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夏天，我感觉有些憋气，每天发作一二次，每次持续几分钟，歇一会儿就过去。我没介意，自认为过些日子就能好，不用吃药，不必担心，不治自愈。但到10月底，非但不见好转，反倒加重了，越来越厉害，发作的次数多了，时间也长了，憋得满脸发青，张着大嘴喘气，含一片硝酸甘油才能缓解。我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到医院进行了专门检查，又是心电图，又是毫特，可谓多种方式并进，但都没查出病因。
我女儿的同学在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当大夫，他听了病情介绍后，建议病人立即来北京阜外医院做全面检查，根据诊断，进行治疗。他在电话中说：“我初步判断，可能是心脏病，但心脏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也不清楚。这种反应，尽管是‘轻度发作’，也要认真对待，千万别延误治疗……我不是吓唬你，这种险象再扩展，会危及生命。”他一再嘱咐我女儿：“你要明决快断，立即来医院，不要拖延。”按照他的要求，我们全家4口人，第二天就到了北京。11月8日，我住进了北京阜外医院。
这是三人间的病房，一位是北京的于大爷，另一位是石家庄的王大爷。我们的病情大同小异，都是待查。没几天，我们就熟了，从病情状况、简要经历到家庭成员，无一不谈。一天下午，于大爷的儿子来看望父亲，他是学医的，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医院当大夫。不知是职业的关系，还是因为我和他父亲在同一个病房，他很热情，也很细心。他问了我的病情，劝我不要紧张，到了医院尽可放宽心。他还告诉我，脸憋着，喘大气，很可能是供血不足，氧气不够，觉得不够用，这不算什么大病，放上支架就好了。对放支架，过去我只听说过，但究竟是什么原理、放在什么部位、起什么作用，我不甚清楚。就这方面，我向他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也许是怕自己讲起来太复杂，也许是怕别人听不懂，他从书包里掏出一张纸，画起图来。他画了一个心脏，还有几根血管，一头连着全身，一头连着大脑。全屋的人都凑过来，听他讲解，他指着图，讲心脏的工作原理，讲血液如何输送到全身，又讲了心脏与大脑的关系。末了，他还专门告诉我：“古语说‘治脑先治心’，这句话挺适合您。中风和心脏病同属心血管病，您来这所医院对了。治心脏对治中风大有好处，一举两得。”经他这么一讲，我放松多了，盼望着早点出检查结果，快点放上支架。
没过多久，检查结果出来了，果然需要介入，放几个支架，通知我后天就动手术。
11月14日下午，来了两个大夫。打头的是个年轻人，三十来岁，小伙子很精神，听说他是在英国拿得博士学位。他告诉我明天动手术。他说了两遍，告诉我这是小手术，一会儿就做完，不会有任何问题。他看了看我的右手，让我用力握他的手，然后对着同事说了一句话，可能是术语，我听不懂。我告诉他，我几年前得的中风，右胳膊是患肢。他点了点头，说自己知道。我见他脾气挺好，话也多了起来，问道：“我听说，都是从大腿根进去，你还有别的办法吗？”下面的话，他说得很熟练，像是已经说了几十遍。“我是从手腕子介入，”停了一下，他接着说：“从大腿根介入需要压24小时，不能动，只能躺着。从胳膊介入只要压6小时，还可以活动，什么也不妨碍。”我明白了他看我右手的用意，我再次说明：“我两年前得过中风，右半身瘫痪了，既然你决定从胳膊介入，那就用左手吧。”他笑着看了看同事，又回过头耐心地跟我解释：“我刚才都测试过了，你的右手很好，完全符合条件，一点儿问题也没有。”我见他说得如此恳切，又有那么大的把握，也就没说别的，决心一切听他的安排。
11月15日下午，我躺在手术车上，可能是因为打了麻药，一会儿的功夫，四肢就失去了知觉，头也觉得昏昏沉沉的，似睡非睡。手术室有几个人，我怎么上的手术台，手术是从哪里开始的，这些问题，我一概不清楚。只觉得时间不长，那个年轻的大夫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讲给别人听的：“全堵了，往哪里放呢，没地方放。”我答了一句：“随便放，哪儿都行。”对方大声嚷道：“谁问你啦，你搭什么话，好好躺着！”小伙子跟昨天判若两人，没有昨日的平和与耐心，只有粗声粗气，紧张与严肃。吓得我再没敢吱声，安静地躺在手术台上。又过了一会儿，手术做完了。大夫小声对我说：“全堵了，一个支架也没放。”我望了望四周的人，胆战心惊，觉得很害怕。“大夫，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的话，我的病很重，没救了。”“你说对了一半，你的病确实很重，但不是没救。我救不了你，救你的是胸外科，赶紧做心脏搭桥手术。”大夫说完了以后，就把我推出了手术室。
我躺在手术车上，回到了病房。进屋时，我还特意提了提右手，跟病友打招呼。他们见我这么快就出来了，猜出手术进行得很顺利，都笑了，只有我知道，一场更大的手术在等着我。第二天早上，我转到了胸外科病房，为心脏搭桥手术做着各种准备。
这里的病房跟胸内科的不一样，少了那种宽松和谈笑，多了几分哀叹和忧伤。护士长告诉我，这里多是重病号，不是换瓣就是搭桥，她要求我：“你要好好躺着，不要随意走动，几天后给你搭桥。”我答应：“一切听你们的！”
住进这所医院我才听说搭桥这件事。说这是“医盲”也好，说这是孤陋寡闻也好，反正这是事实，过去从未知道心脏也能搭桥。不知深浅，才敢下去游泳，我也是一样，不知什么是搭桥，也就没有那种恐惧了。这可能是我对心脏搭桥手术从未担心的缘故，还觉得这太神奇了，我也能赶上，这是不幸中的大幸。等候做手术的几天，我吃得饱，睡得香，一点也不紧张。殊不知，这是大手术，我已经站到了生死的边缘，全家人都在为我揪心，企盼我顺顺当当闯过这一关。
11月19日，做手术的当天早上，两个孩子匆忙吃过早饭，打了一声招呼，就出去了，整个上午不见他们的踪影，我和妻子都很着急。平日，这两个孩子让我们很省心，我生病后，姐弟二人忙东忙西，白天到单位上班，晚上到医院守护我。中午时，他们回来了，别看没说什么，但脸上都带着一些神秘，还有几分虔诚，趁着我们不注意时，把一样东西塞在我的枕头下。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去雍和宫烧香了，为我祈祷，保佑手术顺利、平安无事。雍和宫的人还安慰他们：手术一定会很成功，你们的父亲不会有事。放在枕头下的东西，正是他们带回来的平安符，这可是“病急投医，临时抱佛”，我们做长辈的，见到孩子能有这片孝心，也就知足了。
我在北京有亲戚也有同学，但这次手术我谁也没告诉，不想让更多的人为此担忧，不想麻烦别人。况且，我也没把这种手术当成大事，中午还照旧睡了一觉，等该手术了我才醒盹。
手术进行了4个多小时，非常顺利、非常成功。在手术过程中，我处于昏迷状态，这里发生的一切都不知道。
醒来时才知道，我已在重护室躺了两天了。醒来的第一感觉是口干想喝水。护士先用湿棉花抹了抹我的嘴唇，又拿来一个瓶盖，让我张开嘴，给我喝了一瓶盖，我实在感到这不解渴，还找护士要水。她解释：“不能多给，现在不能大量喝水，水多了会出新毛病的。”原来是这样，怪不得人家不给水喝呢。
重护室有8张床，刚做过手术的病人先到这里监护。我看到别的床上都有水果，不是香蕉就是橘子，唯独我没有，很生气。我把护士叫过来，问道：“别的床上都有水果，只有我没有，这不公平，不合理。”可能是我的声音过大，全屋的人都听到了，病人抬起头来朝我这边看，有的病人还小声说：“这个时候还挣嘴……”两个护士也笑了：“大爷，他们床上的水果，不是发的，是家属送来的。”
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脸通红，很不好意思。我小声告诉护士：“我的家属就在门口，也有水果。”不一会儿，护士提着一兜水果，放在我的床上。“这是你的家属送来的。听说你要水果吃了，他们都很高兴……”
从重护室里出来，别的病人都是躺着回到病房，我是坐着轮椅回的病房。水果也带回来了，原封不动，一个也没吃，早知道是摆摆样子，何必说那么多呢。等我躺稳之后，我才发现开过胸膛，胸前留着一条长长的疮疤，腹部还有3个窟窿，线头有1寸多长，露在外面。妻子开玩笑：“全身都是挂件，挺好看的。”
病友告诉我：“搭桥就要开胸，把心脏取出来，实行体外循环，把原来旧管废了，再用自己大腿上的血管接上，这就叫搭桥。”我看看自己的胸口，又看看大腿，越看越心酸，越想越害怕。这可是挖你的心，抽你的筋，这太可怕了，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这种手术太危险了，随时都会发生意外，万一……我不敢再往下想，觉得全身像一堆泥摊在床上。但又一琢磨，有了新的答案，我非但不怪自己的孤陋寡闻，还庆幸自己幸亏是手术后才知道这么多，少了许多担心和忧虑。不然，我会日日紧张，天天焦虑，吃不好，睡不着，也许会惹出别的结果。
搭桥后，我感觉血液往头上涌，脉搏跳动也在一百次上下，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不想抬头，不愿说话，连吃饭都想躺在沙发上。满嘴都是泡，嘴唇又红又干，很想喝水。大夫说，现在还不能一下子大量饮水，一定要逐渐加码。我撩开上衣，又看了看那条长长的伤疤和下面的三个洞，心中又是一阵翻腾。三个洞很均匀，间隔一般大，这三个洞到底通什么部位？起什么作用？到现在我也不清楚。这些疤痕自己看看觉得可怜，别人看了觉得吓人。这是我从来不给别人看伤口的主要原因。我想，既然已经这样，没有可担心的了，一切都要听大夫的，服药、饮水、吃饭、作息，我样样照大夫说得做。每天还对着窗户盘腿坐下，打开上衣，让太阳直晒伤口，上下午各一个小时，坐累了就跪一会儿。手术后，又做了几次检查，各项指标都符合标准，反应也属正常现象。医护人员再次告诉我：手术很成功，尽可放心。
伤口愈合得又快又好，没有感染，没有出现并发症。手术后的第七天，大夫说可以拆药线了。拆药线的大夫姓王，30多岁，做手术那天他也在场，对病情很了解。他把我带进一间屋子，让我躺在床上，他一边做着各种准备，一边聊起了如何教育孩子，怎么也没想到，这个时候他居然谈起了这个问题。可能是我生病后第一次谈起这个话题，很兴奋，话也很多，滔滔不绝，不管对方的情绪如何，总愿意把自己的话说完。他只顾干自己的活，很少插话，也很少点头。他停下来，告诉我：“原先想给你拆一半，留一半，过几天再拆，现在看来没这个必要，伤口愈合得很好，全拆了没任何问题。”我还以为他停下来时要跟我讨论教育孩子的事，没想到他谈得竟是拆药线的事。我随口答应了一句：“你看着办吧。”又过了一会儿，药线都拆了。我坐起来，准备要走，他拿了把椅子，坐在对面，轻轻地说：“咱们先坐一会儿，过一阵再回去……你搞了一辈子教育，有见解有实践，我就乐意听你说话，听不够。”我知道他这是恭维。刚才，他光顾拆线，根本没着耳朵听。教育孩子的问题，古今中外，都把它当作一个永恒的题目，该讲的话太多了，不知怎么，这时候，我的精气神没了，话也少了，只想着快点回病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