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8月底，我们保定知青插到各班后，与班里原来的知青就逐渐熟悉起来。班里原来的知青以天津知青为主，我也知道了他们的大致情况，他们绝大多数都来自天津六十二中，男生是六班和七班的，女生是十一班的。他们都只学了初一的课程，比他们年级高的知青都被天津市安排到农村插队了。
初次和大批天津人在一起生活，我对他们说的天津话感到新鲜，他们说话都像说相声——特逗。他们张口就是一套儿一套儿的，一说事儿就夸张，一争论就满嘴是理，给人的印象是真能说呀。我最惊异的是，他们叙述事情细节的能力都很强，能把很一般的事儿，讲得引人入胜，逗人发笑。所以有天津人在场，一般不用担心闷得慌。
不太习惯的是他们爱说齿音字，如中华不说中华，说宗华；现成不说现成，说现层；老师不说老师说老斯。
其中小庆和大成是他们中的佼佼者，但小庆多把“能说”用在学习发言上，而大成则多用在挖苦人上。比如大成和我见面没几天，就挖苦我，他看洗脸之后要照一下小镜子（巴掌大的小圆镜），用小栊子梳一下头发，还抹一点儿擦脸油，就给我编了个“天津快板”的顺口溜：“回到工棚没别事儿（sèr），他先掏苏（书)包，小镜子儿，小栊子儿，还有雪花膏……”
天津知青有时也给我们讲兵团历史，但他们讲的多真假难辨。
比如，他们说内蒙兵团是毛主席亲自批准成立的，应该是真的，因为连干部也这样说。他们还说毛主席对此有指示，指示的内容是“屯垦戍边，寓兵于农”，并说因为是1969年1月24日做的批示，所以叫“一·二四批示”，连干部对此不置可否，我们也信以为真。直到兵团解散之后我才知道，毛主席的批示并不是“屯垦戍边，寓兵于农”，而是“照办”二字。
他们说内蒙兵团六师是1969年3月成立的，后来听连干部也这样说。可我有些不理解，因为内蒙兵团是1969年5月7日在呼和浩特召开的成立大会，怎么儿子比老子还先出生呢？但此事可能是真的，因为天津知青就是1969年5月10日来的兵团，5月7日之前肯定已有六师招兵的人去了天津。
对于兵团、六师及直属连组建的细节，天津可比连干部讲得生动多了。
他们说，兵团司令员何凤山接到让他带人组建内蒙兵团的命令后，马上坐飞机视察内蒙，并在飞机上大笔一挥，把兵团的6个师自西向东地一字排开，勾画在内蒙古地图上，所以六师就到了东边的锡盟。
还说，六师师长郑东明接到让他带人组建六师的命令后，马上赶赴锡盟。他在大石寨转乘汽车后，一个劲地向草原深处猛跑，也不知跑了多远，反正他跑倦了，跑烦了，就停了，一看脚下的这块地儿就不错，便把师部安在了乌拉盖。
当时听了，我就感到他们是猜想。后来得知，内蒙兵团并没有一字排开，而是集中在了内蒙中东部的锡林郭勒草原和中西部的河套地区。
据说，最初的规划是，一、二、三师设在内蒙古中西部的巴彦淖尔盟、伊克昭盟境内，四、五、六师设在内蒙古中东部的锡林郭勒盟境内。由于锡盟草原地区不适于发展农业和超量发展畜牧业，兵团总部不得不把四师从锡盟迁到了巴盟，使“东三师、西三师”的格局变成了“东二师、西四师”。由此看来，六师辖区设在东乌旗东部，并不是师长郑东明的个人选择，而是北京军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安排。至于师部为什么选在了乌拉盖，就不得而知了。
我还从天津知青嘴里知道了，20来天前我们直属连牺牲了一位战友。
一天下雨不出工，大家都闷在工棚，天津知青大衡就用一口浓重的天津话嘱咐大伙：“我唆（说），哥们都小心点，贼（这）棚子可不结实，说塌说塌，都给我机灵点，别你妈妈给砸着。”
我以为他在瞎咋呼，可他一本正经地说：“是真的！前些日子夜里下大雨，女生排的工棚就塌啦。还砸着人啦！你妈妈就是我扒出来的，扒出来就死啦！”
他还说，牺牲的女知青被兵团追认为烈士，连里还开了追悼会。
我马上想起来，我在直属连在建营房周围转悠时，看到一栋土坯房的后墙上贴着白纸黑字的追悼会会标，会标虽已残破，但“郭瑞先烈士”几个字还清晰可见。
雨停后，云消初霁，东边的蓝天上挂起一道鲜明的七彩长虹，人们都钻出来欣赏。大衡出来后看大家都很兴奋，不以为然，喊道：“嚷嚷嘛，贼不这是你妈妈彩霞吗？”一句话，逗得大伙都哄笑起来。他更不服气了：“笑嘛？你们懂得嘛啊！”人们笑得更厉害了。
因为听他说工棚能塌，人们也里里外外地检查我们住的工棚。虽没有发现什么不安全之处，但我还是不太踏实，睡觉总奓着耳朵，一有动静，就会惊醒。
我挺奇怪，搭工棚的木杆都挺粗的，怎么说断就断呢，有人说，是因为用了没剥皮的桦木杆，没有剥皮的桦木杆受潮就会腐烂，这是上了讲究的，叫作“桦木剥了皮，胜过老黑榆。桦木不剥皮,三年烂成泥”。一下雨，没剥皮的木杆强度降低，而工棚上的草泥却重量增加，所以就出现了断裂的情况。
至于当时工棚如何塌的，怎么砸死了人，我陆续知道了详情。
天津知青告诉我，遇难的知青叫郭瑞先，内蒙古土特默右旗萨拉齐人，6月17日到的兵团，8月12日就遇难了。
他们说，那段日子一直下雨，连下了七天。下雨期间，女生排工棚的木杆就发出了响声。连干部知道后，安排人加支了立柱，并让女生们都睡到更安全的一边。春连长还特意嘱咐，要提高警惕，一有情况就蹲到中间的沟里。
8月12日，雨还在下，夜里一个巨大的响声把人们惊醒，之后就听到了呼喊：“工棚塌了！”
听到呼喊，有人钻出工棚看究竟，原来是女生排的工棚塌了一块，门还被绳子绑着，他看解不开，就找来刀子割开。
门一打开，里边的人就跑出来，她们有的披了件衣服，有的就只穿着裤衩、乳罩。
她们说，听到工棚倒塌的声音，大家都醒了，因为没有灯，都爬到沟里，然后向门口转移，可这天门却绑的出奇得结实（夜里刮风总把门刮开，门边上的人就用绳子给它绑了个结结实实），怎么解都解不开，直到外边的人割断绳子，她们才跑出来。
连干部和男生排的人闻讯都赶到了。春连长让女生排清点人数，发现少了一个，立即让大家找自己熟悉的人，最终确认郭瑞先没有出来。
车队的木棚就挨着女生排的工棚，他们得知情况，打开汽车大灯，为女生排的工棚照明。
春连长带着男生排的人钻入工棚，发现郭瑞先一动不动地躺在炕上，身上压着落下来的桦木杆。他们费了很大力气才把郭瑞先扒出来，抬出工棚。
已调到54团6连的沈战友则说，是他和张医助扒的压人木杆，他俩怎么也扒不动，后来还是车队的两辆汽车从两侧拉，才把木杆拉开。之后人们又往下挖坑，才把人拉出来。沈战友说，拉出来他发现人不行了，就实话实说，结果被一位参与抢救的处长骂了一顿。
事后还有人说，这天晚上一位女生嫌木杆压着箱子，想给箱子换个地方，可别的地方已经放满，就没有换成。结果夜里工棚塌的时候，箱子架住了倒下的木杆，没有伤到她。
郭瑞先死后，兵团授予她革命烈士的称号。
郭瑞先是个怎样的人？天津的男知青们和她接触得不太多，说不出太多的情况，只说她是个很招人喜欢的女孩。大衡能多说一点儿，也只是他亲手扒出了郭瑞先，还和别人一起把她抬了出来。
一个战友就这样的走了。我感到非常痛心，非常惋惜，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1969年9月下旬 ，整个师部的基建都进入了尾声，我们将要搬入的营房也基本完工。这四栋房子先由林东、林西民工建，后由我们连接着建。可能是师里看我们连兵强马壮了，就让我们接替了民工。我们需要干的活儿主要是内外墙抹泥和屋顶挂瓦。
我们班没有干过四栋土坯房收尾的活儿，但我看到过别的班的人干。一天早晨我去井房打水，看到一个白皮肤厚嘴唇的保定知青正在和泥。那时还没到上班时间，可他已经开始干活。可能是为了提高效率，他光着脚站在泥堆里四处踩踏。9月的内蒙早晚已经很凉，泥水中还掺着杂草，踩上去一定又凉又扎。可他却乐呵呵的，还唱着小曲。我非常感动。经打听，得知他叫大光，是保定市小车中学的知青。他的同学都叫他“黄灯儿”。我觉得这个外号可能 与他姓“黄”有关，但也有人说是因为他在政治学习念报纸时，把“黄澄澄”念成了“黄登登”，人们才给他起了这个外号。看到他这么不怕吃苦，我感觉自己差距太大了。
到这四栋房子基本建好时，天气已大凉，除中午还能略感温暖外，早晚已似初冬。我们再洗脸擦身就都得在寒冷中进行了。
搞基建本来就是又累又脏的活儿，我们却一直无处洗澡。天热时可以擦一擦身，天凉以后就难以坚持了。
可保定七中的大尹，似乎天生抗冻，当我们都不再坚持擦身时，他还脱个大光膀子照洗不误。有人不免称赞他：“鬼子真行。”
七中的知青都这样叫他，我们也就跟着这样叫。他并不在意，是有呼必应。为什么会给他起这样一个外号，我没有深究过，不得而知。
临近中秋，人们本想观赏草原的圆月，谁知却变了天儿。乌拉盖上空，浓云低沉，天色昏黑，北风呼啸，寒气袭人。
就在这样的晚上，大尹还是照样脱了衣服擦身，人们自然又是一番夸奖。大尹也不免洋洋得意。他的同学却不以为然，说：“有本事，光着屁股在外边跑一圈儿。”
此时已吃过晚饭，工棚外面一片漆黑，寒风嗖嗖，就是穿着厚衣服站在外边都会感到很冷。但激将法的作用还真大，他立马脱光衣服，跑到外边，在人们的见证下，围着我们住的工棚转了一圈。他的同学无话可说了。这一下也让大尹出了名。
中秋节前后，保定五中分到53团的一些同学先后来到师部（好像有冯强，还都有谁记不清了），看望我们这些分在直属连的同学。他们是搭乘团里到师部的汽车来的。
我从他们那里了解了我们学校来兵团人员的更多情况：分在52团的有王文英、李国英。分到53团的有崔一劳、李明伟、张玉庆、梁吉海、张秀荣、冯强、郝锦秀、曹会文、温保茹、翁玉德、欧阳艳茹、贾尉茹、安旭生、阮晶。分到54团的有陆大连。分到57团的有安淑贤（来兵团改名安晖）。
分到师部的同学我早已知道。他们是六师医院的吕建军。砖厂的杨留幸、李新鲜。
其中分到53团的崔一劳、李明伟是我的同班同学。崔一劳到了5连。李明伟到了2连。
虽然分到团里的同学来师部看望过我们，但我却一直没有机会去看望这些同学。原因是我不爱结交朋友，在车队没有认识人。而步行到下边的连队去，则是不能考虑的。
虽说我们到了草原，多数行动都是步行，但步行去各团的连队串门，却很危险。草原上几乎没有建筑，更甭说标志性建筑，茫茫四野都一个模样。脚下的路都是轧出或踩出的土路，绝无指示的标牌，没有熟悉路况的人带领，自己朝大致的方向走，十有八九会走错路。
草原上迷路可不是闹着玩的，由于很难碰到人，找不到吃喝是必然的，遭到狼群袭击的概率在夜间会大增，冬天还会被冻死。所以连里一再强调，出连队要请假，没有安全保证，不能擅自离连。我一般不愿冒无谓的风险，也就从未看望过同学。
由于很想看望同学，我也打听过各团的位置。据我的印象，六师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的东部，大约占了东乌旗的三分之一。六师的东北部是54团，东南部是51团。西北部是54团。西南部是52团。中部是53团。51团南边、52团东边，有条河叫霍林河，河畔地下有浅层煤，六师已安排人在那儿挖煤，后来在那儿成立了以采煤、发电为主业的57团。六师师部就设在了52团辖区，与52团团部相距也就两三华里。师部在52团团部的东边。54团、55团与蒙古国接壤。
中秋节前，我还收到了同班同学程谦的来信。他说，他没有随五中的学生到六师，而是跟他哥哥一起去了三师23团。他哥哥是二中的学生，叫程群，篮球打得不错。程群也是工总派的，应该也到六师，我们连就有不少二中的学生。但保定工总派的学生最愿意去的是23团。23团的现役军人干部都是四八00部队的。当时四八00部队“支左”支持的就是保定工总派，保定工总派与四八00部队早已是荣辱与共一家人，工总派的学生想去23团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可当时去兵团是按学校划得片，不知他们是通过什么关系，走的什么渠道。
他在信中说，他的哥哥当了团篮球队女队的教练，他好像是团篮球队男队的成员。随信还寄了一张他骑在马上的照片。我给他回了信，信里介绍了我们这里的一些情况。但没有给他寄照片，因为我到兵团后还没有照过相呢。
至于我们保定五中36班一共有多少同学来了内蒙兵团，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是先走的，到了兵团就与学校断了联系，后边的情况也就一无所知。
直到返城之后，我才从崔同学那里得知，刘葆、石金章、李国祥、邱建华、李平去了一师，申庚寅去了三师。
后来有资料介绍说，1969年保定有4254名知识青年去了内蒙兵团。
（除战友照片，其余照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