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羡慕有急才的人。他们做起事情来，风风火火，顺理成章，得心应手，毫不费力。就拿写作拿说吧！我就像个孕妇，从受到触动到一篇文章呈现在读者面前，我独自受过了许多煎熬和阵痛。就拿观老电影《阿Q正传》来说，我感觉特别沉重。第一天在本子上涂抹。第二天推翻第一天的文字，又写了一篇，还是不满意。第三天，我仍然感觉沉重，所以我还是交了白卷。第四天，我感觉开阔了一些，打开电脑用一个上午定了稿。当我点击群发，多日来纠结终于得到了释脱。
正如谁说的：“作家的成功，只能维持一天”。可，作家的失败，可能好几天或好几年呢！
我知道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大家不爱读我写的这么些严肃的东西。读者们一波一波的弃我而去。百来号人，打开阅读的10个手指头数的过来。面临我历经阵痛和煎熬专心生产，却供大过求（可以说濒临泄销）的惨况。多少次，我心灰意冷，想要放弃。但我知道，一旦像我这样的人都放弃了，都妥协了，都屈服了，整个民族就会进一步陷入更深的漩涡。
我不是大家想像的那种天真的想改变世界的人。我没办法做所有的事，但我拼尽全力做一些事。用电影《垫底辣妹》中的台词来说，我想做一个为别人（更多人）的未来，拼命努力的人。我希望因为我的努力，周边的人更美好一点（人情味，体现在彼此不认识的人之间——柏杨），我爱着的这个国家能有一点点不一样。
5千年来，我们的很多劣根性仍然根深蒂固。从小大人们就孜孜不倦的嘱咐、告诫、勒令孩子们“听话”。养成他们对权威服从、忠心或表演顺从的习惯。自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被推崇以来。权，就是法。违背了道家的人性的自由和解放。更与墨家的“平等”与“兼爱”背道而弛。
儒家强调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直接导致了人民放弃了争取自己应得权利和保障的自由。在其位的，自己监督自己。以法治国，只治无钱无势的平民，不治他们自己。
西方的孩子，从小被鼓励，挑战权威，质疑权威。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勇于冒险和探索，不趋利避害。而咱的孩子，从小就被驯化成“听话，服从 ”的人。
时至今日，人们仍然将“金榜提名”，当成荣华富贵的代名词。多少父母沾沾自喜、洋洋自得，母（父）凭子（女）贵，高中时来一次首站告捷，呼朋唤友庆祝一番。我很少听到中国有哪个父母，让子女去考公务员，是为了服务，为人民做事的。也鲜有听着，父母告诫孩子们，更高的职位，就要贡献给他人更多，对他人的服务心和责任心应该比过去更大。
国人爱将有钱和有权，当脸面。谁家盖了新房、买了新车，就将他们当榜样。根本不思考和追究这钱来路是否正当。咱不爱崇拜人品，爱崇拜名利。
我觉得正是这种为了自己、为了自家的教育方式，滋生了钱理群老先生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进而直接纵容了贪官腐败。
今天大量的青年，一出校门，直接投身于谋生。泰然生活在“安全区”。根本没有时间和能力，去思考自己所受的教育的众多弊病，他们已经成了别人的父母或老师。导致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才大量的耗损。
我很讨厌“中国国情，没办法”，将自己身为公民的义务推脱的一干二净的态度。
在所有人都在房地产领域大把大把捞钱时。徐莉玲（台湾）女士，却将市中心的整栋楼，用了挖掘、培养、推动台湾本土的文创产业。她说服了很多商人和企业家，出资出力。将走访很多偏远的地区，很多不为人知的艺术家、创作者，推向国际舞台。（自己家的人才，生存不下去，就会跑到国外去。为别的国家做贡献。）她一边扶持这些本土人才，一边将这些美学和创作知识和思维，普及给学校的孩子们，作为启蒙和熏陶（经常用大客车，将创作者拉到学校去。或和学校交涉，将孩子们接来看展览）。
台湾的文化和创意发展的如此快，是因为台湾有很多人。身体力行的营建这种文创的生态。每个环节的人，都尽心尽力的贡献自己的力量。哪怕像张小燕、王伟忠、赖声川、蒋勋、林怀民这种日理万机的大师，他们都会被徐莉玲请去，给年轻人、孩子们授课。
徐莉玲说过一句话让我很感动：“我愿意躺下来，给年轻人做桥。我希望他们通过我，走得更远，看的更远。”
同样是中国人，怎么就天壤之别呢？
我不是野心家，试图改变世界。我追求的不是某个人100%的奉献（这个人受了打击“死”了，奉献就消失了），而是希望启发每个人都能从1%开始奉献。
我不是一个乐观的人。我常常有一种无力感。
我也会经常觉得自己在做着徒劳的事。我一次又一次的嘲笑自己，怀疑自己，又一次又一次的让自己，再坚持一下，再做多一点。
幸亏
有你
你
是风
我不曾见过你
但我知道
当我步履维艰
你在我身后
补给我予信心
继续爱
继续前行
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