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我听同宿舍的大学室友说过，北京还叫做北平的时候是有城墙的，俗称内九外七皇城四，共计有二十座城门，其中一个是东直门。

我只亲眼见过两座北京城门，一座是从小在歌声里唱过，在图画课里画过，在报刊杂志里无数次看到过实景照片的天安门，另一座是很早便在香烟壳上认识的大前门，即天安门广场南端的正阳门。

当年在那张纸质印刷的北京市区交通图东北边缘角落里，我找到了东直门，按图上的比例尺估算，距离我所在的海淀校园十几公里。大学四年间，我未曾到过这个地方，那时的东直门在我心理上的距离，与千里之外的大兴安岭漠河或万里之遥的南非好望角同样陌生和遥远。

大学毕业，我离开北京去了外地，经年后偶尔出差回来跟同事去簋街啃麻辣小龙虾解馋，茫然不知胡大饭店向东一步之遥便是传说中的东直门，更不知这个名字是明朝永乐皇帝给起的。

2020年夏天，我回北京工作，公司参与投资建设的交通枢纽项目就在东城区，工地、写字楼和入住的酒店分别坐落在东直门立交桥的东北角、西南角和东南角，东直门成了我每天来来往往三点一线的坐标中心，工作中接触到各类营销文案中，都会或多或少夹杂着有关东直门的一些零碎历史图文资料，重新为我在心底逐步描摹出一个消失久远的城门印象。

对照明清两朝遗留至今的手绘地图，一年来，我每天从酒店到公司或者工地之间步行往返轨迹，仿佛不停地围绕着历史上存在过的那座城门，在城墙内外和护城河两岸之间来回穿越。

前些日子买了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做《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作者喜仁龙先生（Osvald Sirén，1879—1966）是一位瑞典学者，斯德哥尔摩大学艺术史教授。这本书出版于1924年，颇为详实地记录了一百年前北京古城原始风貌，特别是其中刊载的128张北京老照片，让读者可以直观生动感受到那段有烟火气的历史。

工作之余，我在网络上搜集了许多有关东直门历史的文章和图片，发现多数老照片都源自喜仁龙先生的这本书。如下在网络上找到的有关喜仁龙先生个人简介，摘自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朱良志先生2019年发表的一篇纪念喜仁龙诞辰140周年文章。

我买的这版《北京的城墙与城门》是人民出版社2018年翻印的。

从1918年到1956年，喜仁龙先生曾六次来访中国，短则停留一个多月，多则两年有余，与中国的学界和艺术界有着广泛联系，据说得到胡适、鲁迅、张大千、黄宾虹、梁思成等人的赞许。

自1921年开始，他获准进入紫禁城内进行参观和考察，给当时的颐和园、中南海、北海等皇家园林以及北京所有城门拍摄了几百张照片，为今人留下无比珍贵的百年之前北京风貌影像资料。

喜仁龙先生有关中国艺术的著述颇丰，著作就有《北京的城墙与城门》（1924）、《5~14世纪中国雕塑》（1925）、《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1926）、《中国早期艺术史》（1929~1930）、《中国画论》（1933）、《中国园林》（1949）等，其巅峰之作是七卷本的《中国绘画：名家与原理》（1956~1958）。

以下对照分享的九组照片中，黑白部分翻拍于他的《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彩色部分是我一年来用手机随拍记录的东直门周边环境照片，每张视角与位置与喜仁龙先生百年之前拍的老照片相近或相似，对比之下，可见这片土地在一百年间发生了怎样的天翻地覆变化。

第一组，东直门处的内城东墙

我拍过的所有照片中，只有上面这张是买了喜仁龙先生的《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后，按照着老照片的视角，在现场步行测量了几个来回，凭想象拍到的百年之后对比照片。右侧隐约可见二环地铁东直门站的西南出口。

第二组，东直门城楼门洞

这张老照片通过门洞所看到的无疑是向西内城里的景致，如果向东，视线迎面看到的应该是瓮城最外沿那座斑驳破旧的箭楼，不会那样通透一览无余。

彩色照片里，原本东直门城楼就在立交桥西端，位于上图中石油大厦（右）和来福士广场（左）之间，晚霞之下便是东直门内大街，向西笔直延伸，通向北京中轴线上的钟鼓楼。

第三组，东直门城楼正面

这张照片应该是喜仁龙先生在东直门内大街拍的，视角向东，透过门洞，隐约可见瓮城内的树木和箭楼基座墙体。

彩色照片视角与老照片相同，东直门立交桥西端矗立的这只巨大的青铜簋是仿制北京地区出土的西周时代伯簋，塑像的位置身后便是原先的城门，背后左侧正在建设的双塔和裙房是一个建筑规模达59万平方米的商业综合体，我工作的项目便是这里。

第四组，东直门城楼侧影

这张拍摄于东直门立交桥西北角的彩图，视角与喜仁龙先生的老照片完全相同。

第五组，东直门箭楼及护城河

这两张新旧照片几乎在同一个位置拍的，只不过当年喜仁龙先生大概是站在护城河东的岸堤上拍的，今天的我是在东二环辅路的人行道上，借着今夏雨后一洼积水，拍出近似当年的倒影。

第六组，东直门南侧全景

上两张照片的视角应该完全一致，我的相机位置比喜仁龙先生当年距离城门稍远一些。天空中，白云如巨龙盘桓升腾，脚下的二环路便是沿着当年北京城墙和护城河修建的。

第七组，东直门箭楼及改造后的城台

老照片左下角隐约可见百年之前的环城铁轨，民国初年修建铁路时，在东直门这段穿瓮城而过。

上图穿黄衣骑行者的位置近乎喜仁龙先生当年拍照的机位，只不过他的位置要比骑行者的位置高一些，从老照片的视角判断，喜仁龙先生当年应该是在瓮城西南角的城墙上拍的。远处一排轿车便是昔日的箭楼所在的位置。

第八组，东直门护城河里的白鸭

我不清楚喜仁龙先生拍的白鸭游在东直门护城河里哪一段，从画面分析，既然视角位于河水中央，可以理解为要么站在城门的桥上，要么站在瓮城临水一侧，视角不知朝南还是向北。

上面这张拍摄于人行天桥的视角应该与他相似，只拍了向南的一段，今天马路上摩肩接踵南来北往的车辆，远比当年河里戏水觅食的鸭子多。

第九组，东直门外护城河景色

以上两张新旧照片的视角虽完全不同，所反映的却正是护城河百年前后的不同面貌。彩照是在我办公室向东南拍的，远处可以看见朝阳区CBD那座顶天立地的中国尊，脚下是填平了昔日的护城河以及拆去城墙所修建的东二环路，满目秋色里，百年巨变似乎就在镜头切换的一瞬间完成了。

喜仁龙先生在一百年前拍摄北京时，古都已经建成了环城火车线。我在北京铁道博物馆看见一张《京师街道并环城铁路图》，可见东直门瓮城已经南北两侧破墙通了铁轨。喜仁龙先生当年的视角多在对古建筑美学的关注，镜头有意无意躲开了城墙下的铁路和穿行的火车，让现代文明的烙印从画面中弱化到近乎消失。

北京铁道博物馆展厅里有一组民国初期环城铁路照片，原作拍摄于1916年，其中的四张照片是东直门车站，博物馆没有给这四张照片标明摄影师的名字。我翻拍的以下四个画面上清晰可见铁轨和车站平房，最后一张是行驶中的火车客车，算是给喜仁龙先生的照片做个完整的补充。

东直门的历程艰辛而漫长，从最初元朝兴建的元大都东垣崇仁门开始，到后来的明朝洪武年间，赶上朱元璋勤俭持家继续带兵打仗消灭元朝残余势力，几十年里将就着修补沿用老城门，明朝永乐十七年(1419年)再次修葺，改称沿用至今的名字~东直门。明朝正统元年(1436年)重建城楼、瓮城、箭楼、闸楼，正统四年(1439年)竣工，大格局应该是此时确定下来的。明朝成化九年城楼曾引发一场火灾，火灾后重修。

满清入关后打包一揽子承接了明朝家底，嘉庆三年(1798年)再次重修城楼，目前我所能查找到的百年之前有关东直门的老照片应该都是从此以后的留影。

始建于1267年的东直门城楼在风雨中飘摇了648年后，迅疾走上消亡之路。民国政府1915年因修环城铁路拆除瓮城和闸楼，1927年箭楼被拆除，箭楼台基在新中国后的1958年被拆除，1969年，东直门城楼被彻底拆除，北京古老的城楼连着城墙在702年里完成了轮回，尘归尘土归土。

不得不说昔日的城墙和护城河，为后来大开挖建设环城地铁和地上铺设二环路留下了难得的先天条件。现在的北京环城地铁2号线与民国初年的环城火车几乎完全重合，只有地上地下的差别。

今年中秋前夜，我在工地双塔之上俯拍了后面这张东直门桥全景夜色。有着七百年历史的东直门城楼、瓮城、箭楼和闸楼原本坐落在正中央的立交桥上。

百年之前，喜仁龙先生在他的《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书中叹息：“再多的忽视和草率对待，也比不上铁道及各色附属建筑对北京城墙与城门风格和美感的破坏。”如果喜仁龙先生能够看到今日东直门桥和二环路上滚滚车流，四周高楼耸立万家灯火，面对眼下的景象，不知他会作何感想。

我以为，历史没有假设，只有结果，给后人遗存的多与少取决于当时人们对生存环境的适应和面对发展的选择，所有文化传承终须在现实面前做出取舍。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人们对美好生活和现代文明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