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的一天，在穆家宽敞的客厅里，18岁的穆丽娟第一次认识戴望舒。彼时，他正和自己的哥哥穆时英在一起热烈地讨论着新文学。早就听哥哥说起过他和他的诗。也早就把他那首《雨巷》背得烂熟于心。可当面对眼前那个高大挺拔的身影时，她还是羞涩地低下了头。

　　正是那不胜娇羞的惊鸿一瞥，秀美典雅的穆丽娟一下子打动了才子戴望舒。看着她款款消失在客厅的尽头，戴望舒的目光迟迟难以收回，她，不就是他梦里寻找千百度的丁香女子吗？

　　这一幕被穆时英看在眼里。其实，他早就有意介绍戴望舒与妹妹相识的。一为赏识他的才学，二来也因为那段时间，戴望舒正为另一个叫施绛年的变心女子痛心不已。施绛年是戴望舒的初恋女友，两人已相恋八年。八年后，她却抛却旧情移情别恋。为此，戴望舒始终开心不起来。穆丽娟的出现却让他的内心又掀起了狂涛巨浪，他渴望与那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并结连理。此后，穆家客厅里便常常出现戴望舒的身影，而在戴望舒的住处，人们也常见娇小的穆丽娟在伏案抄写稿件。一来二去，他们的爱情瓜熟蒂落。

　　1936年初夏，在上海四川路新亚饭店，戴望舒和穆丽娟的婚礼隆重举行。身着洁白婚纱的穆丽娟依偎在西装西装革履的戴望舒身边，接受着众亲好友的声声祝福。那一刻，相信再甜蜜的语言都无法描绘出二人心中的幸福。虽然二人年龄相差整整十二岁，学历阅历上也有着天大的区别，但那些根本阻止不了幸福的脚步。

　　婚后的岁月，是甜蜜的。每逢周末，戴望舒都会带着穆丽娟到新亚茶社去，与他的那些文朋好友谈天说地。那些时候，穆丽娟很少说话，但她的双眸会一直追随着那个侃侃而谈的男子。那一段时间，戴望舒渐入创作佳境，创作出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作品。由他主持编撰的《新诗》诗刊也正式创刊。

　　这样的幸福岁月却被烽烟战火最终弥漫。那是个民族存亡的多事之秋。随着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的深入，一度繁华的大上海沦为一座孤岛，越来越多的文化人士为了保全战斗力量，选择了举家南迁香港。戴望舒也是他们中的一位。1940年，他携家人到香港避难。在那里，他千方百计安下了另一个家。原本打算把家人安顿好后就回内地以文字为武器继续宣传抗战的，不料就在他决定离开之时，一份诚挚的邀请函却把他留下来。是《星岛日报》的副刊主编的职位。在那里戴望舒可以尽情发挥他的才干，还可以借机扩大他的抗日宣传。

　　穆丽娟陪着戴望舒留下来。在薄扶林道边那幢漂亮的二层小楼里，她和他度过了最后一段还算幸福的时光。闲来无事，二人在院子里开辟了一块小小的菜园，点瓜种豆。周末请朋友们到家里喝茶聊天共进晚餐。外人的眼里，他们仍旧是琴瑟合鸣幸福的一对。可谁料平静的湖面下，早已是暗流涌动，他们面临很多问题：年龄的差距，性格的差距，阅历的差距……戴望舒的工作做得如火如荼，他没有时间来考虑这些问题。他的眼里，穆丽娟就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他爱着她养着她就足够。

　　天天躲在家里的穆丽娟却不再这么想。丈夫的世界里似乎只有工作只有书，她开始怀疑自己当初那个选择。更让她无法接受的一件事就是，那个叫施绛年的女子似乎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丈夫的生命。在由丈夫作词的《初恋女》那首歌里，他这样写：你牵引我到一个梦中，我却在另一个梦中忘记你。她固执地以为那就是他的心声。争吵由此而起，相互呕气也就成了家常便饭。彼时的戴望舒只当是穆丽娟在耍小孩子脾气，根本不把那些放在心里。吵完，依旧忙碌地投身到工作中去。他不知道，年轻的穆丽娟却在一次又一次的争吵猜疑中对他们的感情失去了信心。

　　1940年的年底。那一年，他们生活中发生的两件大事终于让那段曾让人羡慕的感情走到尽头。1940年6月，穆丽娟的哥哥在上海被刺身亡，由于政见的不同，戴望舒把那一消息隐瞒了没有告诉穆丽娟。那年冬天，穆丽娟的母亲有病去世，戴望舒再次扣下了那封报丧的电报。直到穆丽娟从好友那里得知这一噩耗。一气之下，穆丽娟收拾行装，回了上海。她终是没有见着母亲最后一面。却在母亲去世后不久，将一封决绝的离婚信寄给了远在香港的戴望舒。直到那时，戴望舒才大梦方醒。他欲拼死保住自己那段婚姻。

　　一封从香港寄来的绝命书也飘然落到穆丽娟的桌上：我不会选择离婚，我的死，对你来说，同样是一种解放。戴望舒的选择终究没有挽回穆丽娟的心，她说她不会放下自己的坚持。绝望之中，年过中年的戴望舒真的吞下一瓶毒药，幸运的是，最终被朋友救起。

　　一段世人眼里的美满婚姻，在走过了短短的五个年头后，最终走向解体。1943年1月，他们二人正离婚。此后，各自寻找了各自的另一半，戴望舒于1950年病逝于香港，穆丽娟则在上海一僻静的弄堂里静静地打发着余下的岁月。

　　“撑着油纸伞／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诗人终是遇着了那位丁香一样的姑娘，幸福却也如他诗中的描述的那样飘渺，转瞬即逝了。

　　人世间，最难说清楚的，还是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