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四，依然不动。中午1:30，太阳照在阳台上，泡一杯绿茶，听着佛乐，翻开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跟着苏东坡一起去旅游。
余光中曾经说过，若要与古人结伴旅行，他不会找李白一起，李白狂傲，不负责任；他也不会找杜甫，杜甫很丧，一生太苦；他说要找就找苏东坡，他是一个能让一切变得有趣的人。
也只有苏东坡，一身才气傍酒肉，超然与现实集一身。 他能写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空明玄理；也能写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人情世味。
苏东坡是一千年来中国人无比崇敬热爱的大文豪。他的一生，文章名动天下，仕途却历尽艰辛，但始终未改乐观天性。其秉性融儒、释、道于一体，在艺术方面造诣奇高，精通诗、文、书、画、词。
2000年，法国《世界报》评选出12位“千年英雄”，苏东坡赫然在列，而且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世界报》副主编说：“苏东坡入选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有一个自由的灵魂。
苏东坡更是迄今习主席引经据典最多的一位诗人！
苏东坡一生仕途坎坷，命运多舛，自应试及第离开故乡眉山后，几度贬谪，官海浮沉，从开封、杭州、黄州再到杭州，直至广东惠州、海南儋州，辗转南北，足迹遍布十余个城市。我通过阅读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和祝勇的《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更加清楚完整真切地了解他一生的荣辱繁华。结合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来谈谈他影响深远的四个重要城市（湖北黄州、浙江杭州、广东惠州和海南儋州），看看他是如何将为民勤政的实用性与文学艺术底蕴下的城市美学有机结合。
“一蓑烟雨任平生”
公元1079年，在湖州，苏东坡的才华与政绩，被朝廷上的小人嫉妒，那个写《梦溪笔谈》的沈括，表面上与苏轼叙旧，实则当卧底，拿走了苏轼的诗集，逐条批注，然后上书指责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就这样，苏轼被双规了，与此相伴的，是残酷的审问，还有狱卒的侮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在深井一般乌台监狱里呆了130天后，由于挺身为苏轼说清的人很多，终免于一死，被贬至黄州，任团练副使（类似民间的自卫队对长），那年他43岁。 黄州是我的家乡，那里有著名的黄冈中学，我高中三年曾在那里度过，我很喜欢高中就有着如大学一般开放自由的氛围，也喜欢兢兢业业各有千秋的名师，更喜欢刻苦认真多才多艺的同学。
我们学校离苏轼写《赤壁怀古》的东坡赤壁走路大约十来分钟，那时我们文学社组织赤壁怀古，回来大家纷纷作文，收集成册，至今我仍保存着。 苏轼到了黄州，一时无处落脚，只好在城中的定惠院暂居。抬眼，见杂花满山，竟有海棠一株。
海棠是苏轼故乡的名贵花卉，像黄州这么偏远的地方，没有人知道它的名贵。这独一株茂盛而孤独的繁华，让他瞬间看到了自己，吟出了“江城地瘴藩草木，唯有名花苦幽独。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的诗句。
花开花落，风月无边，可以抚慰脑子，但不能安抚肚子。
苏轼的俸禄，少得可怜。苏轼在城东找了一片被荒弃的土地，自称为“东坡”，“东坡居士”由此得名。他开始煽风点火，尝试着做一个农民，买来牛、锄头、水桶、镰刀，日复一日的耕作在眼前的天然大书。在这具体的艰辛里，“尘满面，鬓如霜”；在烈日下的麦田里，成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当芒种一过，麦子成熟，苏东坡用他艰辛而诚实的劳动，把大自然的精华萃取出来，从而获得了心灵的自由。
此时，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里大名鼎鼎的苏东坡，才算正式出场。 贬官黄州后，达到了自己词作质量的高峰。他摈弃了华词丽句，那些看上去质朴平静的文字，却蕴含着强烈的生命力度，他真正提升了宋代精神的品质，他的诗词、散文、书法，皆可雄视千年，为宋朝代言。而他诗词里的那份幽默、超拔、豪迈，别人是学不来的。谁想学，得先去乌台坐牢，再去黄州种地。
于是，黄州，这座山重水远的小城的意义竟发生了奇特的转变。对于苏东坡而言，它不再是个困苦的流放之地，对于黄州来说，苏东坡也不再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天涯过客。他们彼此接纳，彼此成全，成为对方历史和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当一个丰盈的生命与一片博大的土地相遇，必然会演绎出最完美的历史传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公元1089年，因对腐败现象的抨击，请辞外放，去杭州做太守，相当于今天的杭州市市长。与汴京相比，这只是一个美丽宁静的小城。住在凤凰山的苏东坡，每天早上推开窗子，向南看，是一泓江水，向北望，则是一潭西湖。在这山环水绕、云抱烟拥的城，苏东坡如入梦境。一次，与朋友在西湖上饮酒，一开始天气晴朗，不多久竟下起雨来。于是写下著名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东坡的一生，不知为杭州写过多少诗。这些诗，构筑了那个年代的“城市文学”。他诗词里的杭州，既有盛世的风度，也有平民的温度。 苏东坡在杭州最有名的业绩，恐怕就是西湖上的苏堤了。学者康震说：“拯救西湖，这是一次民生的拯救，也是一次文学的拯救。”
苏东坡通过各方渠道筹措钱款，发动居民疏浚西湖，把淤泥和湖草堆在湖的西侧，筑起一道长堤，横跨西湖南北，将西湖分为里湖外湖，缩短了西湖南岸与北岸之间的交通距离，这就是著名的“白堤”，并在桥上种植桃花和柳树，形成今天看到的一株桃花一株柳的美景，西湖十景中的“苏堤春晓”说的就是杭州春天美如烟的景象。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是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产物。蒋勋在《苏东坡的作品》中感叹：“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期待我们的政务官，就是除了爱民如子之外，他还懂得美”。 刚刚治理了水患，瘟疫又来袭杭州，成百上千的民众在疫病中战栗和死亡。
此时，苏东坡意识到，一剂良方，比一千首诗词都更有用。曾在黄州获取的发毒誓绝不传人的秘方，面对汹涌的死亡，苏东坡毫不犹豫贡献出来，并自费采购药材，煎熬汤剂，“不问老少良贱，各服一大盏”，我们已无法统计，在那一年，有多少杭州人，因这一剂药方而得以重生。而苏东坡，就是为黎民百姓再造生命的那个人。 东坡肉不是东坡的肉，而是东坡发明的肉。
现在，惠州的东新桥、西新桥、朝云墓和苏堤等已经成为永久性的文化景点与民心工程。 我毕业后就来到深圳工作，中间去过几次惠州，惠州西湖每每让我留恋往返，朝云墓我也去过。
苏东坡一生钟情，但不好色，陪伴他一生的有三个女人，其中结发妻子王弗走的早，在原配离世十年后，他还写下著名的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这样重情重义的男子，这样冰清玉洁的文字，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
公元1097年，苏东坡在惠州潇洒从容的生活让朝廷上那帮政敌颇为不爽，于是一纸诏书，将苏东坡贬到更加荒远的海南岛。苏东坡知道，此生不能回到中原了，交代好后事，和家人告别，只有最小的儿子苏过相随。年轻的苏过，非常理解父亲安贫乐道的精神，他在书法和绘画方面的造诣也是极高的。
那段日子里，父子二人以诗文唱和，情深感厚，情趣相得。 那时的海南，连猪肉也没有。很快，他发现生蚝的妙处，就是现在炭烧生蚝的做法。 苏东坡喜欢写书法，但没有墨。他自发创造了墨汁，用树枝烧成灰，再混合牛皮胶，就成了墨。 当时的海南岛差不多聚集了苗、黎、汉等差不多二十多个少数民族，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苏东坡带领大家一起种田，并托人从中原地区带来了各种谷种，还把曾在黄州发明的插秧机，再一次造起来，供大家使用，这便是海南岛第一个插秧机。
苏东坡看到当地人长期饮用河水而经常生病，就带领大家挖了当地的第一口水井，后人为了感念苏东坡，便取名为“东坡井”，直到现在，这口“东坡井”都在陪伴当地人成长。 苏东坡还亲自当起了医生，开办了海南的第一家医院。 苏东坡发现当地的文化比较落后，自发做老师，筹集了一个茅草屋，取名为“载酒堂”，这也是海南历史上的第一个学堂；在当时，不光是儋州本地百姓，海南其他地方的许多人也都慕名而来，听苏东坡讲学；后来“载酒堂”经过历朝历代的不断重修和扩建，成为了现在的“东坡书院”。而海南历史上的第一个举人和第一个进士就是大文豪苏东坡的学生，从这里走出去的。
虽然苏东坡在海南短短三年的时间，但却让儋州变成一个书声朗朗，众人仰慕的文化中心；而海南的“第一块墨、第一个插秧机、第一口水井、第一家医院、第一座学堂、第一个举人进士”都是因苏东坡而起，都记录着苏东坡和当地人深厚的友谊和感情。苏东坡在海南的三百首诗中，更是记录了海南的气候、物产、风俗等等，都给后人留下了很大的参考研究价值。现在想来，也难怪苏东坡说“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他为海南贡献的同时，更是投入了自己诸多的感情。
现如今，大家都喜欢带孩子去三亚旅游，如果你也刚好去了三亚，不妨坐个环岛高铁，去儋州，那里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坐落着当年的东坡书院，里面讲述着被贬海南是苏东坡人生最后的辉煌，他在海南创作了上百首诗词，还创作了论文、书信、杂记等体裁的文章。对于海南来说，苏东坡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开拓者；对于苏东坡而言，海南是最后的暮年生活，也是人情不恶的故乡。
苏东坡从的家乡黄州出发，然后到我家乡旅行去杭州，再到我毕业后来深圳工作，后来有了孩子带孩子去三亚旅游，来描述苏东坡人生的轨迹。
在林语堂看来，苏东坡不仅是大学士、大文豪、多才多艺的人，还是一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一个中国人一提到就会引起亲切敬佩的微笑的人。他这种豁达的精神也一直鼓舞着我，他给予那个时代的，比他从时代中得到的更多。这也是我想从他身上学习的，有了这样的见识，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苏东坡传》这本书告诉了我们：乐观的心态是成功之源。
在人生的路上会遇到各种挫折，需要我们积极乐观的去面对。一个人没有经历过悲欢离合，就不可能懂得人生的意义。
正如林语堂先生在书中最后所言：“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20201,29初五于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