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欢一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曾反复看过很多遍，每一遍都有不一样的发现和思考。在剧中，汉东省政法委书记高育良的腐败可以说始于一本书——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
这位高书记本是难啃的铁板一块，他不贪钱货（他要的是一种接近于无限大的权利，而金钱是处于权利控制之下的），亦不贪美色（至少不是同剧的陈清泉那种类型）。直至有心之人发现他喜欢研究明史，尤其喜欢《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于是就精心培训了一位美女高小凤，让她速成为明史“专家”。在一些设计和安排之下，高小凤接触到了高育良并且与他谈论起了对《万历十五年》的“深刻理解”，高育良听后大为赞赏，颇有刮目相看之意，自此一步步落入了美人陷阱，甚至选择与原配离婚，同高小凤秘密结婚生子，走向了腐败的深渊。而极具讽刺意义的是，被他抛弃的原配妻子，正是一位明史专家，一位历史系教授。我以为，吸引高育良的绝不是一个对自己喜欢的领域颇有理解的头脑，更不是单纯的美艳外表，而是二者的有机结合，美貌和学识单出未必有用，一起才是王炸。
可以说《万历十五年》就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被带火了，而它也是一本值得反复推敲的书，可读性很强。
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这一年四海升平，纵是气候有点反常，也只是小灾小难无关宏旨，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然而这一年在我国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虽然表面看来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的机缘。
书中叙述的人物，甚至是许多小人物，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问题的症结明显已非个人原因可以解释，而是当时的制度——以道德代替法制，已至山穷水尽的地步，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是牺牲品。
法制代替德治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只有法制能让一个国家走得更远。
1、这位不平常的皇帝，他对讲官接二连三地影射批评自己，另有报复的妙法，即“一脚踢到楼上”——这些尽忠的讲官经常被升迁；其所任新职，则十九又在边区远省。
2、本朝治理天下，礼仪所起巨大的作用，已略如前述。皇帝一人而君临天下，具有最高的权威，实因天意之所归。天意必须通过亿万臣民的信念而体现出来。皇帝和他的大臣，经常以庄严美观的形式举行各种各样的礼仪，又为巩固这种信念不可或缺。无数次的磕头加强了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意义；而他亲自主持各种礼仪，更表明他也同样受上天的节制，即受传统的道德所节制。儒家经典的教条愈简单平淡，就愈要加强学习，接二连三地听来讲去，借此加强我们理智的主宰。就是皇帝的亲耕，看来有很明显的象征成分，但象征不一定就是虚伪。如果所有参加典礼的人都相信这种象征，而决心以行动促其成为现实，这又是何等壮大的力量！
3、信念既失，疑窦既生
4、我们的政事，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
5、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虽称公仆，实系主人；有阳则有阴。（阳：伦理道德。阴：贪心私欲。）
6、庞大而历史悠久的帝国，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之下，仅凭惯性的作用也可以使这个王朝继续存在若干年月。
7、提出问题的人自己也未必有寻根究底的决心，而只是利用这些问题作为控诉的口实，把食指指向反对者的鼻子，借此在党争中取得主动。
8、其后他的懒名一著，臣僚们就谁也记不起他当年的励精图治：命令大学士把各朝实录抄送给他阅览，经常和内阁学士讨论历史上治乱兴亡之迹，甚至在炎热的夏天亲临观看官兵的射箭比赛而使陪同他的宦官有好几个人因为溽暑而晕倒。但目前既已如此，过去的一切就统统不在话下了。
9、他身上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没有人可以做出确切的答复，但是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那么1587年丁亥，亦及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线。现在要回到本书一开头所说的，这一年表面上并无重大的动荡，但是对本朝的历史却有它特别重要之处。
10、当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不能平衡，冲突激化，以政治手段调剂无效，通常就会导致战争。有时候严重的天灾造成大面积的饥荒，百姓面对死亡的威胁，也会铤而走险，诉诸武力。但是我们帝国的文官，则一贯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如果事情弄到动用武力，对他们来说就是失败的象征。他们具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及上自国家，下至个人，不能把力量作为权威。
11、然而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
12、在抗倭战争中功绩最为卓著的戚继光不光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将领，而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他的天才的将领。他所以获得成功的要点，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他看清并适应了当时的政治，而把军事技术作为必要的辅助，这是在当时的环境里唯一可以被允许的方案。至于在一个以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之内，谁想要极端强调军事效率，提倡技术的发展，而导致军人和文官的并驾齐驱，哪怕他能举出无数动听的理由，在事实上也是绝对办不到的。
13、文官集团只能有一种传统的性格，而由于这个集团是本朝实际上的统治者，它就必然会以自己的性格作为标榜，而责成全社会向它看齐。俭朴本来是一种美德，然而在这种条件下提倡俭朴，充其量也不外是一种手段，意在使行政问题简化，以适应政府本身的低能。
14、“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富家的没落和贫家的兴起，其间的盛衰迭代、消替流转乃是常见的现象。但这种个别成员之间的转变无碍于整个阶级的面貌，社会依然稳定地保持着剥削和被剥削这两个集团。海瑞的干预土地所有权，其伦理上的根据和法律上的是非姑且置之不论，只说他以个人的力量，只凭以不怕死的诤谏得来的声名作为资本，而要使整个社会机器停止转动，也就无怪乎不能避免“志大才疏”的评语了。
15、一个君子何以有志于做官，海瑞的回答是无非出于恻隐和义愤。他看到别人的饥寒疾苦而引起同情，同时也看到别人被损害欺压而产生不平。在君子的精神世界里，出仕做官仅仅是取得了为国家尽忠、为百姓办事的机会。一个人如果出于牟利，他可以选择别的职业，或为农，或为工，或为商。如果为士做官，则应当排除一切利己的动机。
16、皇帝的朱批同意吏部的建议：“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这些文件由给事中官署抄录公布，就等于政府公开承认了自己的本身矛盾。为什么可以镇雅俗、励颓风的节操偏偏成为当局任事的障碍？可见我们帝国的政治措施至此已和立法精神脱节，道德伦理是道德伦理，做事时则另有妙法。再要在阴阳之间找出一个折衷之点而为公众所接受，也就越来越困难了。
17、历史学家检讨过去的错误以作将来的警戒。但同时也要忠告读者，保全有价值的事物。
