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法源寺是离我家最近的寺庙建筑，在北京宣武区闹中取静，夏天是清幽的古刹。谭嗣同，康有为是我近几年没有涉猎的历史学科里的人物。《北京法源寺》的话剧站在唯心史观的上帝视角，娓娓道来戊戌变法前后的故事。这是一次大胆又悲壮的伟大尝试，因为从商鞅变法开始，古今中外成功的变法只能借鉴不能抄袭，仿佛一台巨大的交换机，输入新政，用当时的社会情况，旧党权力的空隙，列强，军阀，还有一点天意，输出变法的成果，像日本，英国，俄国最后的成功，像中国这样的失败。人是变法的主导者，也是失败的承担者，“戊戌六君子”的出生时间，地点各不相同，但全部在1898年9月28日就义。有人说在菜市口附近建立湖广会馆是因为当年砍头杀人太过血腥，所以让天南海北的人都来这里走动，带走一些阴气。
我总觉得知识分子天真，大胆，学习能力强。魏源的《海国图志》，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等。他们希望通过获得实权领导变法改变国家，但大部分人也没有跳出读书人出仕做官的思想局限。他们和晚清一部分官员有着极小部分的同样追求，是挽救大清，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是继续维持统治，让人民重新温良恭俭。可惜他们熟读八股，却不通晓中国几千年积累形成的人情社会，国家机器在君主专治中央集权已达到顶峰的前提下不会倒行逆施，网开一面。腐朽但等级森严的机制可以运行几百年如一日的不会出错出乱，可以改良，改革，但如果大变，天下大乱。
所以失败是必然的，因为这是一群初出茅庐的官场年轻人，在对抗数千年的封建体制浸染下的专职官僚。谭嗣同说中国的变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为变法流血牺牲的人，所以他愿意来做第一个牺牲的人。谭嗣同就义时年仅33岁，话剧里他年轻时在法源寺讲道，去世后棺椁也停靠在这里。戊戌六君子其他五人有的安葬老家，有的爱人一起殉道。他们的变法，为后世中国的现代化和思想解放，推动农耕文明转换到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实业经济做出了贡献。
话剧的开始是1921年，普净方丈和小和尚说，去给老方丈和义士上一炷香。1921年是民国十年，距离清朝灭亡过去了9年，新政中的君主立宪没有实现，但清王朝用退位诏书的方式作为妥协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自戊戌变法后，以慈禧为代表的晚清政府继续残喘了十几年。李鸿章，张之洞作为王朝末期的裱糊匠苦苦支撑，操控羸弱的巨人，试图抵御外族的干扰和侵略，他们也力挽狂澜，最终结果和戊戌变法一样失败。
法源寺门前的贩夫走卒，引车贩浆，自古有之，光阴流转，谭嗣同想以一己之力唤醒的四万万同胞，多少人命丧后面三十多年的战争纷乱中，他们把头埋进土里，苦苦刨食，无暇顾及政局更迭。孔孟之道，程朱理学作为封建统治者的思想控制工具，牢牢抓住了读书人的精神命脉，意识形态更是高高在上，吃饱饭人讨论的问题。任何变法，新政惠及百姓需要许多时间和条件，中国同胞值得被拯救，因为他们组成了中国。他们很难被救赎，因为无论是文景之治，还是康乾盛世，只不过是普通人不再吃树皮，生存同样艰辛，因为艰辛艰苦，所以不会反动。天真是知识分子无法改变的底色，他们在学堂中，他们在新世界快速的发展中，他们研究技术，而非权斗，他们哀民生之多艰，却拿不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他们奋力拨开被黑暗笼罩的天空，用生命推动社会微小的进步。
我如置身于百年前，一定是四万万分之一，现在也是出现消失没有任何波澜的芸芸众生。没有意外，我是最安全的，是任何政体，任何改革的被动承受者。我是有思想的，我看得懂善恶两级，看得懂推动社会发展的先驱者，也是殉道者。我不能以今天的结果否定从前失败的尝试，习大大说，不能以后三十年否定后前三十年，因此我对敢于撕破黑暗，不做沉默羔羊的勇士，致以敬意。
法源寺离历史故事也很近，以后我可以常来这里坐坐，看看古树古寺，听听晨钟暮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