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经》的整体观和局部观也可以视为联系论，既一局棋的前后左右是相互联系的，但《棋经》亦有其局限性，它没有讲到各种喻义相互之间的联系性和互动性，也没有讲到哲学概念的互置性。
明太祖善下围棋，几乎常胜，他很显然能够娴熟地运用各种哲学的辩证关系。如他在平张士诚时，徐达和常遇春都希望直捣士诚的国都平江，但明太祖却认为，湖州的张天骐、杭州的潘原明都是张士诚的良将，如果攻平江，他们一定会全力救援，而如果先攻湖州，士诚则不会全力援救。于是攻打平江，士诚率兵来援，结果在阜林被击败。这一场战役里具有选择性的学问，那就是先攻中央大龙还是先占边角的问题，显然，明太祖的选择是先攻边角，然后进军中央。
很多喜欢用围棋论兵法的人，其实没有能够深刻地了解围棋的奥妙，如很多人都持金角银边草包肚的论点，并时常举毛泽东主席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来相互印证。事实上，围棋这门局演，是辩证的，而不会是单一的，比如明太祖下围棋就先占天元位，而他在兴起时，占领南京，北有刘福通和大元，西有陈友谅，南有张士诚，他恰恰是在中央发展，除了东面是大海外，其他三面都是强者，没有他扩张的空间，但明太祖一样是赢了。
而在明太祖攻击张士诚的时候，他则另起一棋局，先边角而后中央，可见真正的围棋高手，是要因时因势而决定自己的策略的。就算是以毛泽东主席的策略而论，最初也不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而是抢占城市不成功，在中央腹地没有任何优势的情况下，才舍弃天元位而占边角的。所以很多用围棋中金角银边的论点来论证毛泽东主席农村包围城市为英明的文章，是出于对围棋局演之道的认知不全面才有的，是不正确的论点。
还以上面明太祖征张士诚的例子，除了中央和边角的辩证思维外，这个战例也体现了战略次序，也就是先后的差别。在这例子中，形势是随着先后中边的选择而变化的。
明太祖在回忆自己战胜陈友谅与张士诚时说，陈友谅军事强大，而张士诚物资丰富。当时陈友谅和张士诚都攻打明军，明太祖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先攻击谁，众将领都认为应先击弱者，但明太祖独持异议，他认为陈友谅志骄，而张士诚器小，志骄则喜欢多事，器小则没有远虑，如果先攻张士诚，陈友谅就会乘机进攻，那自己就会腹背受敌，所以他选择先攻陈友谅，结果顺利地除掉了这两个强敌。而在北取中原时，明太祖选择先攻山东，再攻河洛，兵马止于潼关而不进，因为那时候的扩廓帖木儿、李思齐、张思道都在那儿，他们是百战之将，如果逼急了就会联合作战，很不容易平定。所以明太祖选择先攻元大都，然后再西征。用明太祖的说法是：“吾欲先取山东，撤彼屏蔽；移兵两河，破其藩篱；拔潼关之守，扼其门户。天下形胜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势孤援绝，不战自克。鼓行而西，云中、九原、关陇可席卷也。”
在这个战略中，也是多种哲学的共同运用，比如张士诚和陈友谅的动向，这是形势，而攻击谁则有先后，先后次序又决定了敌人势的分合（先攻张则敌人势合，先攻陈则敌人势分），这其中还有强弱，虽然陈友谅看起来更强大，但如果从全局考量，先攻强的反而是弱的，因为先攻弱的会令两敌势合，势合则更强。所以，在这一个战略中，是有多种博弈哲学在相互变化和影响的。
又如与元军中丞蛮子海牙在采石决战时，明太祖命令常遇春多张疑兵以分敌势，这又可联系到围棋中的位形势，多张疑兵，自然是多占位，多占位的目的是让敌人相应占位，于是就分了敌人的兵，这就造成了敌人兵形的疏散，敌人兵形的疏散就令敌人的兵势变弱，所以围棋和军事中的位形势与分合、连断疏密是密切相关的，是相互转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