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终极使命是维护社会秩序，而法律维护社会秩序主要是靠强制性的规则体系。其实，道德、伦理还是习俗，都能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只是没有法律约束力强。
只要某项法律规则一旦制定出来，即使有人不想做某件事，规则也会强迫他做。每个社会成员都必须服从对应的强制性规则，否则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比如，一旦一个社会制定了法律法规，禁止人们在公共场合吸烟，烟民哪怕再心不甘情不愿，也必须遵守这个规则，和平与秩序，才是人类生活的底色。
在法律人眼中，规则就是核心，遵守规则就是行事思考的第一重要原则。凡事讲规则就是法律人的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我们可能觉得：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就连幼儿园的小朋友也知道要遵守规则，按时吃饭、按时睡觉、听老师的话。为什么要说这是法律人的特定思维方式，那它究竟特殊在哪里呢？
一是法律人遵守规则的执念要比我们常人强的多，凡事都要讲规则，即使一个规则看上去很不合理，甚至站在普通人的视角会觉得它很邪恶，法律人也会遵守，而不会以规则本身的善恶来选择是否适用。
这一点可能会让很多人不解，学术领域对此也有过很大的争论。但无论学术上如何争论，在真实世界中具体负责执法和司法的法律人也会将“恶法”当成法，一视同仁地遵守和执行。在他们看来，不合理的规则也是规则，不合理的判决也必须服从，不能以法律邪恶或者判决不合理为由而拒不执行。
举个例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简称《刑法》）在1997年修订后，规定了“嫖宿幼女罪”这一罪名。简单来说，就是男性嫖宿不满14周岁的女性，即便女性同意发生性行为，也应以犯罪论处。这个罪名长期以来饱受争议，反对者认为它是典型的“恶法”。法学界普遍认为，该罪名将自愿行为视作犯罪，过于严重了；而且为受害的幼女贴上了卖淫的标签，也是一种羞辱。最终，该罪名于2015年被废除。
但是，在1997年到2015年的18年内，如果发生了相关的犯罪行为，法官却不能以这条法律是恶法为由，不适用这条法律，否则就会有枉法裁判的嫌疑。对于法官来说，只要他/她承担裁判者的制度角色，就必须依据现行法律判案。如果他/她根据个人的道德信仰选择性地适用法律，就会对整个法律体系的权威性和有效性造成极大危害。
如果还不明白，再举一个美国的例子。很多人可能知道，在美国，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简称“美国最高法院”）是可以在个案中宣判某条甚至某部法律因为违反宪法而无效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没有“恶法亦法”的问题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美国内战发生之前，南方各州和北方各州分而治之，南方是奴隶州，北方是自由州。当时，美国最高法院有位大法官叫约瑟夫·斯托里。作为一个北方人，他极具正义感，向来主张民主，尤其信仰废奴主义。1842年，斯托里大法官接到一个案子，这个案子严重地冲击了他的价值观。
案情是这样的：一名女性黑奴从南方摆脱了奴隶主的管制，逃到了北方的宾夕法尼亚州。根据宾夕法尼亚州的法律，黑奴一旦到了该州，立即就变成自由人，不再是奴隶身份，因为该州是废奴州。但是南方的奴隶主却赶过来要把她抓回去，让她继续当牛做马，依照宾夕法尼亚州的法律，该奴隶主被判处了绑架罪。奴隶主不服，一直上诉到了美国最高法院，案件到了斯托里大法官的手中。
奴隶主的理由非常强硬：我对这个黑奴拥有财产权，这种权利是受美国法律保护的，如果奴隶变成了自由人，那就意味着我丧失了一笔财产。此外，我抓回奴隶是有法律依据的——美国联邦国会制定的《逃奴法案》允许奴隶主把逃奴抓回去。
可想而知，斯托里大法官这时就面临法律规则和内心道德之间的冲突。作为一个极具正义感的人，他是不是可以遵从自己内心的道德进行选择呢？这里需要交代一下，他完全可以这么做，因为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大法官是有权宣布一部法律无效的。
结果是他并没有这么做。斯托里大法官站在了几位南方出身的大法官一边，最终宣判联邦政府的《逃奴法案》有效，奴隶主有权抓回这个逃奴。
为什么他不听从内心的道德观念，去宣扬种族平等和正义呢？斯托里大法官在判决书中说，《逃奴法案》虽然看起来非常邪恶，但它却符合一个更大的宪法原则，那就是维护联邦统一，防止国家分崩离析。如果美国最高法院宣布《逃奴法案》无效，当时南北双方可能就打内战了，整个社会秩序也就荡然无存。
在斯托里所代表的法律人看来，维护国家最基本的秩序是法律的终极使命，比彰显个人的内心道德重要得多。
看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想：难道不应该先保证事情的正义性、再扳倒恶法吗？法律人竟然只管规则，不管善恶，不顾死活，也太教条主义了吧。
但是，我们认真想想，真的有“恶法”这种东西存在吗？
在法律人的眼里，在具体的执法和司法过程中，讨论法律的善恶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因为这不是在寻求某种客观事实，而是要作一种价值判断。善恶的标准经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难找到一种客观统一的答案。而法律规则相对而言则更具有确定性。如果以善恶为由来否定法律，那么任何一条法律都有可能被怀疑，甚至被挑战。
比如，当今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法律都禁止安乐死。对不少人来说，这种禁止性的规则非常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也违背了人的自由意志原则：既然病人已经垂死挣扎、生不如死，自己也同意结束生命，为什么法律不能让医生打一针，帮他彻底解脱呢？
这时，我们必须换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一旦法律开了口子，就很容易把安乐死变成合法杀人的借口。如果医生或者患者家属滥用安乐死，以此为由随意结束患者的生命，那么“允许安乐死”是不是又变成了一条“恶法”呢？
“希望允许安乐死”是尊重个人的自由意志和自主选择；“希望禁止安乐死”是尊重生命（权），防止合法的杀人。这两种想法在安乐死这件事上发生了价值冲突。从抽象层面来看，它们之间没有绝对的正确和错误，也很难一时间争论明白。
我们必须清楚，现代社会中的价值观非常多元，在很多问题上很难形成统一的善恶标准和价值共识。人们说某部法律或某个法条是恶法，可能只是因为它们没有契合你的价值观，但却契合了别人的价值观。对于法律人来说，此时无法选择任何一种价值观来否定现存的法律规则，只能不去做过多的道德考量，直滥用安乐死，以此为由随意结束患者的生命，那么“允许安乐死”是不是又变成了一条“恶法”呢？
“希望允许安乐死”这个想法背后的价值观，是尊重个人的自由意志和自主选择；“希望禁止安乐死”这个想法背后的价值观，是尊重生命（权），防止合法的杀人。这两种想法在安乐死这件事上发生了价值冲突。从抽象层面来看，它们之间没有绝对的正确和错误，也很难一时间争论明白。
我们必须清楚，现代社会中的价值观非常多元，在很多问题上很难形成统一的善恶标准和价值共识。人们说某部法律或某个法条是恶法，可能只是因为它们没有契合某一部分人的价值观，但却契合了另一部分人的价值观。对于法律人来说，此时无法选择任何一种价值观来否定现存的法律规则，只能不去做过多的道德考量，直接适用既定的规则。
所以，守法即正义，法律的安定性优先于正义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