博士。同时兴办太学，明经取士，即以儒家经典为考试科目来选拔人才。这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家学说成为了官方正统，成为万千学子的必修课。但到了东汉时期人们发现，这门必修课的教材经过多年的流传，讹误很多。所以需要一套官方修订的“教材”，来作为大家学习的范本。我们今天要说的熹平石经，起到的就是这样的作用。
所谓熹平石经，就是在东汉灵帝时期的熹平年间开始镌刻制作的一组石碑。石碑上刻有儒家七经，即《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石经有46块，共计约二十万字，历时8年完成。这不得不说是一项颇为浩大的工程，由此可见汉灵帝对于维护儒学正统的重视程度，反映出文化统一对于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意义。但是在这里我们不禁想问，对于这个官方意识形态的选择，为什么偏偏是儒家得到了青睐，其他各家都被“罢黜”？是因为儒学的内在特质，还是有外在的机缘？这里是否有所谓的“历史必然性”？
这一切，自然还得从孔夫子说起。
孔子作为万世尊崇的“至圣先师”，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他的一个重要的人生理想，就是恢复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我们之前讲到过西周礼乐，其中的“礼”可以看作是一套用来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典章规范，“乐”则是与之相配的乐舞标准。礼乐制度作为远古巫术歌舞的延续，其实质上是利用统一的行为和音乐调动人的内在感受，达到不同个体之间主体性的某种同化效应，实现群体性的情感满足。但是到了理性觉醒的时代，音乐本身能够起到的作用被大大削弱，藉此建立的礼仪秩序也很难维持。所以孔子希望能够恢复这一礼乐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文雅、和谐的社会氛围，即所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只是在维护周礼，而并非开创新的学说。但他的这种“述”，却在实质上为礼乐文化寻找到了新的解释。他把对于社会秩序的服从，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感受，明确地表述为主观的自觉诉求，也就是“仁”。孔子认为人们的“亲亲”、“尊尊”，都是与生俱来的品质，都是自然天性使然。他通过诠释“仁”，为“礼”赋予了心理基础和价值本原。从而那不再是浑浑噩噩、“下意识”的盲从，而是自觉、理性的主观选择。如果人人都能做到“仁”，都安于自己的社会定位，自发地维护等级秩序，那么整个社会就能够达到和谐与稳定。
在我们今天看来，这种以人的内在心性为基础实现社会建构的思想是有其开创性和可行性的，但是乱世之下，这种着眼于长期的文化建设却显得过于“温情脉脉”，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儒家学说只有在和平时期才比较容易发挥作用。春秋战国时代，统治者需要的是一剂猛药以迅速富国强兵，进而一统天下。于是强调自上而下、强权政治的法家思想越来越占据上风。孔子的政治活动也就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但他的教育事业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传说“门下弟子三千”，儒家学说也开始薪火相传。
孔子之后，儒家在传承发展过程中，分化为不同的派系。其中孟子一派强调由内而外、从伦理本体出发来支配外在行为。另一派则是以荀子为代表，强调由外及内，要求用“礼”的规范来约束内在的感性欲望。荀子认为，之所以需要“礼”，是因为一定的秩序与约束是群体存续的必然需要。否则人们去肆意地争夺与索取，在有限资源的条件下，群体必定无法维持。于是在这里，为儒学带来了一个重要的转向。荀子强调的是“礼”的必要性和基础地位，从而他理论的落脚点就不在个体的道德修养，而在于社会整体的统治秩序。但同时又仍然要求以修身为本，保留了孔孟所强调的道德要求和“修齐治平”的基本理念。于是就将儒学传统的伦理主义，融入了整体的社会历史的框架下，成为真正可供统治者所采用的政治学说。我们知道在荀子的时代，氏族社会崩溃，建立在氏族社会基础上的原始人道主义也因之不存。于是荀子这种着眼于现实历史的功利化改造，使得儒学在新的时代焕发了生命力。
到了战国后期，经历了“百家争鸣”之后，各家各派在相互批评攻讦的过程中，客观上增进了相互的了解，开始吸收融合，出现合流的趋势。特别是儒、道、法、阴阳各家的结合，开始成为主流。我们在荀子身上，就明显看到了法家思想的影子。而从荀子到《易传》，从《吕氏春秋》到《淮南鸿烈》，这种杂糅的趋势愈加明显。于是，道家、阴阳家所关注的宇宙观、自然观，与儒、法两家所强调的伦理与政治相结合，形成了新的融汇了人事与自然的天人观念。在这融合的过程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儒家思想的主导作用。比如《易传》中就有“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吕氏春秋》中，也强调“务本莫贵于孝”。在这里，儒家思想的凸显，一方面是由于儒家兼顾了民众的心理满足和社会的统治秩序，相比于墨、道、法诸家而言，在平民诉求和统治者利益之间找到了更好的平衡点。另一方面，儒家体系建立在西周礼乐文化之上，根植于绵延数百年的氏族宗法体制中，从而拥有着更加深厚的现实社会基础。儒家的这些特质，也成为后来取得成功的关键。
汉儒董仲舒则是继承了这种思想趋向。与前人相类似，他在《春秋繁露》中，将人事与政治、情感与伦理，统统纳入到了系统化的阴阳五行宇宙图式中。于是，人事政治与天地自然，有了相同的结构和共同的运行规律。这里的“天人同构”并不是简单的比附，而是相互影响共同作用，形成一个和谐稳定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又是以儒家传统的等级秩序和伦理标准为核心的，从而在宇宙观的高度上建构了专制统治的合理性。同时，这个天人宇宙图式囊括了一切的自然与人事，并且吸收融合了各家学说的思想精髓，从而满足了大一统帝国对于官方意识形态的要求。这些内在的特质，使得董仲舒的这一套天人宇宙论具备了成为政治文明的要素。再加上从陆贾、叔孙通到贾谊、公孙弘等几代士人的倡导，以及武帝时期一些现实政治斗争的因素，终于使得儒学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汉代的统治学说。
以上这些大体上可以解释儒学被确立为官方正统的原因。但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董仲舒时代的儒学，相比于孔子时代的儒学，已经有了非常大的不同。在这数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已经融合进了百家学说的很多精神内涵。百家虽然从博士官学中被“罢黜”，但百家思想已经被有机地融合进了以儒学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中。因此也可以说，百家学并不是完全的“失败者”，而是和儒学一道，共同演进到了新的思想形态。从这一角度上理解，所谓的“独尊儒术”，更多只是从名义上，或者说宣教意义上而言，其实质依然是儒、道、法、阴阳各家学说的杂糅。到了后世，儒、道、以及后来传入的佛教，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仍然是中国思想史演进的主要脉络。
追溯完历史，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石经本身。熹平石经的字体是成熟的汉隶，结体规整，横平竖直，传达给人以规矩与森严。另一方面，作为传播媒介的碑石，也带给人们一种权威、经典、永恒的印象。于是这种媒介所带来的心理暗示，会加强对内容本身正确性的认知。所以，用这种方式来传达这些与个人政治前途密切相关的内容，更加固了意识形态在时人文化心理中的统摄作用。当熹平石经完成的时候，“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有理由相信，当年的莘莘学子看到这些数量庞大的石碑时候，很难不被眼前景象所震撼。那些历代先贤的谆谆教导，成为万千学人挥之不去的耳畔回响。
客观上说，汉武帝主导的这一次思想上的统一加强了国家的文化向心力，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后顾之忧，间接促成了汉武盛世的形成。在这一时期，汉王朝国库充盈，军事实力达到了世所罕有的顶峰。特别是北征匈奴，封狼居胥，重挫匈奴主力，解决了多年以来的边患。多次的对外用兵，还开拓了朝鲜半岛、南越、西羌等等地区。这一系列的东伐西讨南征北战，奠定了后世疆域的基础，今日中国版图的雏形就此形成。汉王朝的国号也成为华夏民族的代称，一直沿用至今。我们今天回顾中华民族历史的时候，这一时期还会被经常提及。那遥远的盛世神话，代表了华夏民族的往日荣光。当年将儒学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这也为历朝历代所沿用，使得儒学道统绵延数千年之久，给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在深层文化结构中，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
在熹平石经完成后数十年，汉王朝即告灭亡，石经前的那些车水马龙与趋之若鹜也终究散场。石经大都毁于战火，时至今日，只剩下这为数不多的几块残石。它们固然残缺，但那镌刻着的永恒，依然在倔强地诉说着当年的辉煌。我们凝望着这一份永恒，余光之外，那个强盛王朝的背影，仿佛从未远离。
乐游原上清秋节，
咸阳古道音尘绝。
音尘绝，
西风残照，
汉家陵阙。——李白《忆秦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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