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四艘美国军舰抵达日本，强迫日本实行开放，1945年，一支庞大的美国无敌舰队再次来临，迫使日本关起大门。一场九十三年的美梦，演变成了由美国军舰引发和终结的噩梦。此时的日本，只剩下满目疮痍的国土、颠沛流离的人民、衰亡没落的帝国与支离破碎的梦想。
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进行国民讲话，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随之而来的是强烈的“全社会性的死亡”。日本民众对于天皇终战诏书的反应，首先是震惊到近乎麻木状态，随之而来的是彻底解脱的感觉，但这种解脱感往往十分短暂，疲惫和绝望随即接踵而至。这是一种如此深广的心理崩溃状态，一种压倒所有的虚脱感。
与此同时，日本民众面临着严重的饥饿与匮乏，战败后三个月，东京死于营养不良的人数超过一千人，包括大学里的教授。婴儿出生率急剧下降，死亡率不断上升，1946年的小学生平均个头还不如1937年。城里人成群结队到乡下寻找食物，层层脱下他们的衣物和其他财物以换取吃的，就像竹笋一般层层剥开，所以这种状态也叫“笋式生活”。为了生存下去，“在今天的日本，只有那些在监狱里的人才过着不违法的生活”。
贫困使许多劳动者变得激进。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普遍的受害者意识在日本社会落地生根，许多日本人都觉得自己是战争的最大受害者，因为自身的悲惨境遇远比帝国军队在遥远的异国对陌生人施行的暴行记录更直接、更看得见摸得着。战败的打击，激起了民众对现存权威的怀疑和公然愤怒，刺激了日本人对“根本的价值观的重估”，甚至激起了一种“亵渎先前所崇拜的，崇拜先前所亵渎的”彻底破除旧习的欲望。
日本人开始出现对天皇和天皇制的反思，接受天皇只是凡人的观念，一些强硬人士公开批评天皇应该为战争负责，要求他主动退位。同时期，日本出现十几个自称是皇位的正当继承人和天照大神真正子孙或化身的人，成为那个贫乏年代人们的消遣笑料。当时的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大多数国民而言，天皇在他们关心的视线之外，等于不存在，天皇在位与否，对他们来说都无关紧要了。
但是，保皇派不愿意天皇退位，天皇本人也不愿意承担战争罪责，更不愿意主动退位，特别是同盟国尤其美国过度担忧天皇退位对日本人的影响。美国人认为，废黜或是绞死天皇，将会引发全体日本人极大的激烈反应，杀死天皇，对日本人而言，就相当于对美国人来说，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占领军提交给麦克阿瑟的一份备忘录分析，如果天皇应为战争罪行受审，政府机构将会解体，大规模暴动在所难免。尽管他们被解除了武装，混乱和流血还是会发生，到时就必须派遣大规模的军队与数千名的行政官员。占领期将被延长，而且美国人会失去日本人的信赖。对天皇的这种评价成为战后美对日政策的基石。
麦克阿瑟表示，我绝不想在日本人心目中贬低天皇，因为通过他，有可能维持完全的统治秩序。华盛顿要求调查天皇战争责任时，他全力以赴为天皇辩护，他将天皇描述为“日本国民团结的象征”，并且警告说，如果天皇被起诉，日本将遭受极大的动乱、分裂，数百年都难以完结的民族间的仇杀，开明的实践将会停止，游击战将会打响，引进现代民主的所有希望将会破灭，而占领军一旦离去，被损害的大众中将会产生某种共产主义路线的强力统治。
麦克阿瑟声称，要想在混乱中维持日本的秩序，未来的若干年中，他需要引入数十万名行政官员，此外至少还需要一百万人的军队。麦克阿瑟用他世界末日式的夸张描述，向华盛顿重述了之前占领军提交的备忘录内容，这标志着日本国内认真考虑这一问题的终结。
于是，天皇在日本侵略行径中所扮演的角色，从未被认真追究，甚至连为以天皇名义或者在天皇准许下进行的暴力行为担当道义上的责任，都受到了美国人的劝阻。当天皇身边的人提出天皇退位的可能性时，麦克阿瑟也断然拒绝。占领军当局选择了不仅将天皇个人从以天皇的名义进行圣战中解脱出来，而且将天皇重新置于新生日本的国家中心。
天皇被占领军描绘为一位宽宏大量的和平使者，不仅以无辜的面目出现，摆脱了任何可作为战犯起诉的正式行为，还被打造成了近乎圣洁的人物，甚至对战争不负有道义责任，而他的全体臣民则承担相关罪责。最高统帅部、国际监察局以及大批高级战犯都充当了天皇无罪的辩护人，甚至在东京审判期间，担任首席检察官的美国人约瑟夫•基南公然通告其他各国的检察官，天皇是禁区，如果不同意这一点，那就“立马回国”。
本书作者约翰•道尔指出的：“假使一个以其名义处理日本帝国外交和军政长达20年之久的人，都不为发动和领导这场战争负起应有责任的话，那么，还怎么能指望普通老百姓费心思量这些事情，或者严肃的思考他们的自己的个人责任呢。”
事实也正是如此，莫说今日，即使战后的日本民众，也普遍缺乏对侵略战争的反思和歉疚，一些鬼子犯下累累罪行却毫无悔恨之意，甚至洋洋自得，日本至今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右翼势力沉渣泛起，难道不是天皇逃脱审判、躲避责任的长期反映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