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建奎，原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拥有多学科交叉的背景，并在基因测序仪研究， CRISPR基因编辑，生物信息学等多个领域取得研究突破。

2018年11月26日，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引发轩然大波。

2018年12月19日，贺建奎入选《Nature》年度十大科学人物。

2019年4月18日，上榜美国《时代》杂志（Time）2019年度全球百位最具影响力人物榜单。

2019年12月30日，“基因编辑婴儿”案在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贺建奎被依法以“非法行医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

人们很快提出了疑问，国家明令禁止的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活动，贺建奎是如何做到的？

据报道，贺建奎自筹资金，蓄意逃避监管，私自组织有关人员，而在这个过程中，监管应同虚设，这个项目得以顺利的开展，而其成功，也同样使贺建奎名利双收。

尽管这项基因编辑技术被国家明令禁止，但遗憾的是，在我国刑法中，并没有与基因编辑技术相关的罪名。

这个案件最终被判非法行医罪，同时也暴露了我国立法上的不足。

非法行医罪，是指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擅自从事医疗活动，情节严重的行为。 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但贺建奎并不是为了治病救人，其活动严格来讲也不能算是医疗活动，同时，由于并未损害“就诊人”健康，尽管已经判处非法行医罪中，基础刑中最重的惩罚——3年，还是显得有些轻微。

这项基因技术事实上是不可逆的，即不仅这两个孩子会永久免疫艾滋，他们的后代，继承了他们的基因，同样会对此免疫，而如果基因改变中会带来损害，这些损害也同样会遗传给他们的后代。

如此可怕的技术，如果没有法律加以管理，将会是难以想象的。

相关事件仍然迷雾重重，但公众焦虑挥之不去：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谁来收场？技术无罪，但失控的技术可能带来灾难。弘扬学术道德和科研伦理，这是科技工作者的安身之本。无治理则无伦理，让科技趋利避害，除了寄希望于科学家的道德自觉，更须立法跟进。

我国《民法典》及时对此作出了规定：第一千零九条 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危害人体健康，不得违背伦理道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

尽管我们承认，后天的努力才是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根本，但同时，基因同样决定着我们的“先天”。

我们的外貌、身高、先天智力、体型，无一不与基因有关。基因编辑技术的出现，终于使我们成为了孩子的“上帝”。

尽管我们不能选择再用基因改变自身，但是对我们未出世的孩子，基因编辑技术却可以决定他们的先天。

这是科技进步带来，以往，这个过程主要通过自然选择完成，也许男孩没法继承父亲个高的基因，女孩没有办法继承母亲的漂亮，但基因编辑技术的出现，这些都不再是问题。

不仅如此，就算不属于父亲或母亲一方的基因又如何，就如同“贺建奎案”中，人类还没有人能免疫艾滋病呢！不得不说这是一项“伟大的成就”。

遗憾的是，“贺建奎事件”让人看到了这项技术的监管漏洞以及使用的混乱。我们不仅发问，是否指存在贺建奎一个案件？是否还用其他人使用过这项技术？

这是对人类伦理的挑战，同时会给社会带来巨大冲击。

谁会率先享受到这项技术？

社会的贫富差距一直存在，要知道，穷人的孩子需要加倍的努力才能改变自身的命运，而贫富差距的存在，使富人的孩子更容易获得更多优秀多教育资源。

在科技面前，我们能一视同仁的对待这些同样善良的孩子吗？

“贺建奎事件”已经过去，但科技还在发展，要想科技造福于人类，伦理问题是我们不得不解决的难题。与此同时，公平、正义、平等，这些观念也应当存在于科技之中。

科技，不应仅仅是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