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标准答案是“是”。戚继光，民族英雄，戚家军，百战百胜，倭寇闻风丧胆。教科书上是这么写的，民间故事里也是这么传的。但历史有时候比故事麻烦得多——它不肯老老实实地按照英雄剧本走。
先讲一件荒唐事。
1523年，明朝嘉靖二年，日本两个大名的使团先后到了宁波，都想来做朝贡贸易,因为来朝贡有大便宜可以占。一个是大内氏，一个是细川氏。两家本来就有旧怨，到了宁波之后，因为勘合真伪的纠纷，矛盾一步步升级。据《明史·日本传》记载，大内氏的使团首领宗设谦道与细川氏的副使宋素卿发生冲突，“宗设愤不平，与瑞佐当场相斗”。宗设杀了宋素卿，烧了嘉宾堂，抢了武器库，然后从宁波杀到绍兴，再杀回宁波，沿途大肆劫掠。明朝派兵弹压，一交手，估计日本人自己都不敢相信：大明朝的军队，竟然烂成这样？，也就是个三百人的使团，他们杀死了明军中级别最高的是备倭都指挥刘锦，而且全身而退。
朝廷震怒之下，废止了朝贡贸易，实行更严厉的海禁。明朝军队赢弱不堪的消息传回日本，日本国内正值战国乱世，破产的武士和浪人越来越多。这些人很快算清了一笔账：在日本打仗也是打，跑到中国抢劫也是打，何况大明东南如此富庶，明军又如此孱弱。所以纷纷加入海盗的队伍，到中国东南沿海抢劫。
果然明朝的军队不堪一击，举一个例子，史料记载嘉靖三十四年，六七十个倭寇从绍兴上虞县上岸，一路长途奔袭，竟然打到了南京城下。这股倭寇与官军周旋了数月，杀伤四千余人。六七十个人，杀伤了四千多官军。这个数字放在今天，怎么想都觉得不可能。但它就白纸黑字地写在明朝人的书里。
这时候，戚继光出场了。
他目睹了明军的腐朽，决心另起炉灶。在胡宗宪的支持下，他去义乌招募了四千名矿工和农民，按照自己的方法严格训练。戚家军成军之后，从浙江打到福建，打到广东，再打到今天的越南北部，胜率几乎百分之百。仅平海卫一战，就斩首倭寇两千六百二十二级。明朝重臣叶向高说：“夫国家所患，南倭北虏耳，继光破倭于南，御虏于北，自正嘉以来推名将者，孰不以继光第一。”这话不是瞎吹。戚继光确实能打。
但问题在于，倭寇不是杀得完的。
倭寇鼎盛时期有十几万人，而戚家军满打满算不过两万六千。戚继光再能打，一个人砍多少颗人头？更何况，那些所谓“倭寇”里，真正的日本人只是少数，大部分是沿海的中国人。他们为什么当“倭寇”？《明史》说得直白：“闽人资衣食于海，骤失重利，虽士大夫家亦不便也。”靠海吃饭的人，朝廷不让他们下海了，他们吃什么？喝什么？制度不给他们活路，他们就自己找活路。海禁越严，下海的人越多；下海的人越多，朝廷越要禁。这是一个死循环，不是靠打仗能解开的。
这个死循环最终是怎么解开的？不是靠戚继光的刀。
1567年，嘉靖皇帝驾崩，隆庆帝登基。当月，福建巡抚涂泽民奏请开放海禁，获得批准。朝廷在漳州月港设关，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这就是“隆庆开关”。此后，海外贸易从非法变为合法，沿海百姓有了正当营生，谁还愿意把脑袋别在腰带上当海盗？《明史》的记载只有五个字：“倭渐不为患”。那些曾经让朝廷头疼了几十年的“倭寇”，就这么凭空消失了。不是被剿灭的，是被一道政策送走的。
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老百姓没有那么想当坏人。当制度给出一条活路的时候，绝大多数人会选择走那条活路。而当制度把所有的门都堵死的时候，他们只能去砸墙。这不是道德问题，这是生存问题。
可民间叙事从来不愿意这么讲。
民间喜欢的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大英雄，本领高强，忠心耿耿，带着一支神兵天降般的队伍，把那些凶残的、面目狰狞的“倭寇”杀得片甲不留。从此海波平静，百姓安居乐业。坏人死了，好人活了，世界变好了。这个叙事多干净，多解气，多让人安心。
这个叙事里，最坏的家伙不是那些贪官，不是那些吃空额的军官，不是那些参与走私的士大夫，也不是那个只顾炼丹修道的嘉靖皇帝。最坏的是“倭寇”。他们背了所有的锅。英雄清除了外敌，世界就好了。至于制度是不是出了毛病，政策是不是有问题，人性是不是有弱点——这些东西太复杂了，太麻烦了，也太让人不舒服了。人们宁愿相信一个简单的英雄故事，也不愿面对一个复杂的制度困境。
人总喜欢把问题推到外面去——推到一个“外敌”身上，推到某个具体的人身上。仿佛只要消灭了那个外在的敌人，一切就都好了。却不愿意承认，很多时候问题就出在自己家里，出在那套运转了几百年已经锈死的制度上，出在人性的自私、短视和怯懦上。
戚继光是个了不起的军事家。但他的功劳被放大了，放大到遮蔽了真正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